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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历史的幻影——王昭君故事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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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属地:四川62楼2024-07-17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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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西京杂记》较之以前的昭君故事,都更丰富,更完美,更富有传奇性。首先,它把王昭君由《琴操》中还比较模糊的美,明确定格到“貌为后宫第一”的高度(现代人更把《汉书》中无一字记录容貌的普通宫女吹成“大汉第一美女”,越吹越厉害,离历史上的王昭君越来越远。我敢说,现代人真见到王昭君,估计十有八九要大跌眼镜!第一个想法会是:她怎么能入选四大美女?)。其次,对王昭君的人格进一步净化。将昭君悲怨的色彩淡去,而增入“善应对,举止闲雅”的新因子,从而赋予昭君更多的温雅娴淑的形象特征。再次,把“怨恚请行”改为“皇帝钦点赐行”。如此,原来怨帝恨命、张扬自我的昭君形象就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清纯温柔的美女。这自然消解了对皇帝的怨恨,更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悲悯和同情。最后,以前的昭君故事均写及昭君到匈奴生子、再嫁事,《琴操》处理的办法是让昭君“吞药自杀”;而《西京杂记》对昭君到匈奴之后的情况干脆就避而不谈。这虽有“严夷夏之大防”的嫌疑,但却迎合了广大汉人的民族心理。所以,这一做法为后世的人们所传承,并为以后创作昭君故事提供了范本。此外,《西京杂记》对王昭君故事的最大发展和改造,是引进了毛延寿等“画工丑图”的情节,从而对昭君冷落汉宫、被赐和亲给予了富有强烈传奇性的新意诠释。
    具体而言,《西京杂记》描述昭君沉埋汉宫、被遣和亲的原因是:汉元帝的后宫女子太多,无法遍阅,遂请画工毛延寿等人图画美人肖像,按图召幸。于是,众宫女争相以金钱厚赂画工;而唯独王昭君长得既美,不肯行贿画工以谋进身,致被丑图,不得见帝。匈奴入朝,求美人以和亲,元帝据图,遣昭君出塞。“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元帝虽知已误,但不欲更改,昭君遂行。如此描写,就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奸佞专权、正道不彰的丑恶现实;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昭君才美不外现、洁身自好、清高脱俗的高尚人格。因此,这一艺术形象在古代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可以说是古代文人的“自况”,这就很容易引起“文人”共鸣,歌咏不止了。


    IP属地:四川63楼2024-07-17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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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至魏晋,由于战乱频仍,社会黑暗,加之各种思潮的冲击,政治腐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谄佞钻营的小人骤登高位,正道直行的贤才多被埋没。赵壹在《刺世疾邪赋》中就说:“佞诏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其在《疾邪诗》中又慨叹:“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到了两晋,士族门阀把持政要,阻挡贤路,以致于出现“不才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正直有才能的人,根本无进身之路;而有钱的庸人,却可以平步青云。鲁褒在《钱神论》中就说:有钱可以“无位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这些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金钱万能、无钱的贤才备受压抑的残酷现实。而《西京杂记》中昭君与画工毛延寿等人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产生,并与上述作品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因而,它自有其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同时,中国古代自《诗经》、《楚辞》开始,历来就有“以男女(或夫妻)喻君臣”的文化传统。妻子对丈夫的坚贞不二,同臣子对君王的绝对忠诚,极为相似而相通。因此,古代的文人臣子往往以妾妇自喻,正所谓“美女如杰士”,宋袁燮《昭君祠》即云:“自古佳人多薄命,亦如才士多流落”;清李含章《明妃出塞图》“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所以,美女王昭君的冷落深宫、被遣远嫁的不幸,以及毛延寿等邪恶小人招权纳贿、间阻贤路,最容易拨动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感和弦。也许正因如此,这个故事一经产生就普遍赢得了文人的心灵契合和感情共鸣,而毛延寿这个以权谋私、广收贿赂、陷害贤才的奸恶典型,从此就不断遭到世人的唾骂。可见,《西京杂记》中的昭君故事,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文人化色彩。


      IP属地:四川64楼2024-07-17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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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西京杂记》中的昭君故事,其主体仍然是民间传说,而不是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其一,文中说:“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10万,少者亦不减5万。”一位普通的宫女,一次行贿就可以达到10万、5万,钱从何来?即便宫女皆出身富豪,也不可能带那么多钱进宫。这显然是民间传说。根据出土汉简,汉朝一个普通中产人家的全部家财也就5万10万,把全部家产拿给女儿入宫行贿画师,何其荒唐哉?前面已经说过,若真的认为女儿艳压后宫,要行贿,行贿选女的官员,那是直接有效得多,而且也有成功例子,行贿画师?岂有必要?而且当时的钱可不是现代支付啊,那是扎扎实实要拿实在的东西的,要宫女们带这么多真金铜钱?又重又无处存放,在宫里又没地方用,拿着干啥?真要有这么多钱,还不如拿来贿赂选美的官员,让他不要选女儿入宫还实在得多!最重要的是,汉宫的宫女是随便能见画师的吗?谁在其中为他们交通?知道的人越多,泄漏的可能越大,如果大家都如此,这皇帝看不出来?所以,清人陆耀《切问斋集·王明君辞序》说:“夫汉元即富过往时,而未幸之宫女,安得如此多金以赂画师哉?宫廷迹秘,谁代为游谈通贿者?至其辇金暮夜,亦岂漫无呵禁?固近诬不可信也”。“近诬不可信”,正说明这是民间传说,而非文人创作。


        IP属地:四川65楼2024-07-17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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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所言,汉宫也好,历代宫庭也好,从来没有用画像选妃之理!西汉时代还没有用纸绘画,是用练或者帛绘画的,练或帛都是丝织品,非常贵!皇帝也浪费不起!这些美人图看一遍就没用处了,如此钱财用在无用之物上,皇帝岂非荒唐?何况,若真的由画像添出风韵,皇帝难道看不出送来的画像比本人要美?当皇帝是白痴么?无论从制度和事实上,画工选妃都是其假无比!其二,“诸宫人皆赂画工,独昭君不肯,遂不得见”。故知昭君像被画得最丑,因为其他人“皆赂”,自然图像都要画得比昭君的漂亮些。而下文却说,匈奴来求“美人为阏氏”,皇帝“按图以昭君行”。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皇帝本拟将最丑的宫女赐给匈奴单于的,这恐怕也只有普通的民众才能想得出来,一会儿说匈奴强,要选美女,一会儿说匈奴弱,要选丑女,如此忽美忽丑,毫无逻辑可言,这是什么网文小说?其三,“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和亲”本是外交大事,不仅可以选一个“丑女”去搪塞,而且点过之后就“名籍已定”,忘到脑后,要等到昭君出塞时才召见。(即使皇帝忘了召见,掖庭令大鸿胪等管理官员也都忘了验货吗?和亲就只有一两个人办,汉朝那么多官员干啥去了?草台戏找不到演员么?这哪里是堂堂大汉帝国,比部落草头王都不如!)种种轻忽的行径,颇同儿戏。这只有对“和亲”和汉代典制一无所知的民间群众,才会编此谎话。文人自不可能劈空造此奇说。其四,从“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至篇尾“京师画工,于是差稀”。这一节颇似文人作品,因为里面有众多人名、地名,还有绘画术语等。若是民间传说,当不至于那么复杂,似是葛洪据其他稗史材料所增改。因此,我们对《西京杂记》的推断是:“画工弃市”这则有关王昭君的故事,本为民间传说,但葛洪在编集时做了某些整理工作,融入了较多新的文化因素和文人思想情趣。因此,作品中文人气息更浓,它的性质应是民间传说的文人改本。


          IP属地:四川66楼2024-07-17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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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说新语》与“贤媛”昭君
            南朝宋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贤媛篇”中,亦载有“昭君与画工”的故事。
            刘义庆(403—444),彭城(徐州)人。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曾随刘裕北伐长安,后都督豫州诸军事,拜辅国将军、豫州刺史。刘裕建宋(420年),义庆袭封临川王,征拜为侍中。文帝刘义隆复加其尚书左仆射、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元嘉21年(444年)卒。著有《徐州先贤传》10卷、《集林》200卷、《世说》10卷、《幽明录》20卷、《宣验记》13卷、《宋临川王刘义庆集》8卷等。
            刘义庆作为刘宋王朝的宗室,位高权重。他以不习武事、出任外藩作为全身避祸的一种手段,这在残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不失为明智之举。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史载: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复喜欢“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国史臣”。因此,在他的幕府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之士,他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和王侯之尊,赢得了文坛领袖的地位,这对推动当时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被誉为当时上流社会的“百科全书”,“玄远冷峻”、“高简瑰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一问世就获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其《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对王昭君与画工的故事,即“画工丑图”之事,亦有详细记载:
            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招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现将《世说新语·贤媛》与《西京杂记》中的相关文字内容比较如下:


            IP属地:四川67楼2024-07-17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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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属地:四川68楼2024-07-17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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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说新语》“贤媛”中的昭君故事与《西京杂记》所载的故事,实属同一个文本系统。不仅故事内容、行文次序完全相同,而且语言文字亦大同小异。据此,不难推断:要么两者依据了同一个传说“母本”,要么两者之间互有承袭,二者必居其一。从《世说新语》没有汉元帝追查画图事及毛延寿等“画工弃市”的情节,再联系到我们上文曾论述,《西京杂记》篇末毛延寿等人之事很可能是葛洪所增入。那么,两者均依据一个共同的传说“母本”的判断,应较接近于事实。但由于“母本”之文献不足征,将两者视为传承关系,也完全可以解释上述现象。因此,我们说,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承袭了葛洪(283—343)的《西京杂记》,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刘义庆抄录了《西京杂记》“画工弃市”的故事,并作了一些加工,将其编入《世说新语》“贤媛”篇,而不是作者刘义庆自己的独立创作。
                刘义庆的著作如《幽明录》、《宣验记》、《世说新语》等均是在大批文学之士的协助下,成于众手。刘氏的《幽明录》鲁迅辑得265条,从现存件文来看,故事多取自《陆氏异林》、《搜神记》、《祖氏志怪》、《搜神后记》等。所以,鲁迅先生说:“《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此说甚有据。《世说新语》一书多采集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文士传》等小说及臧荣绪的《晋书》、邓粲的《晋记》等史书中的材料,编辑而成。不过,他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在抄撮的同时,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整理,融入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美学思想、道德观、艺术观对作品加以分门别类,从而使《世说新语》成为一部展现魏晋名士风度的巨著。


                IP属地:四川69楼2024-07-17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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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庆抄改于他出生100多年前就已成书的《西京杂记》,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余嘉锡先生即说,《西京杂记》“颜师古所谓‘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者矣。《世说》从而述之,孝标亦未加以辨正,皆惑也”。显然,他认为《世说新语》承袭了《西京杂记》之说。至于刘义庆为何要刊落《西京杂记》篇末之汉元帝“穷按其事”及毛延寿等人“画工皆弃市”这样的情节?大盖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西京杂记》中的昭君故事实止于“帝悔之”、“不复更人”,昭君北去即结束。此后,纯系补叙元帝因恼怒而杀画工事。这虽大快人心,却与昭君是否出塞无必然联系。其二,《世说新语》“贤媛篇”的主题就决定,它所要刻画的是一个个贤淑的名媛,无传主昭君之事,即应该结束。若再添上毛延寿等人的故事,不仅与主题“贤媛”不符,而且文章也太过枝蔓。其三,元帝因失美女而斩画工,“京师画工,于是差稀”。这极易给人们造成皇帝因重女色而杀“才士”的印象,如宋武衍《明妃曲》即云:“当时谁议诛延寿,益重君王好色名。”元王恽《王昭君出塞图》亦曰:“流连不重君王欲,延寿丹青似有功。”刘义庆作为藩王,决不敢冒有讥弹皇帝好色之嫌,大胆将其载入书中。也许正因为如此,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便没了毛延寿等人“弃市”的情节。
                  《西京杂记》中“昭君与画工”的故事,以其丰厚的文化含量和曲折的传奇性,不仅获得了像刘义庆这样藩王的垂青,而且还赢得了广大民众和民间艺人的频频顾盼。文人士大夫,甚至闺阁妇女,更是浅吟低唱,情有独钟,这些来源全都是荒诞无比的小说《西京杂记》,完全不足为信史。


                  IP属地:四川70楼2024-07-17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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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明君词》“秋簪照汉月,愁帐入胡风。妙工偏见诋,无由情恨通”;王淑英妻刘氏《昭君怨》“一生竟何定,万世良难保。丹青失旧仪,匣玉成秋草”;范靖之妻沈氏《昭君叹》“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千金买蝉鬓,百万写蛾眉”;唐代李白《王昭君》“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惟惶没切莎。生乏黄金枉画图,死留青冢使人嗟”;白居易《昭君悠》“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宋王安石《明妃曲》“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涛";徐均《王昭君》"画工虽巧岂堪凭?妍丑何如一见真!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元代王恽《昭君出塞图》“绝色当年冠汉宫,谁移尤物使和戎?流连不重君王欲,延寿丹青似有功”;刘因《明妃曲》“初闻丹青写明眸,明妃私喜六宫羞。再闻北使选绝色,六宫无虑明妃愁”;明代高启《王昭君》“妾语还凭归使传,妾身没虏不须怜。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高岩梦里贤”;魏儒《王昭君》“妾薄命、冒黄尘,慎勿劳、吾皇神。画工误妾何足算,世有妨贤病国人”;清代刘献廷《王昭君》“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吴光《明妃曲》“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枉却画工无罪死,谁传妾貌上麒麟”
                    这些作品均以不同的文化视野和艺术视角,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或自身经历,对“昭君与画工”这一主题进行反思和观照,翻空造奇,新意迭出,都是把虚构的小说当成信史的结果。不过这还没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又根据各小说杂揉一处,完成了对王昭君完全虚构的故事最后成型。


                    IP属地:四川71楼2024-07-17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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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后汉书》昭君史实考辨
                      南朝宋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中载有王昭君“积悲怨”、“自请出塞”之事,对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事实”,而不加考辨,即信之不疑。如有的学者说:“昭君的出塞是‘自请掖庭令求行’的,也就是说出于自愿前往,而不是被迫的”。也有人说:“历史上”,“王昭君慷慨请行,自愿出塞和亲”。甚至,还有人说:“昭君自愿请行出塞,一则是积后宫孤影生活之怨而冲出牢笼;再则她顺应了匈奴呼韩邪‘愿婿汉氏以自亲’的时代潮流”;“因而,促使她下定请行出塞的决心”(区区宫女,她有自己请求的资格?她因怨求恳,汉朝诸多官员就会傻不溜秋地批准?不怕引发不可测后果?)。凡此种种,实基于:《后汉书》是“正史”,正史即“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这种对史书或史料的见解和认识是偏颇的、不科学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探讨。


                      IP属地:四川72楼2024-07-17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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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史不尽可信
                        人们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或囿于固有的崇史尊史之偏见,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认为:正史所载都是历史事实,是完全可以信从的;而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不可信的。实际上,“正史不正、信史不信”的现象,确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如果有人将二十五史仔细检索一遍,摘抄出其失实而不足信的文字,则可以成就一部很厚、很有价值的书。
                        史书之不可尽信,所在多有。如《左传》记载陈敬仲奔齐,谣词有“五世其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等语,其后无一字不验(只能证明这些事,左传作者看到了,他没看到的,他的预言就得被打脸。如他预言秦国不复东出,就直接被历史事实推翻!)。对此,赵翼云:此“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动人听也”。钱锺书先生也指出《左传》与《战国策》等颇多不实之处,并作过精辟的论述:“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麂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可见,《左传》亦多不实之处和小说成分。《资治通鉴》是史书,但司马光自言,其编撰时,是“遍阅旧史,旁搜小说”。 而虚构所谓的汉武帝罪己诏更是荒谬。如《通鉴》卷190写嫔妃向高祖李渊密谮李世民的一段话,既系私语,史家无法得知,显系想象。所以,张煦侯说:《通鉴》“以杂事入史,如颊上添毫,栩栩欲活,风味颇似小说”。


                        IP属地:四川73楼2024-07-17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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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私家写作《史记》亦颇多不实之词。《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是感龙而生的“龙种”、是“赤帝子”,“所居上常有云气”、“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等等,皆为神化帝王的不实之词。《史记·赵世家》还记载:赵简子魂游上天,醒后说上天使者告诉他:“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后来均应验不爽,赵裹子果然吞并代国,赵武灵王真的“胡服骑射”!这样的资料实源于民间传闻,安能当作“信史”!《史记·楚元王世家》载: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时,就预言刘濞50年后会造反,劝他“同姓一家,慎毋反”。后来不到50年,才45年,刘濞果然率吴楚等7国叛乱。这种“预言”只能出现在“七国之乱”之后,而不可能出自刘邦之口。显然,这也是民间传说,而非史实。至于史记独家记载的所谓周召共和,烽火戏诸侯,赵氏孤儿,掘墓鞭尸,完璧归赵,以吕化嬴,垓下歌舞等,尽皆出自司马迁的想象,更与历史无关,说小说都嫌太高,说纯属市井流言也不过份。


                          IP属地:四川74楼2024-07-17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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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或史书中杂入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小说因素,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而不是作史者主观上的有意为之,更非出于虚构。简略言之,盖有以下几端:
                            其一,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以史为尊”的史官文化传统,由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曲解,许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被世俗化、历史化了。这些世俗化了的神话或民间传说就可以顺利进入史籍,成为所谓的“史实”。因此,早期历史中的神话与传说的因素就显得相当的多,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史书。如《史记》对后来史书的影响即是如此。
                            其二,中国古代文史的同源共体,造成长期的历史与文学分不清。所谓六经皆史、文史不分,就是此种现象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稗官野史、笔记杂撰、传记小说等皆可成为史家撰史的素材。众所周知,《穆天子传》是一部出自汲冢的战国中期的小说,但它历来被归入史部。荀勖《穆天子传序》即云:“与太史公记同”,便强调它的史书性质。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才明确将其列入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


                            IP属地:四川75楼2024-07-17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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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中国古代历来有尊古、崇古,相信迷信的传统。只要是见诸前史的,后史亦可如法炮制。即使是鬼怪神异之事,只要是“有所本”的,皆可进入史书,成为“史实”,“以明神道之不诬,鬼神之实有”。司马迁对历史的态度就极其恶劣,牠把从各地搜集来的传说写进《史记》,给后世开了一个恶例!后世作史亦谨遵不违。如《后汉书》、《晋书》、《新唐书》就大量采用小说材料,甚至鬼怪传闻入史。干宝《搜神记序》说得更明白:“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以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其用意在证明“神道之不诬”,鬼神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即便是正史,也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也不乏荒诞虚谬之处。信然!
                              其四,史家撰史历来声称系遵循“实录”原则,其实不然。史家并不仅仅是将客观材料枯燥罗列,而且还要善叙事理,注重文辞之美,使史书具有较高的文学色彩。同时,史材大多甚为简略,只是故事的梗概或线条枝干,这就给撰史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可以填充以具体的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补充事件环节,甚至可以构拟情景,以实现对历史的某种还原。


                              IP属地:四川76楼2024-07-17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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