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证明三枚人头骨本来就在墓葬之中，只有找到这几枚人头骨的原生位置，例如他们各自棺材的位置。
可恨的盗墓贼！要不是他们洗劫了墓室，头骨何曾会移位？
问题的解决居然全不费工夫。
12月24日，笔者来到西高穴。25日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家再次进入二号墓的墓室，同行的还有考古队员任成磊。细心的小任忽然发现后室后部的一块铺地石上有一处浅浅的“印痕”。潘伟斌和笔者忙驻足观察。
铺地石上的“印痕”约有12厘米见方，不像有人工凿堑的痕迹，仅仅是颜色较整块铺地石略浅一些。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巨型重物形成压力，坚硬的铺地石上是不可能出现这么明显的“印痕”的。

这种“印痕”会不会是孤立的呢？大家很自然地扩大了搜寻范围。小任很快又在另一块铺地石上找到一处印痕。随即笔者和潘伟斌等人在其他铺地石上都找到类似的“印痕”，一共六个。
六个“印痕”呈矩形均匀分布，所形成的矩形长2.42米、宽1.02米。细看之下，“印痕”看上去是人工有意凿开的。
“石葬具！”大家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石葬具是古人为身份和等级很高的死者在墓室内承载或安放木棺用的，包括石屋、石椁、石蹋、石棺床等数种。仅凭铺地石上的几个印痕，自然还难以确定西高穴大墓内安置的究竟是石屋、石椁、石蹋还是石棺床。

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考古队发掘西高穴大墓之初从那个早期盗洞口周围收集到的大量残破但刻有图案的“画像石”碎块。先前大家曾推测这些是类似汉墓中常见的那种镶嵌于墓葬中的画像石，但墓葬清理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墓壁上并无画像石的“镶嵌”痕迹。而且那些出自盗洞周围的画像石残块中，有10余件还被雕成了瓦当或门柱的形式，为此许多行内人士一直不接受“镶嵌在墓壁中的画像石”的说法。如果这些所谓“画像石”残块是石葬具的一部分，则基本可以排除石棺床的可能，因为棺床一般不会有瓦当；瓦当、门柱残块的存在，不能排除墓葬中原本有石屋或石椁的存在。又考虑到收集到的“画像石”残块数量巨大，达数千块之多，加上其中雕刻成瓦当的残块达到数十件，笔者和潘伟斌初步判断更有可能是石屋或者石椁。要最终确认石葬具是什么，需等研究人员将所有的“画像石”碎片拼对完整才能确定。
椁是古代为安放和保存棺材，套在棺外的一种“箱”式结构。椁的起源很早，通常用原木搭建，至少在商代便已普遍使用。隋唐两代，许多贵族用石材雕刻成椁来安放棺材，以显尊贵。石屋则是棺椁之外的建筑，其外观与人世间的建筑类似，梁枋瓦当，甚至斗拱，无一不全。有的石屋四面刻上人物图案，高大肃穆。

六个“印痕”的发现，不仅说明西高穴二号墓有石葬具，而且确认了安放石葬具的位置；确认了石葬具的位置后，棺木的位置也随之确认：原本棺木正是安放在后室正中的。后室前部的有机质堆积，或许就是被反复破坏的棺木腐烂之后留下的，而这具棺木，无论用材还是尺寸，规格应该高于侧室中的两具棺木。
这一判断，也得到墓室中出土棺钉的支持。
考古队在清理墓室内被扰动过的淤土时，发现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铁棺钉，较大的一种长达20余厘米，短的有10余厘米。这种长逾20厘米的棺钉应该是后室中墓主人的棺木所用，说明棺木板材的厚度远远超过20厘米，比两边侧室中所发现的棺木厚得多。

12月19日，在后室南侧室靠近甬道下部的淤土中，出土六边形石牌21块。刻铭内容分别为“五尺漆薄机（几）一、食单一”“文锸母一”“漆唾壶一”“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轩杅一”“樗蒲床一”“绛白复裙二”“白练单衫二”“紫臂褠一具”“竹簪五千枚”“墨画零状荐苹蒻簟一具”“黄蜜金廿饼、白蜜银廿饼、亿巳钱五万”“镘莱簂一”“渠枕一”“黄豆二升、木机一”“刀尺一具”“墨表赤里书水碗一”“胡粉二斤”“长命绮複衫、丹纹一”“紫绮大□一、刾補自副”“木绳叉一”。另外，出土玉珠1颗、铜泡钉1枚。
12月21日，在后室南侧室靠近甬道的下部淤土中，出土六边形石牌18块，刻铭内容分别为“广四尺、长五尺绛绢升帐一具、构自副”“璧四”“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丹绡襜襦一”“绛文複袴一”“冒一”“文藻豆囊一具”“白练袜一量”“□□□一”“绛柸文绮四幅被一”“竹翣一”“书案一”“一尺五寸两叶绛镘屏风一”“丹文直领一、白绮裙自副”“绛疏披一”“黄绮披丹绮缘一”“黄绫袍锦领袖一”“玄三早绯”。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石圭的上部、铁质帐架构、三珠钗1件和大量陶器残块。

12月25日至26日，在后室南侧室和北侧室下部淤土中，分别发现木棺残痕。在后室底部靠近西部的铺地石上，发现六个方形凿痕，判断它们是用来标示石葬具位置的记号。
2010年1月7日，在后室南侧室下部淤土中，出土铁质帐架构残块若干，完整六边形石牌3块，内容为“墨饼一”“车上广四尺长一丈三尺五寸漆升帐构一具”“绒手巾一”。

31日，在后室下部淤土中，出土完整六边形石牌1块，刻铭为“墨廉薑函一”。
5月11日，在前室西北角的一块淤土的下部，清理出铜泡钉、鎏金盖弓帽、陶支架各1个，瓷器残片2片和一些漆木器残片。

6月12日，在前室淤土中，清理出铁质铠甲8片，小玉珠2颗，圭形石牌残块1块，上面刻有“常所用长犀盾”。
9月23日，在前室北侧室的门道下部扰土中，清理出铜泡钉1枚、铜环2个，圭形石牌2块。其中一块铭“魏武王常所……”，另一块铭“……用挌虎短矛”。中有少许云母片、漆皮和陶器残片。
9月24日，在前室北侧室盗洞口部的扰土中，清理出铁钉3枚，锈蚀铁器2件和人的肋骨，以及漆皮残片、陶器残片。
9月26日，在后室南部靠近南侧室门口和后甬道的西部，分别发现两处木制家具残存，其中靠近后室南侧室墓门的漆木器因为叠压在铁镜之下，呈长条状，推测可能是石牌中记载的镜台；后甬道西部那处漆木器，仅剩局部，原器已难辨认，但从其残存的保存相对完整的一角看，可能是书案或屏风之类的家具。
文物的计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最终的数量，必须等全部发掘结束完成、研究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才能掌握。举个例子，墓内出土的铁铠甲，出土时散片达数百件，散落严重。究竟是1副甲？还是2副甲？要研究以后才能有结论。而铠甲又是由甲片穿缀而成，甲片的清点，需要技术处理之后才能进行。再如，有的文物出土时已经破碎成数块，分布在墓室内不同部位，发掘现场是按不同个体编号和登记造册的，只有等发掘工作结束后通过整理修复才能确认准确的个体数。
发掘过程中，二号墓内登记在册的劫余文物不下400件（套），其中出土时比较完整、无需修复的文物有250件（套）左右，如果加上陶器、铁器和独立存在的画像石（数千残块不计在内），经过数年整理、分离、修复，现有编号文物已达1000余件。

骨质文物：骨尺、骨簪。
陶瓷文物有：陶砚、陶豆、陶灶、耳杯、盘、壶、托盘、盆、陶俑、釉陶罐、器形不明的瓷片。
漆木质文物：漆器。
其他：煤精石雕成的小老虎、云母片。
上述随葬品中，最被关注的是刻字石牌。这些石牌共66块。除1块形制不明，其余65块可分为A、B两类。
A类：共10块。呈一端尖锐一端平直的圭形，体形略显瘦长。上面所刻文字说明器物主人、器物名称，但不言数量。例如2块“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2块“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等。

B类：共55块。六边形，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所刻文字不仅言明物品名称，通常也言明物品数量，但绝不涉及物品主人。每块B类牌，内容大都不相同，例如“八寸机一”“百辟刀”“香囊卅双”“胡粉二斤”“刀尺一具”“木墨行清”“白练单裙”“黄豆二升”“绒二幅一”等。
除上述随葬品外，还有一部分特殊的“文物”。罗列如下：
1.木棺三具：后室的南、北侧室各出一具，后室（主室）也有一具。
2.三个人骨个体。
3.建墓室的砖：砖长0.5米，宽0.25米，厚0.125米，素面磨光。
4.铺地石。
5.画像石残块数千块。
由于历经盗扰，三具棺木均已被破坏。后室作为主室，仅存石葬具的痕迹，两边侧室内虽有木棺，但只剩痕迹，还有各种散落的棺钉、棺饰。三个人的遗骨更是散乱在墓室各处，相互混杂在一起，需要体质人类学专家辨认、分离。

由于历经盗扰，三具棺木均已被破坏。后室作为主室，仅存石葬具的痕迹，两边侧室内虽有木棺，但只剩痕迹，还有各种散落的棺钉、棺饰。三个人的遗骨更是散乱在墓室各处，相互混杂在一起，需要体质人类学专家辨认、分离。
所有文物中，如果简单“记件”，以画像石残块和墓砖的残块数量最大。画像石部分出土于墓室，部分则以碎块形式填埋于墓室上面的填土。
墓室内的画像石内容丰富，雕刻娴熟，题材有“神兽”“七女复仇”等，有的刻有文字，如“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另外一部分残块明显制成瓦当形制，可能是石屋或石椁的残块。
填土中的画像石碎块和墓砖碎块，可能是筑墓过程中加工材料的废料。
随葬品的位置，与墓室中各个主室或侧室的解释密切相关。
后室是主棺所在且有石葬具痕迹，可能建有石屋，犹如墓主人的“寝室”所在。
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中安放有棺材，虽有随葬品，也是附属之物。如南侧室发现的铁帷帐构，当为棺木之外的帷帐的“零件”。

前室属于“前堂”性质，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均出土于这里，而且前室还发现有鎏金盖弓帽，推测应该随葬有车辆。因此，前室犹如墓主人生前的厅堂。
前室的南侧室可能与庖厨有关；前室的北侧室采用“四角攒尖”顶，虽然室内发现物品不明，或与礼仪有关。

第三章　何以是曹操

第一节　考古现场的“死亡密码”

有人说，考古人只爱喝酒，不爱读书；有人说，考古人不是不爱读书，而是只读“地书”。这些说法既不全错，也不全对。关键在于考古人什么时候读书，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
墓室打开，考古人便与两个问题撞个正着：什么时候的墓？墓主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