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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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汶口遗址墓葬初次发掘中，随葬品与性别关系就明显表现出来，即男性主要以武器、工具等陪葬，女性以纺轮、骨针等陪葬。在大汶口文化中，专门用于祖先祭祀、占卜的涂朱龟壳、龟甲、象牙琮等“神器”主要发现在男性墓葬中，而女性墓葬则十分稀少或几乎没有。同时，在这些男性墓葬中，往往发现许多体现富有或权贵身份的随葬品。它表明当时拥有王权、军权的男性首领 ，基本为为氏族、部落权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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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地区，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酋邦的区域。大汶口文化早期仍是简单酋邦，中期开始展开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以复杂的礼器（玉器和黑陶）组合呈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鲁南日照地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大型聚落，已经是复杂酋邦，并进一步发展到中原及其淮河流域，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形成了最早的礼制。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照社会进化论模式和王权-军权-神权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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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典型的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母权模式；
红山文化：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女巫神权模式；
石家河文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原始酋邦，以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良渚文化：父系社会+高级酋邦，以男性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典型的父系社会+高级酋邦+军权-王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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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已很像早期国家。酋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纪念性建筑。（2）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示他们对权力的拥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武器，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在酋邦社会，人的血统有等级，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也是神的化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古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高级酋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军权——王权的国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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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大汶口文化高级富贵大墓的数量与规模，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不足以相提并论。红山古国、良渚古国的崩溃与灭亡，也宣告了神权模式在中国的行不通。而大汶口文化通过宗族加王权，最终走出了一条王权之路。因此，中国历史上即使宗教阶层如何受到尊崇，也很难彻底干预王权。

《大汶口文化陶文，反映出民族意识和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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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系社会步入农耕文明，建立明确的辈分关系，强化男性**的主导作用，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崛起，这样繁衍、发展出的众多家族组成的血缘集团，形成了高级酋邦。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黄淮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于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先民自称为太阳鸟的子民。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这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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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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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以下面的考古资料为证。


这个陶符是“戉（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钺就成为了象征成年男子的一种器具。斧钺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象征，其实正是在于史前乃至三代时期，战争的直接作用与催化。王权需要巩固、疆域需要扩张，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因此将象征王权的钺赐予军事将领，以主征伐之事，钺也就因此附加上了军事象征物的特殊属性。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这种环境下，群体的生存和壮大往往严重依赖于其战争能力，而在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前国家社会，战争能力只能由父系男性联盟保障。随着日益激烈和频繁的战争，作为防御设施的城址产生了。大汶口文化墓主常随葬斧钺、武器，拥有陶符“钺”，无疑是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男性首领，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
大汶口文化 济南焦家遗址墓主常随葬斧钺、玉礼器斧钺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象征，其实正是在于史前乃至三代时期，战争的直接作用与催化。王权需要巩固、疆域需要扩张，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因此将象征王权的钺赐予军事将领，以主征伐之事，钺也就因此附加上了军事象征物的特殊属性，完全承袭大汶口文化斧钺的造型风格，传承东方礼制。

这类陶符是“锄”，这就让人联想到“锄耕农业”，也成为重视农业生产的象征。“锄”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业工具，其刀身平薄而横装，专用于中耕、除草。大汶口时代农业生产早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实现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设官置职管理农务，涉及劝农、仓储、农田、农户、水利等不同事务，以协调一批聚落，鼓励和推动农业生产。进入父系社会的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男子承担了从垦荒到收割等农业生产环节中的大部分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汶口文化陶符“锄”，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可能是管理农务的尊君，也可能是在发展农业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的贤才，被尊为农神。

这个陶符，是大汶口人崇拜地母、种植农作物的原始摹画，而地母崇拜的目的主要是祈求农业丰收。农业部落不仅重视天体崇拜，而且还重视大地崇拜。大地崇拜在农耕文化中表现为地母崇拜，地母即后世所说的土地神。地母是大地之母，主宰阴阳生育、山川大地。这个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生前可能是祭祀的主持者兼祭司，拥有更高的威望。

这类陶符，主体部分都是凸形，它是古代农具耒、耜之形的组合图像，用于象征酒神，至于以农具象征酒神的理由，显然是因为没有农具就无法进行生产，没有农业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就谈不上酿酒。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酒器作为礼器组合的主干，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夏商周三代所采纳。这类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内，墓主无疑是酿酒专家兼酒器造型大师，制造出最精美的酒器，被尊为酒神。
大汶口文化礼器组合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

这类陶文内涵：历法标志与大汶口文化之历法。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经天运行，使人们认识到天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历法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这类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无疑是威望很高的星象官。

根据葬具的不同可以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种规格的墓。即有棺有椁为大型墓，随葬品有玉钺、玉镯、白陶杯等。有棺无椁为中型墓，数量比较多，在墓主头端和脚端放置着陶鼎、陶罐等，随身佩戴小件的玉石、蚌类装饰品。无棺无椁为小型墓，规模较小，大多数没有葬具，随葬品也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陶器、骨器等，记录着一场社会财富和等级加速分化的进程：富者重椁厚葬，贫者愈贫，几无立锥之地。



大汶口遗址M10号竖穴土坑墓，墓坑长4.2米、宽3.2米、深0.36米；根据葬具木灰遗迹，推知其结构是四壁用原木卧叠构成，上口南北放置7根原木，排列疏朗，南北各有连接一起的原木两条。葬具内的墓底中央下挖一长方坑，放置死者。长方坑东端稍宽，长2. 37米、宽1.28米。墓主为女性，年龄在50～55岁之间。仰身直肢葬，骨架长1.6米，双手放于小腹下方，握有獐牙。周身覆盖有一层厚约2厘米的黑灰，疑为衣着。头部佩戴由77个单件组成的3串石质装饰品，佩戴的臂环、指环以及随葬的铲均系玉质，且有大型的象牙雕筒和象牙梳。随葬陶器有白陶、黑陶和精美的彩陶。

泰安大汶口M2005墓穴内空间被分割成棺内、棺椁之间和椁外三个部分，棺内的墓主除头戴束发器、手握獐牙外，随葬品就是手执钺或杖，身边还有弓矢；棺椁之间有三组器物，一是左上角的一组高柄杯和觚形杯，外加一只鼎，显然这是一组饮器；二是稍靠下的一组盖鼎、豆、壶、三足钵、三足碗等陶器，是一组食器；三是右侧单独的一件壶。椁外放置的器物均为三足盆和豆，多盛有肉食，分放成四组。

大汶口10号墓平面图及随葬品线图

从大型的墓葬形制和众多的随葬种类数量推断，大汶口26号墓主，生前都应该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部落贵族。

山东泰安大汶口26号墓葬是一座大型墓葬，墓主人为成年，双手各握獐牙，同出骨锥3枚、牙镰4件、针管1根，针管内还装了13枚无鼻骨针。学界多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骨针、骨锥、獐牙等有一部分兼用于医疗目的。墓内的随葬品多达60余件，除象牙梳外，还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礼仪用具等，出土了一些象牙制作的骨牙雕筒，它使用了在当时堪称尖端技术的雕镂技术，上面镶嵌的绿松石更是赋予了它灵动与华美，而据说这绿松石并非大汶口地区所产，极有可能来自几千里外的湖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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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岱地区缺乏绿松石矿料，那么大汶口文化绿松石原料是从哪来的？1980年，湖北省地矿局郝用威、戴相坤先生研究指出，绿松石出土物分布在距今4000年屈家岭文化遗址区，从而推断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矿料，很可能都是出自襄阳甸子而运到海岱地区的。大汶口先民极有可能是出于商贸交流目的而向湖北迁徙，获得绿松石矿料并运输到海岱地区。


’距今约5100年。大汶口文化骨雕筒的形态已很接近琮的形态，应是薛家岗文化玉琮和良渚文化玉琮的前身。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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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良渚文化玉琮与大汶口文化骨雕筒比较来看，它们基本都发现于腰腹间，代表死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用于神灵崇拜的礼器。玉琮承袭了更早用于龟甲和骨雕筒的传统，因此可命名为“宗函”。综此，反映出随葬有大量玉琮的墓主人生前具有特权，既占有财富，拥有妻妾，又可杀殉奴隶，应是当时的显贵者，有的可能是军事首领。

日照市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琮，比良渚玉琮年代早得多。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中均有大量的玉琮出土，这也充分其存在和用途体现了古代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以及对宗教仪式的重视。它的主要用途是部落首领祭祀天地、通灵神鬼的重要法器。

象牙梳整体呈竖长方形，全长约16.7厘米，梳背稍厚，齿面略薄；梳齿约占全梳的三分之一，梳齿16枚，细密均匀，排列整齐；梳背约占全梳的三分之二，顶端有四个豁口，间以三个圆形镂孔，面上以短条形孔镂出图案，“门”字形框内为近“8”字形图案，“8”字圆内填两个反向的“T”字，整体若太极双鱼图。
泰安大汶口出土文物中有诸多骨牙制品，其中有两件象牙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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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大汶口10号墓中，随葬品达100多件，是最富有的墓葬，墓主可能是一位老年女性，其中出土了一件象牙梳，没有雕刻花纹和图案，仅留存了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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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0号墓紧邻的26号墓也是一座大墓，出土了60多件器物，它的年代比10号墓早些，墓主人是成年人。就在这个26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象牙梳，象牙梳完好无缺，有繁复镂孔雕刻图案，异常精美。这把象牙梳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镂孔工艺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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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日照莒县陵阳河墓地19号墓葬也是一座大型墓葬，骨梳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顶处，墓内还随葬陶器66件，以及骨号角、骨雕筒、石铲、猪下颌骨等，随葬品共计70余件。从大型的墓葬形制和众多的随葬种类数量推断，大汶口26号的墓主和陵阳河19号的墓主，生前都应该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部落贵族。

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经天运行，使人们认识到天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历法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

太昊伏羲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当考古发现的象牙梳上出现了疑似“八卦”图案、又恰巧属于大汶口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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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传说：太昊伏羲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第一位首领，也是父系社会开创人，可能是后人对父系社会首领崇高地位的追称。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社会财富，母系氏族社会便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总之，大汶口文化是父系社会之最，太昊伏羲氏是父系社会的第一人称。

考古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中期则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再现了原始人类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转型。古人发现畸形孩子的出生的父母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开始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性，开启了优生优化的探索之路，形成一条共识：近亲之间是不能结婚的。进入对偶婚阶段，一般由氏族内长辈亲属负责安排，或者通过议婚定约，或者通过物品交换，或者通过武力抢夺来实现。利用上述办法构成的婚姻关系，日渐带有对偶婚的特点——明显的独占性质。这种婚俗越来越排除兄弟或者姐妹配偶的共有，从而形成了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同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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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专偶婚阶段。所谓专偶婚，是指由一男一女结合成的，较为稳定和牢固的婚姻形态。专偶婚制度下，男性拥有统治性的地位，这促进了**制的确立。专偶婚组织起来的家庭更加稳固，夫妻间的婚姻已经不能随意解除。这种关系受到了双方子女和社会礼俗的双重约束。夫妻双方和子女形成一个父系家庭，只有亲生儿子才能得到继承财产的权利。男人为了防止个人财产外流，坚持一夫一妻制并开始强调妻子的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