@ekbfbxk 谢林主观唯心纯鬼扯,比康德问题更大。康德好歹承认有物自体(虽然只是出于逻辑上的必要预设),亦即承认主体之外有个客观世界,谢林就完全主观呓语,癔症晚期。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处于时空和因果之中,但又不得不从逻辑上预设“物自体刺激主体感官”这一认识论观点。尽管康德的本意是探讨认识论,悬置本体论,但是当把认识论推到极端处时,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触碰到本体论,藉此,作为认识论的“物自体刺激主体感官”这句话必然同时意味着一种本体论观点。但是,无时间的物自体世界是怎么产生出有时间性的主体认知范畴的呢?康德只能从逻辑上回应说“这一点不可究诘”,以回避实际问题。因为但凡触及这一“刺激过程”,这就必然预设了运动和作用是先于主体的存在而存在的,而这有悖于康德哲学的逻辑范式,即运动和作用是主体的表象。由此我们看到,由于悬置了本体论的追问,而只做认识论的思考,康德为了严格遵循自己认识论的范式框架,保障逻辑推演的绝对一贯,他多么狼狈地逐渐把自己的语言逼到了死角,以至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越来越沦为一种脱离实际意指的空洞符号,造成了语言的空转。“无时间性的物自体刺激主体感官”:康德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吗?他真能搞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只是康德被自己的认识论框架所逼迫,就像一叶孤舟被茫茫海潮所推运那样,他不得不做出如此窘迫的语言表达。“没有时间性的物自体世界刺激主体感官”:这句话完全不像“苹果在桌子上”那样,对应着现实中的事物,而纯粹是理性推论的概念幻觉。康德哲学出发点是悬置本体论,但是当我们把认识论反思推到极端处时,我们发现,无论是感性直观形式还是先验范畴,都全无本体论的依托和根脚,都被一句“物自体刺激着主体感官,而这种刺激不具有时间性”这样不知所云的话所搪塞。因为这就叫做“悬置本体论”。康德认为理性之所以会遭遇如此的尴尬,是因为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理性的局限性,不如说是先验哲学本身的局限性。先验哲学悬置本体论的范式框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局限性。这是思维范式的问题。倘若我们换个思维范式,比如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我们发现,由于它打一开始就认为物自体是客观实在的,运动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主体和主体的先天认识结构都是在这种客观的世界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就根本不会陷入先验哲学的语言空转的漩涡中。由于康德感兴趣的只是探究认识的可能条件,因此他之所以提出物自体,不是因为关注物自体本身的存在,而只是为了给理性划界, 指出认识的先天根据是什么,所以物自体在康德那里充当的不是本体论存在的积极功能,而仅仅是充当批判性的消极功能。换言之,“物自体的存在先于主体的存在”这个判断中的“先于”一词,在康德那里不是指“本体论上在先”,而仅仅是指“逻辑上在先”,是逻辑思考的必然预设,而不是意在揭示一个有关本体论的事实。由于物自体在逻辑上的批判性功能,物自体一词在康德哲学中有着不同的用法,每一种用法的含义并不一致。比如,作为认识论反思的概念性实在,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悬设,作为本体论的弱实在性。所有这些不同的用法,都只是为了批判之需,不是为了让读者去关注物自体的本体论存在,而是为了让读者意识到认识本身的先天条件是什么,道德实践的普遍必然性原则的依据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质疑康德没法自圆其说地回应诸如“无时间的物自体如何可能产生出有时间性的主体认识方式”等等这样的本体论问题时,康德可能会回答说:“我的目的本不在于探讨物自体和主体的本体论情形,而只在于揭示人类认识的先天条件是什么。”——这就是康德先验哲学的魅力之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伟大的地方。但是尽管如此,当康德得出“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时空”这一认识论考察结论之后,他又向前继续迈进一步,断言说“因此时空本身不是某种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时,他实则进行了一次危险的“越界”,他从认识论直接跨进了本体论,从而造成语言表达完全脱离实际,产生了诸如“物自体无关时空性”这样的语言误用。而依据他自己的主张,理性原本是没有权利进行这种越界的。其实,更诚实的说法应该是这么说:“我们能确定的是,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时空。但是这是否就必然意味着,时空就仅仅只是主体的先天直观形式,而绝不可能同时是主体之外的某种客观存在呢?——这一点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这触及物自体世界,而物自体不可知。”倘若康德这么说,他的逻辑更自恰些。但也仅仅是更自恰了“一些”而已,其底层逻辑范式仍然具有内在矛盾。不跳出先验学说本身,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的。叔本华比康德过分得多,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一上来就言之凿凿地断定时空只是依赖于主体而存在,于是他就在最底层的逻辑处,制造了不可挽救的自相矛盾,产生大量的语言空转而不自知,比如他关于作为世界之本质的、脱离时空性的意志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