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三角区域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核心、但内涵更为丰富的区域文化概念。从“集成”和“非遗”的数据分析，可以鸟瞰该区域曲艺音乐主要面貌，并发掘出其区域音乐基因和区域分布特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区域内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要警惕区域内融合过程中地方特性的稀释。经济一体化不代表文化同质化，相反，构建区域内曲种多样化的活态发展才是曲艺发展之道。

关键词：区域文化；曲艺音乐；长三角

作者简介：张延莉（1982年生），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浙江音乐学院“长三角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3年第2期，第78-87页。

长三角全称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并称为中国三大经济圈和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都沿河而聚，河流往往是文化的发源地，它不仅塑造了地表环境，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1]长三角地区的曲艺音乐类型丰富、影响广泛，是管窥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历史溯源
长江三角洲位于长江中下游，濒临黄海和东海。长江流域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并称为中华文明的两大重要根源。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史前文明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崧泽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唐代之后的江南文化，再到上海开埠之后的海派文化等。既然这一地区已经有了诸多区域文化的积淀，为何还要再使用“长三角区域文化”来论述？
三角洲本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用希腊字母Δ（Delta）代指尼罗河口的三角形平原，此后Delta一词便用以表示河口的冲击地貌。”[2]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角洲这一地貌概念伴随西方地理学译著被引入中国。马诗门（S. Mossman，1877年）撰写的《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一文可能是至今所见西方最早有关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学论述。[3]长江三角洲这一概念逐渐伴随着地理学教材的出版传播开来，并由自然地理的概念衍化为人文地理和经济区域的概念。
长三角地区作为区域概念往往被认为是“江南”的另一种表述，也有学者用“江南三角洲”[4]来表述。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其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5]从区划范围不难看出，学界对于江南文化的辐射地存在着不同看法，如王家范的“六府说”、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等。[6]随着历史变迁，“江南”的概念也从唐代设立江南道，辖境长江之南，不断泛化到江北之地，但长三角区域的概念，则进一步扩大了其辐射范围。
文化区域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在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文化混融的过渡带，基于此，本文将长三角区域的曲艺音乐研究范围界定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这三省一市，即长三角区域文化是以狭义的江南文化为核心，包含了海派文化、吴越文化、金陵文化、杭绍文化、淮扬文化、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等地区性文化的更为宏观的概念。

二、长三角地区的曲艺音乐概况
（一）“集成”中的长三角地区曲艺
根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上海卷[7]、江苏卷[8]、浙江卷[9]和安徽卷[10]的统计发现：上海卷以曲种为序，包含13个曲种，其他三卷则以曲种类型为标准分类排序，江苏卷分为8类，共48个曲种，浙江卷分为7类，共33个曲种，安徽卷分为4类，共24个曲种，共计118个曲种。具体曲种见表1。
表1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长三角地区曲艺的曲种与数量

曲种分类问题一直是学界的难题，如长三角四个地区卷本的曲种分类标准不一，类型名称叫法不一，同一曲种在不同卷本中的“归属”也不一致。笔者为窥全貌，抓大放小，大致将这118个曲种分为7大类，其中弹词摊簧类30种，俗唱类28种，花鼓小曲类15种，宣卷类15种，鼓书类11种，牌子曲类8种，渔鼓道情类7种，走书类4种（见图1）。上述数据呈现出与人们对江南地区曲艺的主观印象相符合的情况，弹词、摊簧、小曲、宣卷是主要的流行曲种，俗唱类虽然数据排列第二，但是这其中包含了难以细分归类的锣鼓书、啷当、小热昏、唱春等曲种类型。
图1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长三角地区曲艺类型统计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浙江卷、上海卷、安徽卷分别出版于1994年、1996年、1997年和2006年，最早的江苏卷出版时间距今29年，最晚的安徽卷出版时间距今17年，那如今长三角区域的曲艺情况如何呢？

（二）“国家级非遗”中的长三角地区曲艺
如果说“集成”的数据是告诉人们有什么，那么“非遗”则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保护层面，即要看到曲种目前的生态问题。对能够入选“非遗”的曲种往往都有具体的要求，且在中国“非遗”分为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四个级别，往往需要逐层申报，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入选国家级“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曲种的历史价值和生存状态。基于此，笔者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13]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共有曲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其中上海5项，江苏10项，浙江28项，安徽2项；剔除同一曲种在同一地区由不同单位申报的重复项（如江苏的苏州评弹有苏州市评弹团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保护单位，扬州评话有扬州市曲艺研究所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保护单位，江苏地区的统计项为8项；浙江地区的温州鼓词有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平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两家单位，宁波走书有宁波市鄞州区咸祥镇咸六村和宁波市奉化区文化馆两家保护单位，金华道情有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义乌市文化馆（义乌市群众书画院、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两家保护单位，温州莲花有温州市温馨瓯韵说唱团和永嘉县曲艺家协会两家保护单位，浙江地区的统计项为24项），合计39项（见表2）。

表2　长三角地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项数统计

通过表2不难发现，在长三角地区因为地缘接近、文化同脉，存在同一曲种在多个地方流行的情况，如苏州评弹在上海、江苏、浙江都有，独角戏在上海和浙江都有，小热昏在江苏和浙江都有。通过进一步合并同类项，余下35项。通过参考“集成”中不同卷对曲艺的划分，笔者将这35个曲种分为10个类型，分别是：弹词摊簧类、锣鼓书类、鼓词类、宣卷类、渔鼓道情类、走书类、评话类、牌子曲类、琴书类、花鼓类，并按照数量由多到少列表（见表3）。

目前全国范围内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艺共有213种[14]，长三角区域的曲艺入选共计45种，占比超过21%；从“集成”中的118个曲种到国家级非遗的35个曲种，入选率达到约30%。在经济领域时常有人用“占国土面积2.2%的地区贡献了20%的GDP”[15]来形容长三角地区，从曲艺的情况来看，也充分说明了长三角区域曲艺文化的富足。另一方面，曲艺在当今社会的衰落是不争之实，曲种数量的萎缩是惊人的，所以对于以保护为出发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如何活态保护有效传承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