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解读猜测成分较多，显得十分牵强。一则项羽问路不可能问到首阳山去；二则中间的项羽突围也有不妥，因为根据文献记载，项羽是骑马征战的，不应该乘车；下部更不会是乌江亭长劝说项羽东渡的场景，其题刻明确告诉大家是“咸阳令”。项羽怎么会摇身一变成“咸阳令”呢？
收缴的石枕为青石质，正面中间为一很深的凹槽，恰能放下人的脖颈。凹槽中间高，前后略低，很符合人脖颈的生理特征；石枕的背面平整，中间刻字，内容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九字，字体为汉隶八分体。字体规整，笔画遒劲有力。
收缴的石牌呈圭形，青石材质。上有穿孔，孔中有铜环，环上连一铜链。正面刻“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十字。字体与石枕上的一样，均为汉隶八分体。此件文物是2008年3月有人从黑市购买的，据说出自西高穴大墓。时任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孔德铭知道后前往了解情况，并劝说此人将这件文物交给了国家。
画像石和石牌等文物虽属收缴，没有了原生信息，但案犯对文物出自西高穴大墓内供认不讳。更重要的是，这几件文物的石料与后来发掘出土的墓内文物完全相同，其文物特征与出土物高度一致，文字、用语习惯以及句法完全一样。因此均可排除其造假的可能性。
文物局的两难抉择
早在2005年，潘伟斌初探西高穴后，回到郑州将探访西高穴大墓的情况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作了汇报。时任所长孙新民、副所长张志清听取了汇报。
汇报的内容显然深深地打动了两位所长。
西高穴大墓是否与曹操有关尚无法断定，但这么高规格的一座古墓，由于取土坑移去了表土，墓顶暴露在外，盗洞豁然敞开，纵使派人日夜值守，也难以防范。天长日久，不仅墓内文物无存，甚至墓葬结构也会遭到破坏。
孙新民、张志清讨论再三。最终决定将情况报送河南省文物局，申请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很快，一份《考古发掘申请书》送到了省文物局。负责业务工作的副局长孙英民看到了报告。
此时的孙英民，尚未亲往西高穴大墓现场，只能通过上报材料中的相关描述作出判断。他虽然注意到上报材料中的古墓正面临被盗风险，仍然坚定地否决了发掘申请。
按照政策，如此高规格的大墓原则上不能批复。更何况他批复之后，文件还要送到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批。他必须为国家把住第一道关。
孙英民当然担忧古墓的安危。他通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知安阳县地方政府，务必派人将已有的盗洞回填加固，同时日夜巡护，确保墓葬万无一失。
发掘西高穴大墓的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抓获了一批盗墓贼，又从盗墓贼手中追缴了1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安阳县政府请潘伟斌对追缴回来的画像石进行鉴定。潘伟斌判断这是块典型的东汉画像石，如果它真来自西高穴大墓，说明该墓葬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听任不法分子继续盗掘，特别是将来雨水进入墓室，墓室很快就会坍塌。一种巨大的担心和忧虑一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贾振林怀着与潘伟斌同样的心情。他拉着潘伟斌，给时任安阳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徐慧前送去一份书面材料，详细汇报了西高穴大墓面临的危险。报告强调，虽然安丰乡政府加大了对盗墓分子的打击力度，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阻止盗墓分子对它的破坏，从2006年至2008年两年时间内，安丰乡派出所先后破获盗掘此墓葬案件4起，抓获盗墓贼二十多人。

徐慧前县长收到报告，建议潘伟斌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再次提出抢救性发掘申请。
随后潘伟斌赶回郑州，他要当面向省考古所领导报告情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所长听取汇报后，与副所长商议，决定马上将新情况书面上报省文物局，同时申请抢救性发掘西高穴大墓。省文物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局长办公会，会上决定由安全处负责文物安全工作的李培军同志带领文物鉴定专家、考古专家奔赴现场，回来后立即向局领导作了汇报。
孙英民听取了李培军的口头汇报，看到省考古所的材料，意识到情况的特殊性。按国家政策，像西高穴大墓这样的王侯级大墓，原则上是不能批准发掘的。但情况果然如汇报材料所言，则又必须作出决断。
孙英民陷于两难境地，他决定去西高穴村看个究竟。他到现场一看，深感墓葬的被盗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不采取发掘措施，只怕很难保证大墓的文物和结构安全。如果批复发掘，也许还可以将大墓的现有结构和现存文物保存下来。
回到郑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好送来再次申请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申请书》。孙英民这回没有多想，直接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这是一个被迫的决定，正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方针中“抢救第一”的四个字。
申请书通过电子申报系统送到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了解情况后，于2008年11月同意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请求。河南省文物局随即责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一场震动全国的考古发掘正式拉开序幕。

第二章　挖出“四室两厅”
第一节　考古队来了

2008年11月7日，考古队正式成立。出任考古队队长的正是潘伟斌。考古队的成员，除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还增加了安阳市考古研究所的成员。后来的发掘过程中，郑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也参加了进来。
河南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所给项目确定的名字是：安阳县西高穴汉魏墓地。
项目名称的确定大有讲究。首先，项目避开使用“曹操墓”的提法。发掘完成之前自然谁也无法确认墓主就是曹操。其次，项目并不以已经因为盗墓而闹得满城风雨的那座西高穴大墓为唯一目标，而是“汉魏墓地”。项目名称，体现了考古部门的科学态度。
对于发掘西高穴大墓，潘伟斌早就跃跃欲试。自从第一次通过盗洞进入墓室后，他便开始考虑墓主身份的问题。他不仅着手研究西高穴大墓的周围环境，同时还多次前往鲁潜墓志出土地点考察。根据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他感觉西高穴大墓应与曹操有关。2007年，他应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之邀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出来的标题居然是《曹操高陵今何在》。在文章中，他考证了曹操的生平、有关历史传说，认为曹操当年的埋葬地点，只能在豫北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附近，甚至直接指向这座大墓。
安阳市和安阳县有关单位听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西高穴大墓的发掘申请，非常兴奋。为保证考古队发掘顺利进行，徐慧前县长专门指派时任安阳县副县长的冯家芳负责协调工作。安阳县领导，特别是县文物部门，为考古队的发掘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
考古队是2008年12月6日到达安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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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第一阶段的工作，是对墓葬所在地带进行钻探。
中国人的传统是不让死去的祖先“独守孤坟”。考古队深知“墓葬”与“墓地”的关系。发掘前对墓葬所在地进行大面积勘探，早已成为多数考古人的习惯。
潘伟斌划定了钻探范围。考古队几名熟练的技术员带领从当地征用的民工，先对地表进行了简单清理。
考古队虽然使用了磁力仪或电阻仪等科技设备，但主要勘探工具仍然是“洛阳铲”（探铲）。“洛阳铲”是约一百年前河南的盗墓贼发明的，但考古队员们对这种半圆形铲头的工具情有独钟，即使今天，它仍然是考古队员在中原黄土覆盖地区钻探古墓的首选工具。

钻探开始不久便有重要发现。技术员们手中的“洛阳铲”探出了大面积夯土。夯土层理分明、结构密实。这种夯土显然是人力作用下形成的。队员们将钻探结果标在图上，两座带墓道的古墓轮廓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岗地北侧的墓葬平面呈“菜刀形”，墓道朝东，长约数十米。墓室的后部延伸到了岗西头的大型取土坑中。
岗地南侧的墓葬与北侧“菜刀形”墓平行，相距仅30米，但墓葬规模比“菜刀形”墓葬大得多。该墓的墓道朝东，墓室的一部分同样延伸到了岗西的大型取土坑内，整体平面形如汉字中的“甲”字。
对于“甲”字形墓，考古队员实在太熟悉不过了。“甲”字形墓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高规格墓葬。在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遗址，便发现过数十座“甲”字形墓。
出于记录的需要，考古队将位于北侧的“菜刀形”墓编为一号墓；将南侧的“甲”字形墓编为二号墓。潘伟斌按比例计算了一下，二号墓的总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两座墓葬的平面形状确认后，考古工作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工作如何进行才最合理？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有失误谁来负责？潘伟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设计了多种发掘方案，最终决定采用大面积布探方的办法。
探方是考古发掘中用来控制地层和精确记录出土遗迹、遗物位置的自设坐标系统。探方面积一般为5×5平方米，根据不同需要可适当放大或缩小。在探方的东边和北边各留宽1米的隔梁，东北角1×1平方米为关键柱，隔梁和关键柱是最后清理的部分。这种方法是20世纪初英国人惠勒发明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将其借鉴过来，应用到中国的发掘实践中，已被证明行之有效。考古队先在工作区内布上探方，每个探方都呈正南北向，边长都是10米。潘伟斌自己心里清楚，他所布置的探方，已经完全将两座大墓覆盖在内，而且东、南、西、北都留出了清理空间。
考古队按照操作程序，先逐个将探方移除表土。这里的表土，主要是现代的农耕土。

整个墓道长39.5米，宽9.8米。墓室部分平面呈“凸”字形，近墓道的东端宽22米，远离墓道的西端宽19.5米，而墓室东西之间的最大长度约18米。将墓道与墓室面积相加，二号墓总占地面积大致是740平方米。
二号墓的墓道周边，排列着数十处形状特殊的封闭几何形土块，是钝角曲尺形和长方形的组合体，由于钝角曲尺形的土块形状酷似古代乐器中的石磬，考古队员称它们为磬形坑。大家观察了一番，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原来这些“遗迹现象”南北对称，而且两两相对。如果墓道北侧某个地方发现有磬形坑，墓道南侧也会出现一个形状相同、方向相反的磬形坑。每个磬形坑凹处都环抱着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坑。潘伟斌与队员们简单讨论了一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知道，汉代墓葬的周围，往往会有埋藏祭品的祭祀坑。但未发掘之前，这些坑的用途还不便妄下结论。

这些不规则“遗迹现象”的外侧，发现了数十个柱洞。
柱洞是考古学描述遗迹现象的常用词汇。所谓柱洞，是古代曾经立有木柱，木柱朽烂后形成的痕迹。换句话说，凡有柱洞的地方，过去曾经立过柱子。
二号墓的柱洞直径都在30厘米左右，柱洞之间的间距有明确的规律。它们以墓道的中线为中轴线，南北对称。其中墓道前部（东部）的圆洞相对比较密集。墓道南北两侧则各只有一排。这些柱子南北相距15米左右，跨度如此巨大，是否与入葬时的丧葬仪式有关？潘伟斌在心里打下了深深的问号。
二号墓的墓室顶部也发现有两个圆洞，与墓道两边柱洞不同的是这些洞周围为碎砖砌成，两个洞南北对应，相互间的距离大约有8米，柱洞的直径则达到0.5米。有趣的是，这两个洞的位置与墓道的两条边相对应。后来经过发掘，发现这两个洞非常深。究竟这两个洞是何用途？潘伟斌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
清理出来的平面，除了上述各种遗迹现象外，也有一种“遗迹现象”是考古队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二号墓墓室后端的两个盗洞。因为移走了表土，两个硕大的盗洞非常刺眼地暴露在大家眼前。有了这两个盗洞，墓室内的随葬品肯定流失了不少。
从平面上掌握好各种遗迹现象，是下一步发掘的前提。考古发掘之所以与盗墓不同，区别之一便在于此。

潘伟斌一面安排对清理出来的各种遗迹现象进行测绘，一面请求设在安阳的国家体育总局的航空运动学校派一架直升机前来支援，拍下了两座墓葬轮廓的俯视照片。

勘探之后初步清理出来的西高穴一号墓和二号墓（潘伟斌供图）
在郑州忙碌的孙新民听说西高穴两座大墓的平面遗迹关系已经清理出来，也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赶到西高穴指导发掘。随同他前来的，还有省内外多位资深研究员。
作为领导的孙新民深知此时潘伟斌身上的压力。发掘这两座墓葬工程量巨大自不消说，将来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恐怕也将不可小觑，发掘工作若有半点差池，如何向

省文物局交代？如何向社会交代？专家们此次前来安阳的目的，便是为西高穴大墓的发掘献计献策。
2009年4月6日，一次“考古发掘诸葛亮会”在安阳召开。会上，潘伟斌向专家们汇报了已经取得的发掘成果，并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案。专家们认为安阳西高穴汉墓规模较大，被盗掘出土的画像石等文物精美，反映出墓主身份的尊贵。专家们同时指出，虽然一号墓的情形与二号墓类似，但是两墓相较，必须有一个工作重点。考虑到二号墓已经多次被盗，考古队员事先又已进入墓室调查，而一号墓的墓室情况不明，因此应该先发掘二号墓，为日后发掘一号墓积累经验。专家们同时建议，打开墓室之前，必须先搭建发掘保护棚，将一号墓和二号墓置于棚内，以保证安全。
二号墓的发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究竟是先清理墓道两侧的磬形坑或者方形坑，还是置这些“遗迹现象”于不顾，直接发掘墓葬？最终，大家决定先搁置墓道两旁的遗迹。
考古学对于带墓道的墓葬，通常有两种挖法：一种方法是先打开墓道，从墓道进入墓室。这种挖法可以保持墓葬原貌，缺点是速度慢，有可能因为墓室保存状况较差，出现塌方的危险；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揭去墓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防止发掘过程中墓葬坍塌，工作进度较快，缺点是会破坏墓葬结构，而且无法了解墓道内的情况。
潘伟斌提出采用第一种方法，先发掘墓道，获得学者们认同。


第二节　神道朝东
正式的发掘开始于2009年4月8日。这时天气转暖，大地已经返青。
按照计划，发掘从墓道开始。勘探已经确认西高穴二号墓的墓道朝东，发掘探方自然将其整个覆盖在内。墓道系用夯土层层夯筑，致使发掘过程单调而漫长，清理起来，简直是铁杵磨针。
考古队似乎每天都在缓慢地重复着同一件事，但的确又不敢贸然加快节奏。他们担心遇到祭祀坑一类的遗迹。自商周以来，古人很喜欢在墓道中放置随葬品，尤其喜欢杀殉一些动物。这样的例子在商周墓葬中太多了。
二号墓没有发现墓道中有杀殉动物或放置随葬品的现象。现场清理出来的墓道呈斜坡形，全长39.5米，坡度大概45度，这是一个很陡的坡度。当年为墓主人挖墓穴时，墓室中的土大都是通过这条墓道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