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昭君出塞的史实
根据记载王昭君的有关史料，参照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王昭君年谱》札记，可以对王昭君的身世及子女情况作一简单的概述。《汉书·元帝纪》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又据《汉书·匈奴传》云：“单于自言愿婚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可知：王昭君，名樯（嫱），字昭君。以后宫良家子，待诏掖庭。于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觐时，汉元帝将其赐给单于作阏氏，以示汉朝对匈奴主动归顺及效忠王室的奖赏。并改建昭六年为“竟宁元年”，以示边境得以永远安宁，故以冠元也。所谓“良家子”，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引如淳说，是指“非医、巫、商贾、百工也”。那么，王昭君当出身于农家或军籍，是郡国献女还是皇帝选秀入宫，难以确定。而《后汉书·皇后纪序》云：汉法“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13以上，20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主选秀说。东汉如此，西汉如何，则不得而知。至于“待诏掖庭”，则说明王昭君是后宫中等待皇帝召见的一个宫女，即《后汉书·南匈奴传》所云“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者也。

至于王昭君的生卒年，史无确语，文献不足征。而翦伯赞先生的《王昭君年谱》，始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终于东汉刘秀建武六年（30年）。其意盖谓：王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后30年，享年84岁（此纯属胡说！公元前25年，王昭君的第二个丈夫复株累单于朝汉，汉匈双方无一字提到王昭君！别说她还是个人了，就算她只是一条

狗，可是她既然代表汉朝和亲，汉匈双方都对她不管不顾，实在不和情理，唯一说得通的是，她已经不需要了，可证此年王宫女已经一命呜呼！前33年出塞，前25年前已经挂掉，她出塞最多生活了七八年，死时最多二十六七！说她长寿，说她守寡的，荒谬可笑，她区区一侍寝宫女，有资格不从胡俗？有资格“守寡”？她绝对没有活过复株累单于，否则，她应该接着嫁复株累单于的弟弟搜谐若鞮单于和乌珠留若鞮单于，她有什么资格选？真她当很高贵了？自古和亲北狄的真公主也无一人守寡者，真当匈奴的收继婚制度专为她一人改变？她一宫女想守寡也没资格。只不过几年就死了而已）。昭君17岁时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待诏掖庭”数岁；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即21岁时出塞。林干等先生亦主张“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3年”，而卒年则说“昭君可能死于哀帝年间”，因为到“王莽摄政以后，有关斡旋汉匈奴两族关系的活动，都是由昭君的大女儿云出面，可见王莽时昭君已不在人世了”。诸说皆以意推之，仅备一说，实无据。事实上，到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匈奴复株累单于死，昭君寡居（自古和亲北狄者，还没听说谁有资格“守寡”！即使解忧公主都快六十岁了，照样改嫁！一个宫女王昭君算什么！？一个宫女有资格寡居？她根本没有活过复株累就一命呜呼了！）。此后，便史无明文。

有关王昭君的族属、籍贯，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族属有汉族说、土家族说、蛮夷说等，因新说均未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自当仍以汉族说为近是；籍贯则有南郡秭归说、齐国说、蜀郡说、巫山说、荆门说、兴山说等诸异说。要之，当以湖北兴山县之说为是。“齐国说”首见于《琴操》，为小说家言，不足征信。其他各说多系地理沿革所造成的，差异不是很大。最早记载王昭君籍贯的是东汉末的文颖。《汉书·元帝纪》颜师古注引文颖说：昭君“本南郡秭归人也”。南郡，秦始置，汉因之，更为临江郡，后复为南郡，治荆州，姊归为属县。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北边以立襄阳郡。赤壁之战后，吴蜀平分荆州，南郡归于蜀汉。刘备死后，南郡复为东吴所得。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260年），分姊归县之北界立兴山县，属建平郡。所以北宋乐史《太平寰宁记》卷18“兴山县”条云。
兴山县。本汉姊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永安三年，分姊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隋废之，唐武德初又置。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
现经考古证实,在昭君台遗址发现了许多六朝以来的断碑残砖，雄辩地说明昭君故里确实是当今的湖北兴山县而非湖北姊归县（都是六朝之后的东西，就是没看到汉朝的资料！这种后世附会和“孙悟空故里”一样荒唐可笑）。虽然二县毗邻,却不得混为一说。

关于王昭君父母的情况因于史无征不便安测。但据《琴操》说王昭君的父亲名王襄（一作王穰）。因系传闻琐记，亦不足信。王昭君兄弟姊妹的情况,虽多不明。但其有哥哥，还有两个侄儿,却明见于《汉书》记载：
天凤元年（14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闻。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7页。神奇的是，历代小说影视中从未提到过《汉书》记载的王昭君之兄和侄儿这三个货真价实的亲属！倒是给她编出了父母甚至妹妹！）
据此可知和亲侯王歙、王之弟展德侯王飒，是“王昭君兄子”，且均因王昭君出塞和亲而在王莽时被封为侯爵。因为他们的封国都不是取县邑之名，而是取与“和亲”有关的嘉名，可见他们在汉匈关系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而王昭君之兄的名字行谊却微而不显，故不可得而知。

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汉元帝将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居月余，昭君便跟从呼韩邪的大队人马北归。据《汉书•匈奴传》：“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200余人”。再加上汉朝为王昭君派出的侍从人员，此次人数将更多。王昭君出塞和亲，是骑马、骑骆驼，还是坐车走的呢？对此，亦有颇多争论。此事虽然正史缺文，但以意度之，当以乘车为近是。匈奴不仅自己车辆很多，就是汉朝历代和亲奉献的就不在少数，如吕后、文帝都曾向匈奴奉车结好。即便匈奴无车，此次和亲，汉朝也会派车护送昭君北去的。因为，昭君平素深居皇宫，不可能骤然就适应骑马或骑骆驼。再说，从汉都长安到漠北的单于庭，数千里的长途跋涉，沿途黄沙紫塞，掠地惊飙，环境极为恶劣。一位初出宫门的少女，也不可能像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可以长时间人不弛弓、马不解鞍地奔驰。要之，当以乘车为最合情理。所以，北宋王安石《明妃曲》即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秦观的《调笑令·王昭君》云：“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张翥《昭君怨》亦云：“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均认为王昭君是乘车出塞的，于理甚合。

王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线，虽史无明文，但林干先生据《资治通鉴》卷27胡三省的注，曾予以考证。此说有据，可从。王昭君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单于庭，首先从汉都长安出发，过左冯翊（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东胜市）、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至五原（今包头市），出五原向西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了汉地，进入匈奴辖区。由于从阴山北去单于庭的道路被瀚海（大戈壁滩）所阻。故不得不绕道西行至休屯井，从休屯井北渡车田卢水，西北行至范夫人城，过浚稽山，到姑且水。然后沿姑且水东岸北上，转东行，可以顺利直达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
王昭君到达匈奴之后，生儿育女从胡俗。《汉书·匈奴传》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呼韩邪死后，“大阏氏”之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
复株累若鞮单于立，遣子右致卢儿王醯谐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据《汉书·匈奴传》可知，王昭君在匈奴被封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注云“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 年），即王昭君出塞的第三年，呼韩邪单于死。昭君再嫁呼韩邪长子复株累单于，生二女。大女儿名云，嫁须卜当，为须卜居次；小女儿嫁当于氏，为当于居次。
　　为了便于勾勒昭君和亲的全貌，现将王昭君出塞之后的相关史实，简述如下：
　　昭君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二至三月份出塞，后与呼韩单于生一子伊屠智牙师。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即死。皇后王政君为齐国王禁次女，所生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成帝在位26年，王太后的弟侄相继专权秉政，炙手可热，如日中天。其侄王莽后来终移汉祚，自立为皇帝。
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夏五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死。大阏氏之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居次犹公主也，须卜、当于皆为夫家姓氏。复株累单于亦遣子到汉入侍。复株累于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死，其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亦遣子到汉入侍。此时，昭君33岁左右，从此寡居（非也，此年王宫女已经死去数年了，她不可能寡居！承认她无法忍受漠北风雪和父子同艹的耻辱，死得早，很丢人吗？事实就是如此，一般和亲公主寿命都不长。象解忧公主那样活到七十多岁的非常少见，甚至可以说只此一人。那些塞外嫁入中原的和亲公主也照样死得早，柔然和北齐北周和亲的三个公主都没活到二十，突厥嫁给北周的公主也只活到三十二。四个公主加起来寿命不到八十）。

绥和二年（前7年）3月，成帝死。定陶王刘欣嗣立，是为哀帝。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正月，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乌孙大昆弥伊秩摩等皆来朝汉。哀帝安排匈奴单于住上林苑蒲陶宫，以示恩宠。是时，西域凡50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376人。单于归，复遣子入侍。同年六月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命其侄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专政。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九月，安汉公王莽为取悦姑母，显示威德盛于前时，使人讽喻匈奴单于遣王昭君之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皇太后王政君。元始五年（5年）十二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居摄践祚。居摄三年（8年）十一月，王莽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
　　王莽自立为皇帝之后，为了显示威权，降贬包括匈奴在内的各属国玺印，分匈奴为15国，立呼韩邪子孙15人皆为单于。于是，匈奴乌珠留单于怒，分告诸部入寇，大肆杀掠，人民流亡。王莽怒，复杀匈奴质子。
　　王莽始建国三年（13年），匈奴乌珠留单于死。此时，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之婿。云常欲与汉和亲，又素与伊栗置支侯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

王莽天凤元年（14年），右骨都侯须卜当与居次云劝单于和亲，遣人告塞吏：“欲见和亲侯”。和亲侯即王昭君兄子王歙。王莽遣和亲侯王歙及歙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天凤二年（15年）五月，王莽复遣和亲侯王歙与王咸出使匈奴。单于派居次云、及须卜当之子大且渠须卜奢至塞迎之。十二月，王歙归，王莽以钱200万赐之。
天凤五年（18年）正月，乌累单于死，弟舆立，是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欲传位于其子，遂杀弟伊屠智牙师。伊屠智牙师是王昭君之子。匈奴呼都单于遣须卜奢与云女弟当于居次之子醯椟王，俱奉献至长安。王莽遣和亲侯王歙等至塞下，与居次云、须卜当会面，以兵将云、当等人胁迫至长安。王莽拜当为须卜单于，以分匈奴之势。居次云之小男逃归，匈奴益怒，大发兵入边抄掠。

王莽地皇二年（21年），须卜当死于长安，王莽以庶女陆逯公主妻后安公须卜奢。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刘玄即帝位，改元更始。九月，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渐台。王昭君之女须卜居次云及其子奢亦死。更始二年（24年），刘玄遣中郎将归德侯王飒等出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因送云、当亲属、贵人、从者还匈奴。
　　现代的作家、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宣传新的民族政策，大力弘扬民族团结、民族友好的时代主旋律，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和亲政策，包括昭君出塞均予以新的诠释和重新评价，取得了丰硕成果。昭君出塞和亲，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更不能贬低其历史作用。而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对昭君出塞作出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正确的评价。任何图解政治，或强古人以就我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有的学者说：昭君出塞和亲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在此之前，汉匈友好的“这种形势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和平，甚至在呼韩邪单于两度入朝以后，汉王朝还不得不在它的西北边境线上保持相当的军事戒备”，“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有的学者甚至说，昭君自请出塞是因为她“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于是，“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这种情况下，她更多地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的一身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的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这些评价，都是无视当时客观的历史事实，过高地估计了昭君的思想觉悟，不适当地夸大了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

首先，“和亲”并不是“和平友好”的同义语。从上节西汉和亲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汉匈是否能够友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和亲，而主要取决于国力是否强大。在汉强匈奴弱的形势下，边境就相对比较安宁；而当汉弱匈奴强时，边境就会狼烟四起。原因在于，匈奴多为荒凉贫瘠的沙漠之地，汉人无法耕织生活。所以，韩安国说：“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民不足为强。”班固《汉书·匈奴传赞》也说：匈奴“其地不可耕而种，其民不可臣而畜”。因此，汉朝并无占有其土地的欲望，即便多次攻入匈奴腹地，也是不久便自动撤回。而汉朝土地肥沃，财富丰厚，这正是匈奴贵族酷嗜的猎物。所以，一旦有机会或有可能，他们就会把可能变为现实，南下突袭攻掠。而且游牧民族历来把掠夺视为比劳动更容易也更荣誉的事情。所以，仅仅凭借和亲的约束力，就想赢得长久和平是不可能的。西汉初，有10位公主或宗室女出嫁匈奴和亲，并未带来边境的安宁，更未实现汉匈的“和平友好”，便是明证。所以，昭君出塞实是恢复中断了100年的“和亲”，而不是“恢复友好关系”。必须分清“和亲”与“民族友好”的界线，“和亲”是汉朝“处理民族关系和纷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民族友好。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和亲在客观上有时也会产生有利于民族友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却不可将某些客观效果视为主观动机”。和亲是汉朝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国縻政策，其目的是绥靖安抚，其原则是“有利与我”。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间“平等友好”的意思。

其次，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归附汉朝，请求和亲，仍然是本着和亲“有利于我”的原则。匈奴惨遭汉武帝长达30多年的穷追猛打，已经一蹶不振，极度贫弱。匈奴单于多次派遣使者向汉朝谋求和亲，却又不愿接受武帝所要求的“臣服”、“质子”两个条件，故此和亲不成。汉王朝到宣帝时出现“中兴”局面，拥强国之势，对匈奴恩威并施。而匈奴兵连祸结，濒临绝境。呼韩邪单于复遭其兄郅支单于追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臣服于汉。宣、元二帝对其优礼以待，振绝起覆，恩同再造。故颛渠阏氏在呼韩邪将死时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呼韩邪也感到“蒙汉无量之恩”，死时遗言，嘱后世子孙恪守约束，不得叛汉，“以报天子厚恩”。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到元帝竟宁元年昭君出塞前，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友好合作的，并没有因为他不是汉婿而对汉帝有丝毫的不敬。也就是说，汉匈和平友好局面的形成，至少比昭君出塞早18年，这实是匈奴畏威怀德的结果，而与昭君和亲无关。至于说，“呼韩邪单于两度入朝之后，汉王朝还不得不在它的西北边境线上保持相当的军事戒备”，以证明汉匈并未和好。这也是不确当的。因为，在昭君出塞之后，汉王朝仍然在边境线上保持着相当的军事戒备，并未因和亲而解除。《汉书·匈奴传》载：汉元帝赐昭君和亲，“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元帝对呼韩邪单于“请罢边备塞吏卒”一事，交廷议。元帝接受郎中侯应的建议要“安不忘危”，为了保持边境足够的军事戒备和武力威慑，未允所请。可见，有无军事戒备，不是区别是否友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