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真想获得一种文化，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就是必不可少的，以便打破无限制的知识冲动和再造整体。”那么，艺术力量表现在哪里？“无疑是表现为结晶。形状的形成。”语词是哲学家的诱惑者，作为语言之网上的哲学家，“更好地书写同时也意味着更好地思考；意味着不断发明更值得传达的东西，而且真的能够传达”。
“一个非凡的知识和尝试需要传达它的思想时，总会择人而为，同时它也会树立藩篱以屏拒‘其他的人’。所有美好的法则与风格，皆有源头，它们一面避到一旁，拉长距离，防止被‘超越’；另一方面却到处寻找知音……我认为在处理较为深奥的问题时，最好就像洗冷水澡一样，快进快出”。哲学写作应“用一种完全非个人的冷静的方式写作。去掉所有‘我’和‘我们’。同时用连词限制句子的数目。尽量不用学术术语。一切都应尽可能具体地予以说明。包括‘意志’在内的所有学术术语都必须予以删除”。

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
格言通常表现为没有充分证据的断言或结论，它们几乎总是唤起和刺激，反思经常也是有意为之；它们所传达的个人内心深处的结论与信念，往往不是通过理性所能达到的。如果从前的哲学是无意识的传记，格言则是有意识的自我启示，是对只能暗示的东西的暗示，是最具深刻私人性的真正自我的表达，其目的是刺激读者变成一个真正的自我，而只有真正创造性的自我才能接近真理。
诗歌则是依赖于音乐性的艺术，“一听见这个与众不同而又纯粹的声音，这个不会与其他声音混淆在一起的声音，你们马上就会有一种开始的感觉，感到一个世界的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就会立刻形成，一个新秩序就会产生，而你们自己会无意识地调整自己来迎接这种新环境”。
哲学之诗的教诲是显白的，针对多数人；哲学教诲是隐微的，针对少数潜在的人。哲学体系家写作的是逻辑的整体的专业论文，“概念分析”对于哲学写作的论证训练当然是必要的，但并非于此，因为在经典阅读的哲学修辞中，我们同样可以体验风格和文体，做到“恰当的倾听”——就如哲学与运动艺术融贯成一种新的关系：剧院、舞蹈、音乐……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一本书，只能作为现代歌剧来观看、阅读、倾听。这不是说尼采创造了哲学的歌剧和哲学讽喻式戏剧，而是说他创造了直接将思想表达为经验和运动的歌剧和戏剧。

“诠释让现象总是局部及片段的‘意义’确立下来；评价则决定意义之‘价值’等级，将片段整合起来，同时不减弱也不消除其多元性。
说得更明白些，格言同时是诠释的技艺及需要诠释之物；诗同时是评价的技艺及需要评价之物。诠释者是生理学家或医生，他把现象看做是症状，通过格言来表达；评价者是艺术家，他思量或创造‘视角’（perspectives），以诗诉说。”
对我来说，已逐渐明了的是，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的哲学都是作者的个人告白。这样一个人，当他沉思默想时，他用什么语言表达呢？用狂热诗歌的言语。我就是狂热诗歌的作者。修辞的语言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就像塞壬一样使人着迷。

知识或价值当然有其逻辑结构，但不能因此将这种逻辑奉为“体系”的完美，更不能将它视作追求的目的，而排斥与之相抵触的事物。尼采指出，当一个哲学体系被科学毁掉之后，剩余的是知识冲动的控制因素，也就是这个哲学体系中的艺术因素；一个哲学体系只是一个幻想，哲学的价值与其说来自知识王国，不如说来自生命世界。“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他所能认识到的世界的深度正是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复杂性让他吃惊的程度。”尼采说：“最重要的能力是知觉形状的能力，即进行映照的能力。空间和时间不过是按照某些节奏量度的事物”，“艺术力量……表现为结晶。形状的形成”，“全部知识冲动的惊人一致必须得到证明：片段化的学者”。

诠释是决定一个现象的意义……意义存在于各种力量关系之中，根据这种力量关系，在一个复合而层级化的整体当中……无论一个现象如何复杂，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主动的、首要的、征服的与支配的力量，以及反动的、次要的、适应的与调整的力量。
所谓“语境化”的结构方式，即一种不断变换视角的思辨，它变化无穷、丰富多样。对读者而言，早期文献、未刊的笔记和信件都可以是思想的来源，都构成了一层更广泛的语境联系；每一个进一步的语境联系都可以开启文本理解的新观点，这一点又尤其适用于定向。对每个人进行定向，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语境化——给予读者的定向就是让他们自己定向，在动态的定向之中不断重新思考去思想，并将它们移动到不同的语境（诗性的、音乐性的、造型性的，等等），并因此而发展这些思想；其中多重视角的观察乃是更复杂的观察，其所给出的描述更细致，也更令人信服。

在一个哲学失去“智慧”的时代，思想的体系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必然性，事实上它却并没有这种必然性；真正的必然性是在思想的偶然性中，而非在体系之中，体系在排除偶然的同时也排除了必然。我们要重新去寻找最为内在的语言上的偶然性，去发现一种哲学诗化的古老智慧，重新通过修辞的智慧必然的偶—然（Zu-fall）实现真理和诗的统一，瓦解“作为一个不可能的整体”的体系，并最终带来了一种教导，使一种最为古老的哲学语言在“由被构思出来的比喻”所组成的体系的形式中，实现了它的现代性。

第74楼关于【anti-philosophy】的释义在这里值得我们商榷……？特此，我想补充一下：
“anti”（反对）这个词义的出现在我们以往所学习的哲学历史、亦或是哲学世界在【人文通识】的总括中占据着“立足”的作用。“立足”是【现实】的说法，字面意思就是“脚踏实地”，所以，“anti”并不是用来反对【爱智慧】或是与【哲学】对立。“anti”在一切哲学中，显然是对【知识型】的“学科化”、“科层化”的批斗，福柯关于【知识型】的解读是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考古”而做出的一种“探析”，因为“全部知识的考古”在福柯的谱系学分类下对标的是“文化主体”。根据福柯的说法，一切哲学亦或是全部知识在“文化主体”中仅仅只是在揭示【表象】；（表象）经由历时权力的嬗变，从而逐渐丧失掉了【人文精神】的内在性，使一切哲学沦丧为【表象】。表象，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理性只能认识到世界的表象，而无法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或世界的本真，表象就如“沙画中的脸，它在历史尘埃中是可以被抹去的”；在一切哲学里，表象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离表象最近的是语言，因为语言定义了表象，或者说语言是表象的表象。所以在“anti”出现之前，哲学用“语言”去定义世界，是在抹杀“人文精神”，严格意义下的【广义哲学】是“语言”的奴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把“哲学”放在“语言”的内部进行研究、亦或是【哲学话语的体系化】，哲学家就是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丢弃知识权力。本人没有记错的话，绝大多数的哲学家不敢或者不会去发问“何为哲学？”，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只是“学科化、科层化的生产者”，他们只会把“哲学”当做“型”去研究，“型”就是“物”——“知识型”就是“通识的物”，“哲学”就是【语言的型】。所以，福柯追溯的“人之死”，实际上是在“anti”出现之前，【“人文精神”的哲学】戕死了。
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在“知识型”中都意味着一种靶子，现存的形而上学亦或是哲学方法都难以逃脱“新力量”的攻击。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此起彼伏，哲学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在当初都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正宗理论，也不是哲学的终结。哲学史上各种类型的“终结宣言”大都迎来接踵而至的思想狂潮。浪潮（思想狂潮）就是“anti-philosophy”的课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转向】。分析哲学家们在寻求【语言转向】，其实际上也仅仅是在寻求“知识表象”。他们用“知识表象”去摆脱形而上学，竭力炮击逻辑实证主义，创立语言哲学，将哲学的目标引向对科学语言的澄清，从而开启了哲学的“语言时代”。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人的思想深陷内里的时候，他只能是智慧的失语者；因为工具理性的符号世界刻奇的如此华美，使他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