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近代，枪炮中的诞生—钢笔的传入与国产钢笔起源

19世纪60年代前后，主张“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李鸿章等晚清重臣的主张下迅速开展。自来水笔随着外国商人、游学生的随身带入开始在中国出现。19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一声炮响，击碎了晚清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器物以求“制夷”的想法，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虽然洋务运动在历史定义上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其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诞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一方面，洋务运动向中国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在此后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其对于国人思想的促进作用不容忽略，商业改变了封建时代商业的社会弱势地位，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获得一定的扩大。
在《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允许了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的要求，促使了外国资本大量的流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钢笔流入中国。
相较于需要随身携带墨汁、砚台来辅助使用的毛笔，具有储水功能的钢笔具有更高的便携能力，加之19世纪末西方钢笔工业经过将近百年的发展趋近于成熟，钢笔在中国获得了一定量的关注。
将近二十年后，新文化运动爆发，在对于旧事物的舍弃以及书写量的提升对于书写工具的要求的背景下，钢笔在中国的市场迅速扩大。这时期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深刻的反应了钢笔迅速“走红”的原因：“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句话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中国缺少自己的钢笔。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在进行北伐战争后政治方面相对稳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同时，实业救国的思潮使大量的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错过了第一次“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钢笔工业这次抓住了时代机遇。从1926年我国第一家自来水笔厂—国益钢笔厂诞生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关勒铭金笔厂、华孚金笔厂、金星金笔厂相继问世，成为民国国产四大名笔品牌。其中，华孚金笔厂就是英雄钢笔厂的前身。

周荆庭先生是华孚金笔厂的主要创办人。周荆庭原是商行学徒，于汉口、上海学习推销商行产品，积蓄一些资金后自设志成商号，但经营不善，复又去汉口与人合伙经营文记纸号，后独资开设合兴文具社，经营较为得体，积累了一些经验与资金。
1927年，周荆庭重返上海，与沈百年、竺芝珊等有人合资创办中国合群自来水笔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1931年，周荆庭设法由中国合群自来水有限公司投资15000银元，于上海虹口华德路宏源里38号（现长阳路640弄38号）合资开设华孚金笔厂。
彼时的中国，国民党可谓一家独大，政局相对稳定，对于华孚金笔厂的发展算是一个帮助。然而，由于30年代之前不平等条约尚有效益，美、日等列强仍可在我国发达地区的无限制发展。1929年，经济大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崩盘，美、日等资本为缓解市场压力大量流入中国，收窄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同时，关税尚未自主也使得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列强手中的“降压药”，来自美国的派克、康克令、犀飞利，日本的百乐、namiki等钢笔持续流入中国市场，对民族钢笔企业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在上海的几家名牌百货公司和文具商店，都与外商订有经销合同。例如永安公司专销“康克令”金笔，设有专柜，雇用年轻女店员，名为“康克令”小姐。金星厂开始想打入永安公司时，几经谈判，始终不愿接受，后来以七折八扣的优惠价，再给营业员以回扣，才勉强以寄售方式代为销售。
在这种形势下，同期的钢笔厂大多都经历过改组后才有所发展。如192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国产钢笔厂国益金笔厂，由于经营不善，不过两年就宣告失败，工厂顶给了在“新闻日报”任稽核课负责人的陆养春等接办，改组为博士金笔厂。
而华孚金笔厂虽然在抗战期间有过停产的危机，但仍然在缺少原料的情况下稳定发展，究其原因，笔者总结以下三点：
1.与同期的国产钢笔厂相比华孚金笔厂更注重技术开发。周荆庭在开设华孚厂前经营进口文化用品业务，借机研究制造工艺并几次出国考察。周荆庭开厂后除派人到日本考察和聘用技师外，还亲自到美国去考察，并购回一部分当时比较先进的设备。由于他有从事商业经验，了解消费者的需要和心理，所以，华孚厂产品主要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在质量上也比较重视。
到抗战前夕，华孚金笔厂的笔夹、笔舌乃至于笔尖都达到了自产的水平。
2.华孚金笔厂赶上了抵制“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的风潮。周荆庭在1931年建立的华孚金笔厂时，正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即“九一八”事变，引发抗击日货思潮。如果说九一八事变远在东北较中国中南部地区的上海影响相对较小的话，那么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则彻底引起了制笔中心上海抵制日货的思潮。
日本钢笔在民国时期主要占据了低端市场，日货五、六角甚至于二、三角一支的低价钢笔，让性能上无法于美国钢笔匹敌的国产钢笔也失去了价格优势。日货退出中国市场，让原本夹在美日之间的国产钢笔找到了生存之地。到1936年，华孚金笔厂工人增加到150人，每天生产约100打。
3.华孚金笔厂有足够的资本支撑。华孚金笔厂初始投资只有一万五千银元，另有三倍的资本进行周转，但仍远远少于关勒铭金笔厂的十五万银元。但华孚金笔厂作为中国合群自来水笔公司的子公司，背后有强大的周转力量与配套设施帮助，比如说周荆庭自主经营的上海科学仪器馆，不仅可以为华孚金笔厂提供零件研究加工工作，还可以附加市场营销活动，降低了经营成本。而关勒铭金笔厂作为华裔回迁的钢笔厂，仅高价购入设备就花费了六万银元，回国后即周转失灵。
此外，周荆庭的好友兼合伙人竺芝珊为蒋介石胞妹蒋瑞莲之夫，可谓和蒋介石沾亲带故，自然有一番政治支持的色彩于其中。

当然，华孚金笔厂的经营并非一帆风顺。抗战期间由于上海位于战略要地，附近的工业生产收到了极大影响。由于钢笔生产需要硬橡胶，黄金等原料，原料供需不足时只能停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导致厂房受损，华孚金笔厂曾五次停产。
1945年抗战胜利，周荆庭原以为自己精心研制的钢笔会大显身手。然而，抗战结束后，由于国民政府具有亲美倾向，大量美国钢笔流入中国。相比于国产钢笔在原有钢笔外形上的不断复制，美国钢笔明显更具有创新性，如派克在二战期间推出的暗尖钢笔“派克51”、犀飞利在1942年产出的“triumph”胜利尖钢笔，对中国市场产生一定冲击，压缩了国产钢笔市场。华孚金笔厂一度陷入销售困境。
1948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挽救财政危机。其中明确要求：发行金圆券为本位币，每圆法定含金量为22.217公毫，总额以20亿为限，后因为物价飞升为解决财政赤字只得不断的加制金圆券。不久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方法》，将法定含金量改为每圆4.4434公毫。对于钢笔行业最为致命的是，法案严禁黄金的买卖或持有，而黄金有良好的防腐蚀性能，制笔工业中多用于笔尖的制作，掐断黄金的补给渠道无异于断绝了钢笔工业的活路。上海解放前夕，华孚金笔厂月产只有1900～2200打左右，已经陷入奄奄一息的处境。

上述为新中国成立前华孚金笔厂相关部分，很多资料或片段来自于中国制笔，未经过专业书籍或论文查询，如有雷同请多原谅，有错误多指出

不定时继续更新

对了，给大家看看英雄新整的活，0.2的五号尖

英雄“100”62年改造后的数据，出自《中国制笔》，作者英雄金笔厂工程师葛逸华先生，知网可查

第三部分.建国后，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大跃进的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党和国家的统一调配下，1950年，原本由各笔厂自行采集的黄金等原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各笔厂的生产需求进行补给，彻底解决了生产原料缺少问题。
销售方面，上海贸易公司对金笔进行不定期收购。后改为上海市文化用品采集供应站与金笔厂签订合约，定期采购，华孚金笔厂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1952年，华孚金笔厂正式改为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原有厂地显然无法满足华孚金笔厂的生产需求，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于1954年在桃浦工业区祁连山路征地40多亩修建新厂。
无疑，新中国的成立让原本只是资本工厂的华孚金笔厂完成了蜕变。自1955年到1958年期间，先后有70余家笔厂并入华孚金笔厂，其中包括绿宝和大同英雄金笔厂。此时，华孚金笔厂开始生产“英雄”牌钢笔
1958年，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提出了“英雄赶派克”的口号，号称要在两年年内赶上美国派克钢笔的质量。毫无疑问，这有此时“大跃进”的风潮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也缺乏高质量的金笔。

当时的分析结果，“英雄”笔要赶“派克”笔一共有11项指标，即抗漏、圆滑度、连续书写、间歇书写、耐压、耐高温、漏水温差、包金、零件光亮度、精密度、耐磨度等。在经历了80余次试验的失败后，华孚金笔厂在1959年3月完成了“100”英雄型号钢笔的生产，“100”意思为100分的金笔，包含着华孚金笔厂对于“100”英雄型号钢笔的心血浇灌。由于此事件的轰动性，当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英雄赶派克》，使得“100”英雄型金笔名声大噪。
但是，随着“100”英雄型金笔在市面上的流通程度不断扩大，大跃进的弊端逐渐显现。1960年6月1日北京召开了文教精英大会，会上对6066位代表颁发了奖状与奖品—“100”英雄型金笔。两年后，在接受使用调查的160余支金笔中，尖套碎裂占35%，铱粒磨损严重占35.9%，漏水占25.8%，断水占14.5%，除此外还有笔夹摆动、笔尖移位、护胆管脱落等缺陷。
从“100”英雄型金笔，中笔者认为可以窥见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尽管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但市场成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1952年，1953年，经过了数十年的战火后，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恢复，中国许多产品达到了历史生产的最高水平。过渡时期很难界定为属于哪种经济体制，或者说，这时属于市场与计划并行的混合经济体制。不可否认，这种既有市场活力又存在着国家政策控制的混合体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极大发展。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基本经济体制转化成计划经济。由于从投入到产出都是由政府计划来安排，因此社会全面排斥市场，造成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1957年—1978年22年间，工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情况是：净产出年增长速度低于总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二者相差0.7293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说明此时的工业经济效益是不高的。
在整体生产效率不高的前提下，要想保住产量，只能放弃质量。而“英雄赶派克”也和“超英赶美”一样成为大跃进的见证者。

大跃进结束后，1961年，“100”英雄型金笔停产整顿，历时三年，全面改型。于1963年完成新产品英雄“100”型金笔的试制。这次，英雄真真正正的赶上了派克。
“英雄赶派克”虽然只是钢笔行业中的传奇，却也能反映出对其余行业发展的要求：生产，要符合生产力的要求，遵循生产规律。盲目地越过生产力，急功冒进，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只会适得其反。

1966年，华孚金笔厂创始人周荆庭去世，结束了他在钢笔行业中波澜壮阔的一生。同年，由于在文革中原本意为中华繁盛的“华孚”被认为有崇外倾向，上海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改名为国营英雄金笔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船上，英雄金笔厂继承了周荆庭的遗愿，接过随周逝去的华孚金笔厂的“接力棒”，继续他波澜壮阔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