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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哀牢夷是白族的先民
一、前言
在云南学术界,对哀牢夷的族属和白族的族源两个学术问题已进行了百年以上的争论,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
保山市文化局的耿德铭先生在他的《哀牢夷百年争论的再认识》的论文中,对哀牢夷族属的研究作了总结[1],他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哀牢夷族属日益受到领导和学界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和80年代下半叶出现了两次讨论热潮,省内外学术刊物、各大学学报刊出很有分量的两批文章,著名史学家、考古学、民族学家方国瑜、江应樑、尤中、张增祺、申旭、刘小兵,在他们的专著中都设置了专篇专章,对哀牢夷族属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热烈争论。在数百年的探讨、争论进程中,所提出哀牢夷族属之说多达一、二十种,归纳起来总属五种基本观点,即濮人说,越僚说,掸泰说,氐羌说,濮与昆明融合体说。明清时代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濮人说为主,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林惠祥、吕思勉和西方学者们的掸泰说影响很大,近些年则以‘哀牢夷是昆明族之一部’说较为流行”。耿德铭先生作了很好的总结,但在总结中漏掉了“白族说”。
石钟健教授在他的《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中说:“在大理、邓川明代墓碑中,自称为九隆族的有董、张、杨、李、赵、王、陈、尹、杜等姓,与《南诏野史》的记载基本相合。上述这几姓,在晋唐时代的文献记载中,似均可找到代表人物”[2]。可见,应将白族说列入哀牢夷的族属研究中。
白族的族源有多种说法:第一种是外来说,其中又有从今青海、甘肃南下的古氐羌人说与僰人从朱提(今昭通)进入洱海地区说[3] [4] [5];第二种是土著说,其中又有昆明族后裔和哀牢夷后裔说[6] [7];第三种是多元说,认为白族是来源于土著人、僰人、汉人、哀牢人,由很多族类聚合而成 [8];第四种是异源同流说,认为白族是以“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或融合西迁的僰人、蜀(叟)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民族共同体[9]。
从以上哀牢夷族属和白族族源之多种说法可知,分歧很大,要取得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认为,只有独辟蹊径,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哀牢夷族属和白族族源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
作者注意到:在今白族地区,与哀牢夷有关的两件事值得人们深思。第一件事是哀牢夷的“九隆神话”在白族人中广为流传,例如,由白族人杨惠先生口述、喜洲白族人杨宪典先生记录的“九隆神话”已收录在李缵绪研究员主编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10]。第二件事是在大理、邓川的明代许多不同家族的墓碑上刻有“九隆之裔”。这两件事提示:哀牢夷与白族有密切的关系,哀牢夷族属的研究和白族的族源研究可能是同一件事,即可能属于同一研究课题。
1791年,一个名叫约翰·朗格(John·Long)的英国人出版了一本《印第安旅行记》,书中介绍了印第安人的“totem”,取自北美阿尔贡金(Algonkin)人奥季布瓦族方言“ototeman”,意思是“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它的氏族”。从此,这个“totem”在欧洲传播开来,纷纷用它来研究欧洲的史前史,并获得成功。最早把“图腾”一词引入中国的是严复,1903年,严复在翻译英国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书时,他将“totem”翻译成“图腾” [11]。
图腾就是原始人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与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将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将图腾作为本氏族的名称、标志或徽号。
一般而言,图腾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哀牢夷的“九隆神话”也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因此,用图腾和图腾文化作指导,对哀牢夷的“九隆神话”
进行研究,可以确定哀牢夷的图腾。图腾是文化,图腾一旦产生,它就要在哀牢夷后裔中传承下去,并在后裔中留有它的遗迹,为此,研究哀牢夷图腾的传承后,就可以找到哀牢夷的族属。以上就是本文《论哀牢夷是白族的先民》的研究新思路。
作者用图腾和图腾文化作指导,对哀牢夷的“九隆神话”进行研究,并辅以田野调查之后确认:哀牢夷的图腾是沙壶鸟和沉木,现今白族生活中有哀牢夷图腾沙壶鸟和沉木的遗迹。为此,作者证实:哀牢夷是现今白族的先民;白族的族源是云南土著哀牢夷原始民族。
二、“九隆神话”及其诠释
“九隆神话”是云南土著哀牢夷原始民族的神话,也是最早出现在汉文献中的云南神话,至今,“九隆神话”仍在白族民众中流传。根据已故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的研究[12],“九隆神话”最早由东汉时的杨终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记录在《哀牢传》中。杨终是将哀牢夷“九隆神话”纪录为汉文字的第一人,也是用汉字注音哀牢夷语的第一人,被杨终用汉字注音的哀牢夷语共十二个:沙壶、九隆、九、隆、禁高、吸、建非、哀牢、桑藕、柳承、柳貌、扈栗(贤栗)。
《后汉书·西南夷》中的“九隆神话”全文如下: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13]。
比《后汉书》成书为早的、由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载有“九隆神话”。其内容与《后汉书·西南夷》基本相同,但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的“九隆神话”将“沙壹”作“沙壶”,“九隆”作“元隆”。
唐代的史籍中也有“沙壶”的记载,如樊绰《云南志》卷三载:“(蒙逻盛)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贞元中(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14]。
由上可知,《后汉书·西南夷》中的“沙壹”应作“沙壶”。“九隆神话”中的“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应为“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
至于“元隆”,唐代的史籍和以后的碑刻中均为“九隆”,如唐初骆宾王《姚州道破逆贼柳诺没浪杨虔柳等露布》和《又破没蒙俭露布》中说:“乱我天常,变九隆而背诞,负其地险,携七部以稽诛”。“竹浮三节,肇兴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15]。又如大理喜洲弘圭山明代的许多墓碑上刻有“九隆之裔”[2]。“元”与“九”字形相近,“元隆”应为“九隆”。
在研究“九隆神话”时,首先要明确“九隆神话”是云南哀牢夷原始民族的神话,而不是云南古老哀牢国的神话。因为,哀牢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主体民族哀牢夷外,国内还有其它古老民族。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狼(应为柳貌)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 [16]。如果将“九隆神话”作为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等族的神话,则“九隆神话”的族属自然就有多种说法。因此,在研究“九隆神话”时,将“夷”和“国”分开非常必要。
由于不同学者对“九隆神话”的相同文字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对“九隆神话”进行族属研究时,不同学者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为此,对“九隆神话”本身,也有必要加以诠释。
(一)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
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法国人,他是马克思的学生和二女儿劳拉的丈夫,他在《宗教和资本》一书中说:“野蛮的民族常常使用单数的名字来表示许多人的总和,……不要把亚当的名字看成是一个人的专有名字,而应当看作是一个甚至几个野蛮氏族部落的名字”[17]。按照拉法格的说法,“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指的是有几个野蛮的母系氏族居于牢山。“沙壶”氏族是几个哀牢夷母系氏族中的一个,“沙壶”是一个母系氏族的名字,在这个“沙壶”母系氏族中有老人、小孩、成年女人和成年男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叫“沙壶”,只不过这一“沙壶”氏族处于母系氏族时期,世系按母系来计算,因此,这一氏族的名称就用一位妇女的名字来代表了。
(二) 尝捕鱼水中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著作,正确而全面地恢复了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将人类史前各文化阶段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又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具体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人类处于那一个时代的那一个阶段,都有一些具体的标志。
当人类处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时,有五项标志: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开始用火,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发明棍棒和标枪作为捕猎武器;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故有时发生了食人之风;在考古学中处于旧石器时代[18]。
由此可知,“尝捕鱼水中”提供了哀牢夷的两个信息:一是哀牢夷原始民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即处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二是哀牢夷原始民族的生产力极为低下,采集和渔猎是他们的生活来源。
(三) (沙壶)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
“沉木”也是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一个氏族。在“沉木”氏族中,也有老人、小孩、成年女人和成年男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叫“沉木”。(沙壶)“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这一段话就是“九隆神话”之所以是“神话”的重要文字。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9]。哀牢夷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不知道妇女为何要生育,他们凭借“想象”对令人迷惑不解的生育之事,用“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给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将妇女生育之事形象化,这就是借助具体形象来认识世界。
揭开“九隆神话”的外衣,(沙壶)“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实际上说的是哀牢夷的“沙壶”氏族和“沉木”氏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即“沙壶”氏族和“沉木”氏族之间实行的族外群婚制,这种族外群婚制又叫做“普那路亚”式的群婚制(普那路亚是夏威夷语Punolua的译音,意为“亲密的伴侣”,指族外群婚制)。恩格斯对“普那路亚”族外群婚制作出了准确的描述:“……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他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兄弟,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associc(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20]。在这种氏族族外群婚制下,妇女所生子女归女方氏族所有,子女只能“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
人类在实行族外群婚制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母系氏族实行的是族内群婚制,即实行近亲的婚姻制。人们逐渐发现,实行族内群婚制时,氏族的后代畸形多,智力、体力低下,寿命短,氏族不能繁荣、壮大。而实行族外群婚制时,氏族的后代发育良好,智力发达,身体强壮,取得的食物迅速增加,氏族人口过快繁殖,因而,不同的母系氏族先后逐渐地由族内群婚制过渡到族外群婚制,并为此在氏族内部规定了严格的规则,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给以严励的惩戒。族外群婚制的氏族识别就是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沙壶”、“沉木”分别是两个哀牢夷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母系氏族实行族外群婚制,促使母系氏族社会的经济、文化大大地向前发展。
“产子男十人”。妇女生双胞胎、三胞胎的几率已很少,一胎“产子男十人”的几率极少,产子多,婴儿体重轻,成活十分困难。这里“产子男十人”中的“十人”,实际上是表示“多人”的意思,即可以表示超过“十人”,也可以表示少于“十人”。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人类以自然食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时,一定的土地面积所承载的人口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为此,当人口增殖时,特别是人口增殖得很多时,从母系氏族中必定要分出若干小的氏族,以便扩大土地占有面积,这就是“产子男十人”的意思,也就是“九隆神话”中说“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的体现。
(四) 后沉木化为龙
“后沉木化为龙”,这一“后”字和“化”字表示“九隆神话”在漫长的口头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遭到人为的修改。作者认为,“九隆神话”原来没有“龙”,但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甚至到了阶级社会,有人将“龙”引入“九隆神话”中。此后,有人便将“九隆神话”叫成“龙神话”,将“沙壶”叫成“龙母”,将“产子男十人”中的男子叫成“龙子”,使“九隆神话”变味。
王勇在《中国世界图腾文化》一书中说:“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龙生着驼头、马脸、虎鼻、牛耳、豹眼、鹿角、狮鬓、蛇身、鱼麟、鹰爪,它能长能短、能幽能明,能飞上天空呼风唤雨,能潜入海底兴风作浪,而且还是风调雨顺的保障。由此可知,龙是自然界从没出现过的一种动物”[21]。
哀牢夷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只能用直观形象和表象去认识事物,缺乏抽象力和逻辑能力,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和类,更无从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哀牢夷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见过“龙”的形象,更不会形成“龙”的概念,他们自己在创造“九隆神话”时,不可能将“龙”引入其中,为此,可以判断:现在“九隆神话”中有“龙”,这条“龙”是后来有人加进去的;从“九隆神话”中衍生出来的所有“龙的文化”全是虚假的;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研究“九隆神话”中的“龙”,研究结果是不可信的。
至于龙的概念和形象只能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父系氏族社会、甚至是在阶级社会中才能产生和完善。
(五) 其母鸟语
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实行的是族外群婚制,成年妇女所生子女全部归妇女所在的氏族所有,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位妇女除了自己所亲生的子女外,还要将所在氏族中其他成年妇女所生的子女都当成自己的子女,所有成年妇女共同担负起母亲的义务,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当母系氏族的母亲一代一代地往上推算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个母系氏族的“全体有一共同的祖先,由于出身同一个女祖先,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22]。因此,“九隆神话”中的“其母”就是哀牢夷母系氏族的始祖母和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姊妹。“沙壶”是哀牢夷始祖母和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姊妹的名字。所以,“其母”就是“沙壶”,“沙壶”就是哀牢夷原始民族的母亲。“其母鸟语”就是哀牢夷母系氏族的语言。因为“其母”是“沙壶”,所以“其母鸟语”就是“沙壶鸟语”,表示“沙壶”是一只鸟,“沙壶”是这只鸟的鸟名,即哀牢夷的这一个母系氏族用“沙壶鸟”来命名,“沙壶”是这一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
同理,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另一个母系氏族用“沉木”(表示该氏族对树木崇拜)来命名,“沉木”是另一个母系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
(六) 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
在母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的婚姻制度是族外群婚制(即普那路亚式的群婚制)。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人口大量增殖,必然要从人口多的母系氏族中分出许多小氏族。前后累计起来,某个地域内的母系氏族的数量可能多达几十个或上百个,这些母系氏族之间,血缘有近有远,当母系氏族社会从蒙昧时代逐渐进入野蛮时代(并相继经历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后,禁止母系氏族社会内同一祖先的后裔不能婚配的惯例也逐渐多了起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些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婚所排挤了”[23]。
“九隆神话”中说:“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说明牢山下的母系氏族与“沙壶”氏族的血缘关系已很远,“复生十女子”表示牢山下也有众多的母系氏族。“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其意为“沙壶”氏族与牢山下的一些母系氏族之间已发展成为对偶婚。所谓对偶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描述得很清楚:“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23]。
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在整个野蛮时代,氏族都实行对偶婚制,或者说,从母系氏族社会时的族外群婚制发展成为对偶婚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父系氏族社会。从考古时代来说,对偶婚制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起,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24]。
(七) 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
哀牢夷的母系氏族社会经历蒙昧时代之后,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就跨入了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在这阶段内,哀牢夷人已经能制陶、圈养和繁殖动物,发明原始农业。随着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显著增长,母系氏族中的男子在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终于在野蛮时代的中期阶段,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世系由母系计算改为按父系计算。
氏族数目的增加以及各个氏族之间的内部和外部事务的增加,各氏族必须联合起来,并推选出首领来处理内部和外部事务,这样,氏族便发展成为部落。“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这就是哀牢夷由氏族发展成为部落的写照。当氏族经济、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人口进一步增殖,占有的土地进一步扩大,众多的部落又联合起来变成部落联盟,以致发展成为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5]。
(八) 种人皆刻画其身
“种人皆刻画其身”就是“文身”,在人的身体某一部位的皮肤上,用尖锐石器或竹、骨刺刺出血并涂以天然颜料而留下的图案。在“九隆神话”中有两个母系氏族,一个是沙壶氏族,此氏族人们的皮肤上刺有沙壶鸟,另一个是沉木氏族,此氏族人们的皮肤上刺有沉木。“种人皆刻画其身”中的“皆”表示氏族中的所有男女都要文身。
母系氏族成员文身起到以下作用:
1、人们皮肤上的文身图案代表了人们所在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
2、文身图案表示氏族成员对祖先的崇敬并相信氏族成员可以得到祖先的保护;
3、文身图案具有团结本氏族人员的作用,一个氏族的成员流落到其他氏族时,可凭文身图案找回来;
4、母系氏族实行族外群婚制,规定相同文身图案的同氏族人员之间严禁婚配,对违犯规定者,给以严惩,文身图案就是婚配时的“凭据”,它对实行族外群婚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曾以现存的神话来考察曾经存在过的氏族社会,他说:“特别是一夫一妻制产生后,已经历时久远,而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26]。”神话,当然不是科学的历史,但却含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九隆神话”是哀牢夷处于原始社会历史时期的折影。
三、哀牢夷的图腾是沙壶鸟和沉木
(一)图腾和图腾文化
图腾是原始时代的人们迷信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与他们有血缘关系(即亲属关系),因而将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标志或徽号。
图腾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采集和渔猎,人们还不能独立地支配自然力。他们对人类生殖原因也不清楚,对自然充满幻想,以为自身的繁衍与图腾有关,因而选定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作为图腾,对所选图腾实行崇拜,相信图腾具有超自然力,它能随时保护自己的氏族,并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图腾文化。图腾崇拜与氏族一起形成,图腾本身是一种象征,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氏族、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本身。
图腾崇拜是人类处于童年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图腾文化中,图腾观念是图腾文化的核心。图腾观念包括图腾亲属观念、图腾祖先观念和图腾保护神观念[27]。
图腾亲属观念是最早的图腾观念,人们把图腾视为自己的亲属,把图腾当作本氏族的成员。图腾亲属观念中包含有原始氏族成员的求安心理因素,希望所崇拜的图腾能保护全体氏族成员。
图腾祖先观念是在图腾亲属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有关,氏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图腾繁衍的子孙,由此,人们以特殊的态度对待“始祖”的同类,集体的共源性加强了个体间的认同感和依赖感。图腾祖先观念以其共同血缘为基础,使信仰同一图腾祖先的先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的文化圈内,同一图腾信仰也就意味着同源共祖,图腾具有认祖功能[28]。
图腾保护神观念是图腾祖先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始民族将图腾看成是神,认为图腾具有超自然力,它能够降福于人、能够为人排忧解难,图腾神为人们的生存带来希望并加强了人们的安全感。
上述图腾亲属观念、图腾祖先观念和图腾保护神观念三者在现实中是难以分开的,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图腾观念。
除上述图腾观念外,图腾文化还包括图腾徽号、图腾禁忌和图腾仪式。
图腾徽号伴随着图腾观念的产生而产生,图腾徽号是图腾文化体系中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每一个氏族都以图腾作为氏族群体的名称、标志,将崇拜的图腾对象客观化为某种具有感性形态的徽号,由于不同氏族的图腾徽号不同,所以,图腾徽号将这一氏族和另一氏族清楚地区别开来。例如文身就是一种图腾徽号,氏族成员文身表示对本氏族图腾的崇敬之情,同时氏族成员也希望通过文身徽号得到图腾的保护。
由图腾徽号衍生出许多图腾艺术,表现于绘画、雕刻、舞蹈、装饰、建筑、神话等多种艺术形式。
图腾禁忌是图腾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图腾禁忌有3种: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语言禁忌。
在行为禁忌中,规定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之间不能婚配,即氏族实行族外群婚制。氏族成员之间能否婚配,可由图腾文身加以区别。由于氏族实行族外群婚制,一个原始民族起码要有两个以上的氏族同时存在。一个原始民族的人口越多,氏族数目越多,图腾种类也越多,图腾崇拜对象具有多样性。
食物禁忌是指氏族成员不能杀害自己崇拜的图腾动物,不能食用图腾动物(在一些氏族中规定可食用图腾动物,叫作吃圣餐,但这样的氏族很少,在食用之前,还要举行仪式,请求图腾宽恕、免罪)。
语言禁忌是氏族成员在语言上不能冒犯所崇拜的图腾,若冒犯了,必遭报应。
图腾禁忌强化了群体秩序,从而有力地维护氏族内部的团结及维系氏族组织的稳定性。
依据何星亮先生的研究,图腾仪式有3种:入社仪式、繁殖仪式和祭祀仪式[28]。
氏族成员达到一定年龄,便要举行入社仪式,然后才正式被认为氏族中的成员。对原始人来说,维持生命、繁衍后代是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因此,进行繁衍仪式是非常重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旨在乞求图腾祖先保佑后代人丁兴旺、无灾无难。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逐渐得到增强,图腾观念也随之逐渐淡化,但是,图腾作为一种文化,它一旦产生,就可以在一定阶段上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按自身的规律遗传,并能流传几千年,跨过几个社会形态,至今,在一些民族中仍能看到其祖先在原始社会时的图腾遗迹。
(二)哀牢夷的图腾是沙壶鸟和沉木
前已述及,在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同时存在着两个氏族:一个氏族的名称、标志和徽号是沙壶鸟;另一个氏族的名称、标志和徽号是沉木。将哀牢夷“九隆神话”与“图腾、图腾文化”相对照后可知:哀牢夷“九隆神话”有3条内容与“图腾、图腾文化”相同:
1、沙壶氏族和沉木氏族“尝捕渔水中”,说明沙壶和沉木氏族同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此时正是产生图腾的时期。沙壶鸟是动物,为沙壶氏族的亲属,沉木是植物,为沉木氏族的亲属。
2、(沙壶)“触沉木若有感”,“触”表示沙壶氏族和沉木氏族之间有婚姻关系,即沙壶氏族的男子只能以沉木氏族的女子为妻,沉木氏族的男子只能以沙壶氏族的女子为妻,并且一个男子可以有一群妻子,一个女子也可以有一群丈夫,也就是一群男子共妻,一群女子共夫。严格禁止同一氏族内的男女婚配。这就是族外群婚制及其在行为上的禁忌。
3、“种人皆刻画其身”,“种人”既包括沙壶氏族,又包括沉木氏族,“皆”指氏族内的全体男女都要“刻画其身”,沙壶氏族的男女都有“沙壶”鸟文身,沉木氏族的男女都有“沉木”文身,这就是在“种人”身上的图腾徽号。
基于上述3条,可以确定:动物沙壶鸟和植物沉木二者是哀牢夷原始民族的图腾。
(三)沙壶鸟
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他的一个母系氏族的图腾是沙壶鸟,几万年过去了,这只沙壶鸟还生活在世界上吗?作者肯定的回答:沙壶鸟还生活在世界上。沙壶鸟仍然栖息在一些地方的森林、灌木、竹林中,还在天空中飞来飞去,飞上飞下,还在唱着欢快悦耳的歌,还被养鸟爱好者养在笼中。
“沙壶”是留存于世的12个哀牢夷语中的一个,这一“沙壶”鸟名是由东汉时的杨终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用“沙”、“壶”两个汉字注音而记录下来的,至今已有1944年。由于译音无定字,同一音源可以有多种汉字译音,所以,同一只“沙壶”鸟,不同的人就有多种不同的译音,此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沙壶”鸟的多种汉字译音
译音 汉语拼音 参考文献
沙壶 shahu [14]
山呼 shanhu [35]
山胡 shanhu [40]
珊瑚 shanhu [42]
山鹕 shanhu [46]
从表3中可知,“沙壶”的多种汉字译音的汉字拼音多数相同。
物种分类:鸟纲——雀形目——鶲科——画眉亚科——噪鹛属。沙壶鸟的中文学名叫“黑喉噪鹛”。拉丁名Garrulax chinensis,英文名Black-throated laughing-Thrush。
分布: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南、海南岛;国外主要分布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等地,沙壶鸟是一种留鸟,留鸟一般终年栖息于同一地域,或者仅有短距离的迁徙现象。
沙壶鸟(黑喉噪鹛)的图像如图1所示。

图1 沙壶鸟(黑喉噪鹛)的图像
来源:因特网
从图1中看出,沙壶鸟(黑喉噪鹛)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难怪历史上有人叫它“五色鸟”、“金缕鸟”。
沙壶鸟(黑喉噪鹛)属于画眉亚科噪鹛属。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君的《云南鸟类物种多样性现状》论文中载:云南省有噪鹛属鸟类27种,如表2所示。
表2 云南噪鹛属鸟类27种 [47]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黑喉噪鹛 15 黄喉噪鹛
2 黑领噪鹛 16 灰翅噪鹛
3 小黑领噪鹛 17 大噪鹛
4 黑顶噪鹛 18 眼纹噪鹛
5 白喉噪鹛 19 灰胁噪鹛
6 白冠噪鹛 20 棕噪鹛
7 白颈噪鹛 21 栗颈噪鹛
8 白点鹛 22 斑胸噪鹛
9 白颊噪鹛 23 蓝翅噪鹛
10 棕臂噪鹛 24 条纹噪鹛
11 赤尾噪鹛 25 栗颏噪鹛
12 纯色噪鹛 26 红头噪鹛
13 橙翅噪鹛 27 丽色噪鹛
14 褐胸噪鹛 28 ------
云南有如此众多的噪鹛属鸟类,只有那些专门从事鸟类研究的动物学家才能将它们分辨出来。
有人根据化石材料的研究和推测,在过去的13000万年中,地球上曾有过50万种鸟类。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鸟类已经绝灭,到史前人类时期,鸟类总数可达11500种,现在已减少到9000余种,还有1000多种鸟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34]。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的图腾“沙壶鸟”(黑喉噪鹛)还生生不息地生活在世界上,说明“沙壶鸟”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和对环境变迁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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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哀牢夷是白族的先民,白族的族源是云南土著哀牢夷原始民族
    (一)关于沙壶鸟的田野调查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有一座罗坪山,它是云岭的一条支脉,山势由北向南延伸。在洱源县凤羽镇境内的罗坪山叫做鸟吊山或凤羽山。这是一座名山,最早被晋朝的郭广义记录在《广志》里,北魏郦道元将有关鸟吊山的记录文字引入《水经注》。《水经注》记有:“郡有叶榆县,县西北八十里,有鸟吊山。众鸟千百为群共会,鸣呼啁晰,每岁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则止。一岁六至,雉雀来吊,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嗉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31]。
    凤羽白族人上鸟吊山打鸟的时间是在农历八月二十日以后、月亮成钩的那几日。打鸟人在上山前要准备好:打鸟时用的网、已劈成条状的含有松脂的松柴、御寒衣物和一夜所需的食品和水。打鸟的人是否上山打鸟,要看气候而定,只有在凤羽白族话叫“羔等”出现时才能上山打鸟。“羔等”指在黄昏后鸟吊山的山顶上笼罩着那层浓云(或浓雾),此时,东边天空则是无云或少云;群星闪烁。“羔等”出现,有利于鸟群向鸟吊山方向飞去,并且在飞越鸟吊山时因浓云而低飞,此时,打鸟人才能打到鸟。夜幕初降,打鸟人走2个多小时的山路,便可登上鸟吊山的山顶。
    打鸟人上得山来,各人拉开距离,点燃篝火,此时,随着火光升起,在云层中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异彩,似如彩凤,一群群飞鸟先后发出嘎嘎、叽叽、咕咕的不同声音向篝火周围飞来,打鸟人用网上下左右扑打,一只只鸟被打落下来。打落下来的鸟有大的、小的、本地的、外地的、知名的、更多是不知名的,只只奇毛异羽。打鸟时的情景十分壮观,终生难忘。
    在天亮前,打鸟人已处于疲惫状态,但听到飞鸟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时,有经验的打鸟人就知道,今夜有“沙壶”鸟飞来,精神为之一振,疲乏顿消。每一个上鸟吊山打鸟的白族人都希望能打到“沙壶”鸟。听祖宗传言,“沙壶”鸟能率万鸟来朝凤,捉到活的“沙壶”鸟时,也就能捕捉到许许多多的其他鸟,因此,捉到“沙壶”鸟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大好事。
    打鸟的白族人捉到“沙壶”鸟后,将“沙壶”鸟养在笼中,请亲戚朋友来家中观赏沙壶鸟,还要买一个猪头,将剥离后的猪头皮切成细丝,大家一起喝酒吃白族名菜猪头皮“亥肖”来庆贺。
    白族人将沙壶鸟养在笼中,不杀不食,对沙壶鸟十分爱护,十分尊敬,每天给予喂食、喂水,逗它唱歌,沙壶鸟成为宠物,死后掩埋。
    凤凰并非实有,众鸟飞越鸟吊山,也非哀吊死去的凤凰。动物学家告诉人们,飞越鸟吊山的鸟类主要来自我国西北青海等省,是候鸟的长途迁徙,它们在深秋飞往温暖的东南亚越冬。沙壶鸟是留鸟,它们是被大群候鸟裹胁才飞到鸟吊山来的。鸟吊山于1988年列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州级自然保护区。
    在明朝,有3位名人曾经先后来到凤羽鸟吊山顶打鸟的地方,他们是李元阳、杨慎和徐霞客。
    李元阳是大理人,白族,字仁甫,号中溪,生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卒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理学家,嘉靖丙戌(公元1526年)中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监察御史、荆州知府。曾主修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李元阳和摘戌云南的杨慎一起去凤羽,登上了鸟吊山,他为此写下了两首诗,这两首诗可在李缵绪研究员著的《白族文学史略》中查到[32]。
    第一首:
    罗坪山上凤凰台,八月秋高百鸟哀。大网千年谁作佣?忍令异羽尽成灰!
    第二首:
    鸟吊山前禾黍香,路人云是白王庄。量羊山斛今犹在,剩有西风识叶黄。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弘治一年(公元1488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嘉靖甲申(公元1524年)“殿试”第一名状元,官居翰林修撰,因“议大礼”案被贬谪云南。杨慎和李元阳二人都不赞成捕杀鸟类的行为,杨慎也写了两首诗[33]。
    第一首,《帝释山》(注:帝释山是凤羽鸟吊山的中和峰):
    帝释山头云满溪,东庵飞雨西庵泥。碧潭照眼石鲸动,翠微当面林莺啼。朦朦香雾花层温,漠漠生烟树点齐。傍险银鞍应未怯,玉壶清酒为君携。
    第二首,《鸟吊山》:
    鸟吊山头百鸟伤,刺桐茅竹隐斜阳。九苞文采不复见,千古令人空断肠。
    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卒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今江苏江阴人,明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著有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中滇游日记八载有游历凤羽的日记。崇祯朱由检己卯(1639年)三月初一日,徐霞客从现今洱源县城动身进入凤羽,初二日慕“百鸟朝凤”之名,登上了鸟吊山的关坪,他在日记中写到:“从土主庙更西上十五里,即关坪,为凤羽绝顶。其南白王庙后,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皑皑而不及登。(凤羽,一名鸟吊山,每岁九月,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34]。徐霞客登上鸟吊山顶的日期是三月初二日,不是鸟吊山打鸟的季节,但他的游记说明凤羽白族人在九月上鸟吊山打鸟是实情。
    李元阳在凤羽鸟吊山上见过沙壶鸟,他在撰写嘉靖《大理府志》时,在《物产》禽之属五十九中:将“沙壶”(李元阳译作“山呼”)列入其中[35]。
    在洱源县凤羽镇鸟吊山关于“沙壶”鸟的田野调查证实:哀牢夷“九隆神话”中的“沙壶”确实是一只鸟的鸟名,古往今来的名字相同,沙壶是哀牢夷语,也是白族语。
    (二)哀牢夷图腾沉木转变为白族本主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一种宗教信仰,是白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白族文化一个有力的载体,在世界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
    “本主”一词是汉语,是“本境福主”的简称。白族话叫“本主”为“武增”、“倒博”,它包含“主人”之意。本主就是村社保护神,是掌管本地区、本村居民生死祸福之神,在白族地区大的村子里,都建有本主庙,村子小的,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建一个本主庙,庙中供奉所信仰的本主。本主崇拜是一种多神崇拜,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神灵系统。一个白族村民,从他出生那一天到他离开人世,他注定要一辈子和本主打交道。本主祭祀除了一个村子大规模的共同在本主诞辰进行祭祀以及在本主节时共同游神活动外,平时的祭祀则由各家各户自行进行,举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农事活动、读书求学、出外谋生及一切疑难问题或有所求的问题,都可以到本主庙向本主祈求或帮助庇护。
    据1990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调查,全州境内共有本主庙986座,祀有本主神一千多位[36]。
    被白族人尊为本主神的对象,据白族学者李缵绪研究员的研究,神祗来源有:自然崇拜神祗、图腾崇拜神祗、祖先崇拜神祗、英雄崇拜神祗、平民百姓神祗、佛教和道教神灵神祗、南诏国和大理国统治者神祗、汉族历史人物及其亲属神祗八类[37]。不过,作者认为:南诏国和大理国统治者神祗中应加入“白子国”统治者神祗,例如“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是下关大关邑村的本主[38]。
    “沉木”是哀牢夷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至今,可在大理白族的村社中找到它的遗迹,它已转变为白族的本主,在大理地区有3个村子将“沉木”叫作“大树疙瘩”并将它尊为本主。
    第一个在大理市银桥乡的阳乡村(在无为寺附近),第二个在洱源县凤羽镇的铁甲场村,第三个在洱源县上龙门村。阳乡村大树疙瘩本主的传说如下:
    阳乡村坐落在苍山第八峰(由北往南数)兰峰脚下,村南是双鸳溪,双鸳溪经常发洪水,淹没田地,冲毁房屋,对村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一年,大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双鸳溪的洪水暴涨,巨大的洪峰一浪跟着一浪倾泻而下,冲决了河堤,直向阳乡村猛扑过来,眼看村子不保,人们呼天喊地往山上逃生,跑着跑着,突然听到有人惊呼:“你们看,冲往村子里的水退了”!人们停下来一看,发现河堤决口处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大家跑过去仔细观察,原来是从山上冲下来的一个大树疙瘩堵住了决口。正是这个大树疙瘩拦住了洪水,才保住了村庄。人们因此对这个大树疙瘩肃然起敬,认为它保卫了村子和人畜的安全,一定是神灵,等洪水退后,全村人向它跪拜,把它接到村里,为它盖了一座庙,请木匠将它修整了一番,然后供奉在神龛上,立为村里的本主。因为它是农历八月二十二显灵,救了村民,所以就把这一天定为本主节[39]。
    (三)哀牢夷是白族的先民,白族的族源是云南土著哀牢夷原始民族
    通过对“沙壶”鸟的田野调查得知: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沙壶鸟至今仍在洱源县鸟吊山打鸟时可以被白族人捉到,沙壶鸟代代相沿,它们已经生存了几万年;凤羽白族人捉到沙壶鸟认为是一件大吉大利的事,请客饮酒庆贺,这正是白族先民们具有图腾保护神观念的遗迹;捉到沙壶鸟养在笼中、不杀不食,死后掩埋,这是图腾禁忌的遗迹。
    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哀牢夷的另一个图腾是“沉木”,它已经转变为白族大树疙瘩本主。本主被白族视为他们的保护神,是掌管本村寨居民生死祸福的神,这正是白族先民图腾保护神观念的遗迹。白族人民对他们所信仰的本主每年都要进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活动,这也是白族先民图腾仪式的遗迹。
    由上可知:哀牢夷“九隆神话”中的两个图腾都可以在现今白族中找到它们的遗迹,这就强有力的证实哀牢夷的族属是白族,现今白族的族源是哀牢夷原始民族。
    白族的本主崇拜在世界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哀牢夷图腾“沉木”变为白族本主也应是独一无二的,即只有白族才是哀牢夷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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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哀牢夷语言沙壶的传承
      语言和文字,不仅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又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人们借助语言和文字保存和传递人类的文明成果。
      “沙壶”是云南土著哀牢夷原始民族的语言,是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某一母系氏族的名称、标志、徽号,“沙壶”是一只鸟的鸟名,“沙壶”鸟是哀牢夷的图腾。产生“沙壶”这一名词的时间离现在可能已有几千年到万年,但哀牢夷语言“沙壶”至今仍在白族社会中存在,仍然在白族日常生活中使用,这就是语言传承的结果。
      语言有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书面语的视觉形式。下面将分别以口头和文字两方面来显示哀牢夷语“沙壶”的传承情况。
      (一)哀牢夷语沙壶的口头传承
      哀牢夷语沙壶的口头传承是在云南洱源县凤羽镇白族人每年秋季到境内鸟吊山上打鸟这一活动中实施的。语言的特点是长期应用者存,长期不应用者消失。每年秋夜是打鸟季节,打到了“沙壶”鸟,每年就将白族语“沙壶”在白族人中间传承一次。打鸟的实践使白族口头语“沙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实现了“实践记忆”,“实践记忆”在无文字的白族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
      北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字善长,今河北省琢鹿县人,约生于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卒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7年),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但在地理学上有辉煌的成就,著有《水经注》40卷,在书的“叶榆河”一条中载有洱源县凤羽鸟吊山的打鸟一事。若以郦道元卒年为计算起点,则凤羽白族人上鸟吊山打鸟的时间已有1475年,即哀牢夷语“沙壶”在凤羽白族人的口头中已传承了至少14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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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哀牢夷语“沙壶”的文字传承
        哀牢夷语“沙壶”的文字记录始于东汉,历经东晋、南朝刘宋、唐、宋、元、明、清、民国、直到现在,连续不断地传承已有1944年。
        1、东汉杨终将哀牢夷语“沙壶”首次记录为文字。哀牢夷语“沙壶”产生于哀牢夷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经父系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漫长的口头传承,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哀牢国国王柳貌派遣使者到成都、洛阳谈哀牢国归汉时,杨终首次用汉字记音的方法将哀牢夷语“沙壶”一词记录下来。“沙壶”又是现今的白族语,杨终也应是用汉字记白音的第一人。
        2、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唐李贤注《后汉书》时,在哀牢夷“九隆神话”的文字后注曰:“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也”。可见,《后汉书》的哀牢夷“九隆神话”是从《风俗通义》中转引过来。应劭生于汉桓帝刘志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卒于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以应劭卒年为计算基准,“沙壶”被《风俗通义》记录至今已有1709年。
        3、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有哀牢夷的“九隆神话”,以常璩卒于穆帝司马聃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为计算基准,“沙壶”被《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录已有1651年。
        4、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载有哀牢夷的“九隆神话”,以范晔卒于南朝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为计算基准,“沙壶”被《后汉书》记录已有1567年。
        5、樊绰《云南志》(曾用名《蛮书》),是一部最早、最详备和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南诏国史书。樊绰的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是唐懿宗李漼时安南经略史的属吏。赵吕甫校释的《云南志校释》说:“樊绰写成《云南志》的时间是在唐懿宗李漼咸通四年(公元863年)”。
        在《云南志校释》中记录有:“……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贞元中(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按樊绰《云南志》成书时间计,其中“沙壶”两个词,流传至今已1149年。
        6、北宋时,被人称为“三苏”的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3人。英宗赵曙嘉佑二年,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同榜进士,轰动京师(开封)。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7年),卒于元符三年(公元1101年),是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词人。
        苏辙,字子由,生于仁宗赵祯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卒于徽宗赵佶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和苏辙二人同榜进士不久,苏洵的妻子程氏逝世,父子3人归里(四川眉山),服孝,直到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居丧期满后,苏洵及其二子离开眉山,返回京城开封,在乘船路过涪州(现今重庆市涪陵区)上岸休息时,买到了一只“山胡”鸟,于是,苏辙作了一首“山胡”诗:
        山胡拥苍毳,两耳白茸茸,野树啼终日,黔山深几重。啄溪探细石,噪虎上故峰,被执应多恨,筠笼仅不容[40]。
        将此诗与本文图1所示的黑喉噪鹛的图片对照,可见,苏辙描述黑喉噪鹛“两耳白茸茸”是相当准确的,这就证实“山胡”鸟是黑喉噪鹛。
        与苏辙同行的苏轼也写了一首《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的诗:
        终日锁筠笼,回头惜翠茸,谁知声画画,亦自意重重,夜宿烟生浦,朝鸣日上峰,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41]。
        这是一首政治诗,苏轼借得到一只“山胡”鸟而发出对大理国前途的预测,苏轼将大理国当作“山胡”鸟(苏轼可能已知大理国的白人信奉山胡鸟为保护神),苏轼认为大理国非常孤立和弱小(终日锁筠笼),其前途必定为宋朝所吞并(鹰隼岂能容)。但是,最后灭亡大理国的不是宋朝,而是蒙古族忽必烈,南宋理宗赵昀宝佑一年、大理国段兴智天定二年(公元1253年)农历十二月忽必烈攻破大理城,越年,大理国灭亡。
        从苏轼和苏辙兄弟的诗中可知,四川人已将“沙壶”鸟叫做“山胡”鸟,这是用不同汉字注音同一“沙壶”的结果。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在云南和四川之间有着频繁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沙壶”鸟的叫法何时由南诏国或由大理国传到四川,这就不得而知了。
        苏轼兄弟在涪州得“山胡”鸟并赋诗是在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相当于大理国段思廉正安七年,说明“山胡”诗流传到现在已有953年。
        7、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明玉珍率领农民起义军(又称红巾军)占领四川全境后,派其弟明二攻入昆明,梁王把匝刺瓦密和云南行省官员望风而逃,但明二遭到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军队的攻击,明二不敌,只好退出云南。由于段功出兵救了梁王,梁王感其恩,奏功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后梁王疑段功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令阿盖用孔雀胆毒杀段功,但阿盖不肯,反将此事告知段功,而段功不信,不久,梁王邀段功去东寺进香,路过通济桥时,被梁王的伏兵所杀。段功死后,由其幼子段宝袭大理第十代总管。
        段功有长女叫宝姬,又名羌奴、僧奴,段功死时才12岁,及长,将出嫁建昌土官阿黎氏,临别前,写了两首诗给其弟段宝,第一首诗如下:
        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不芳菲,鸟飞兔走频来往,桂馥梅馨不暂移,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恨重点苍低[42]。
        白族人段宝姬写此诗时是十七岁,此诗流传至今已646年。
        从宝姬诗中可知,元代大理总管府内养着的“珊瑚”鸟(即沙壶鸟),深受宝姬的喜爱,宝姬外嫁远方,与珊瑚鸟分别时,流出的眼泪将衣服都湿透了。宝姬对珊瑚鸟(沙壶鸟)的深情,正显示她对白族先民图腾的强烈崇拜。
        将《南诏图传》中“白子国”蒙逻盛家养有主鸟 [43]、南诏国时异牟寻“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以及大理国王室的后人段宝姬养有珊瑚鸟(即沙壶鸟)联系起来后可以推断:在南诏国、大理国的王府中以及大理国王室后人大理总管府中长期养着本民族的图腾崇拜物——沙壶鸟。
        8、明朝,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大理人,生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卒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外出做官回到云南后,主修《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在他撰写的嘉靖《大理府志》的《物产》禽之属中,将“山呼”鸟(即沙壶鸟)列入其中,并将“有宋苏轼得南中山呼诗”全文附在“山呼”之后[35]。这说明苏轼将白族语“沙壶”译为汉语“山胡”得到白族人李元阳的确认。李元阳修成嘉靖《大理府志》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离现在已有470年。
        9、明朝,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状元,生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卒于嘉靖甲申(公元1524年)。他与李元阳一起到过凤羽,并登上了鸟吊山,看过“百鸟朝凤”的奇景。当他看到“百鸟哀鸣不绝”时,写下了《鸟吊山》一诗。后来,在他的《罗甸曲》中,又写了一首“山胡”鸟诗[44]:
        林间山胡鸟,声声啼我前。何似故园里,花亭闻杜鹃。
        10、明朝,刘文征,字懋学,号左吴,云南昆明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万历癸未(公元1586年)进士,历仁多种官职,最后一任为陕西右布政使,他的著述很多,今传世著作只有《滇志》一部。在其卷3《物产·元江府》中说:“山呼鸟,调之能为百鸟音”[45]。
        11、明朝,谢肇淛,字在杭,号武林,福建长乐人,生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卒于熹宗朱由校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万历二十年壬辰进士,曾任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兵部郎中。著有《滇略》10卷。在卷3《产略·十四》中说:“山呼似鹦鹉而差小,樊之易驯,宋苏轼有咏山呼诗……”[46]。
        12、清朝,屈大均,初名绍隆,字翁山,广东番禺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曾进行反清活动,后为僧,法名今种,中年后又改儒服。云游四海,跋涉山川,有广东徐霞客之美称。《广东新语》记录了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风物、人物风俗,记述详实,内容丰富。在《广东新语》卷二十《禽语·山鹕画眉》中,详细描述了“山鹕”(沙壶鸟):“山鹕青紫,画眉红绿,形色小异,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异其笯,异之则异声相唤,同则否。……山鹕一名山鸟。其铁脚者、眼赤而突者善斗,……山鹕性静,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诗:‘人家尽养珊瑚鸟’是也”[47]。
        13、清朝,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由鹤庆通判佟镇修、邹启孟、李倬云编纂的《鹤庆府志》26卷艺文志中载有宋苏轼的《得南中山呼诗》全文。鹤庆是白族人聚居地,在那里的白族人中,也可能有“山呼”鸟(沙壶鸟)的白族语流传[48]。
        14、民国。镇康县位于云南滇西地区,现属临沧市。民国25年(公元1936年),由镇康县长纳汝珍修,蒋世芳编纂的《镇康县志初稿》中,在禽属一节中有“山呼”鸟(即沙壶鸟)[49]。
        15、现代
        (1)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4年1月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编的《白族民间故事选》中,刊载了《白王的传说》[50]一文。
        现今的白族历来都认为“九隆神话”是白族神话,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属是白族,南诏国王室蒙氏是白王,这种说法长期在白族民众中口耳相传。
        (2)由中国民间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由李缵绪主编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刊载了“九隆神话”。这一“九隆神话”与《后汉书》和《华阳国志》所载的“九隆神话”的主要情节基本相同。“九隆神话”在白族地区得到长期、广泛地流传[51]。
        这篇“九隆神话”的口述者是白族人杨惠先生,记录者是大理喜洲白族人杨宪典先生。杨先生对“沙壹”一词有注释:《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列夷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口头传说作“沙壶”,《华阳国志》亦作“沙壶”,当系《后汉书》传抄之误。杨宪典先生的记录忠于口述者的叙述,《后汉书》中的“沙壹”应为“沙壶”。
        (3)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由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写的《辞海》一书中载有《山胡》辞条,辞条下有以下说明:山胡,鸟名,宋苏轼东坡集,续集二有涪州得山胡诗,题下自注,“善鸣,出黔中” [52]。
        《辞海》是汉语词典,汇集通用的词语,供人查阅,其中《山胡》辞条应是汉语辞条。哀牢夷的语言“沙壶”经哀牢国、“白子国”流传后,可能在南诏国或大理国时期传至四川,被宋苏轼、苏辙兄弟译为“山胡”,由于苏轼、苏辙和他们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其余五人是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随着“山胡”诗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久而久之,白族语“沙壶”就变成了汉语“山胡”。汉语是强势语,白族语是弱势语,白族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必须要借助于汉文化,因而自古以来,汉语借词便不断地进入白族语中,呈单向流动态势,上述白族语词汇变为汉语词汇却是一个独特的例子。
        (4)南诏风情岛上的“九隆神话”铜石雕。南诏风情岛位于大理洱海东北部双廊村的对面,该岛四面环水,水路畅通,陆路平旷,往返方便,岛上人文、自然景观丰富。登上小岛,眼前就是一组巨大的铜、石雕,铜雕是“九隆神话”中的“沙壹”母(应为沙壶母),十条石雕是“九隆神话”中的“十月,产子男十人”。这一组铜、石雕作品是由曾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的雕塑家叶毓山教授创作的。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汉白玉毛主席雕像也是他创作的作品。
        大理南诏风情岛上“九隆神话”铜石雕的展示,表示白族人念念不忘他们的祖先。
        (5)杜以会在《科学之友》2008年第3期上发表了《篝火中的百鸟盛会》的文章,叙述了“我和业余鸟类专家老杜、友人小王结伴前往滇西洱源县凤羽街鸟吊山,去参加那里古已有之的夜间鸟会”。杜以会说:“……当晚前来参加此次鸟会的鸟类之多且大小不一,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还在这些鸟中认出了羽毛朱红(注:可能是噪鹛属中的鸟)、叫声清脆的珊瑚鸟” [53]。
        杜以会告诉人们:他在凤羽鸟吊山上看过珊瑚鸟(沙壶鸟),可以预计,在今后,每年的秋夜,人们在凤羽鸟吊山顶仍然看见这一只美丽的、在世界上已代代相传以万年计的沙壶鸟。
        一只名为沙壶鸟的鸟名,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东汉时被记录为书面文字,经朝朝代代的传承,一直传承到今日,其间经历了几万年,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可能是一件奇迹。


        IP属地:广东4楼2024-06-07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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