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按照落地后幸存人员的比例来比较，那么在欧洲上空失踪的人员，只有25%安全回到了盟军控制区域，但是在中国这一比例超过了90%.有726个空勤人员在中国人帮助下安全回到了基地.这完全依赖于中国军民无私的英雄主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非凡的壮举在美国几乎无人知道.对于那些在坠机后或紧急救援中幸存下来的年轻飞行员、领航员、投弹手、无线电操作员、机械师和机枪手来说，穿越一片完全陌生土地的危险旅程成为他们一生中影响最深的经历.在他们到达中国之前，除了自愿参战的AVG成员外，他们在本土接受一样的训练，但很少有人选择来这里参加战斗.
这些年轻人带有一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帮助他们的中国人以前从未见过白人，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过他们的家乡，有相当多的人不能读或写字，日军对任何被怀疑援助美国空军的人都会实施报复，这些参与救援的人员不仅冒着自身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他们的家人，邻居甚至整个村庄的人生命危险.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必须理解美国战机在中国强大的象征意义.与欧洲、北非、太平洋甚至缅甸不同，美国的空中力量是西方盟国在中国的唯一作战力量.英美战略优先考虑打败纳粹，罗斯福的战略是从印度空运少量军事顾问和一支作战空军，而不是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因此，空中补给和空战对中国的生存和在亚洲大陆击败日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39年到1944年，中日之间的地面战争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在现代中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中，米国人曾在29个行政区跳伞或迫降.因此协助这些飞行员成为坚持抵抗日军的自然行为，参与结缘的人员是不分政治派别的，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军阀，甚至是所谓的通敌者.尽管战时中国存在严重分歧，但帮助飞行员超越了政治范畴.这些美国人和中国草根平民之间的互动，不受各自军队或政府的影响，形成了深厚而持久的关系的基础，远远超过了美国和中国之间任何官方合作.

抗战期间中美空军机场的位置和代号.主要集中在成都和昆明周边

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在40多万平方英里的地区，用中世纪的工具建造了一百多个机场，铺设的是砾石跑道.为了建造能够承载四发重型轰炸机重量的机场，他们不得不把地面挖深五英尺，并铺设石头地基.靠手工开采岩石，用篮子背在背上，再把手头敲碎，埋在地下——这一切都没有使用任何现代化机械.他们把更多的石头粉碎成细砾石，铺在再上面一层，铺上泥浆，然后用多达200人拉着的巨大的石碾平整跑道.
最早到达的单位来自陈纳德的支援大队1中队和2中队，34架P-40在41年12月18日从缅甸同古飞抵昆明的.在同古训练时，麦克米伦，埃里克·希林(Erik Shilling)和莱西·曼格尔伯格(Lacy Mangle-burg)在Illustrated Weekly上看到了一架澳大利亚澳大利亚P-40机头的鲨鱼涂装，于是他们找到陈纳德，要求按照同样的方式涂装.以昆明为圆心附近有165个观测站，其中一些观测站偏僻到骡子都无法能通过.这些观察站组成了最简陋的防空预警网，机场都会在旗杆上升起红色的球状纸灯笼，以此来发出敌机来袭警报.当一个灯笼升起来时，意为着敌机以在路上，当两个灯笼升起来，意味着该机场可能是日机空袭的目标，为了节省汽油——每加仑都是通过缅甸公路或者驼峰航线，不会贸然出动.国民政府承诺，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现金.
在AVG初期的战斗中，由于都是机场附近防空拦截战斗，陈纳德很少考虑他的怎么去救援失踪飞行员的问题，他的大多数飞行员都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跳伞，然后毫不费力地返回;即使飞机坠地，还能就近找找有没能再利用的零件。。
41年12月，埃里克·希林(Erik Shilling)在昆明西部山区坠毁，当地人最初以为他是日本人.他独自一人在驾驶舱里度过了一个晚上，裹在降落伞里，抵御寒冷和细雨.黎明时分，他看见两个男的和一个男孩沿着一条土路向飞机靠近.他向他们喊道把他们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他又一次孤身一人，决定沿着小路向昆明走回去.正当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来了三十个人.这些彝族人身材矮小，身体结实，肌肉发达，其中一个开始说话，尽管希林完全听不懂，他只好说自己是Meiguo ren.他把中文身份证拿出来给那人看，显然对面不识字.这些人开始在飞机周围竖起栅栏，希林从机舱中拿出一台维克多牌留声机，把唱片插进去放起音乐，这个场景消除了双方紧张的情绪,第二天一早，他们用一台简陋的轿子把他抬下山去.由于他金发碧眼的外貌，每经过一个村庄都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最终，他们把他交给了陆先生，他是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在一个偏远的防空观察哨工作，陆也不会说英语，但他有一本汉英词典.慢慢地，费力地，希林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交流.他们安排他在附近的草地飞机跑道上被接走.三天后，希林回到部队.

41年12月29日有期报纸上有一篇题为“Blood for the Tigers”的短文:“上周，十架日本轰炸机无忧无虑地飞进云南，直接飞向昆明.在昆明以南30英里处，飞虎队猛扑过来，有4架在火焰中坠落，其余的飞机转身逃跑了."这是第一次出现飞虎队的名字，并很快流行起来，陈纳德后来写道:“我永远不知道飞虎队这个词是如何从鲨鱼鼻子的P -40中衍生出来的”.包括迪克·罗西(Dick Rossi)和史密斯(R. T. Smith)在内的许多AVG飞行员都认为这个名字是中国媒体发明的，特克斯·希尔(Tex Hill)也说“我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在一封1949年写给陈纳德的信中，宋子文声称是他想出来的这个名字，这封信最近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被公布（本帖料是21年出的料，也会参考最新的材料）.他说当时与在华盛顿特区的工作人员讨论为该单位设计一个独特的队徽想法.“有人建议用中国龙，”他写道，“我拒绝了，因为太过时了.鹰是下一个考虑，不过也放弃，因为鹰太有美国特色，最后我想到了用“飞虎队”人们自然会意识到，老虎是在地面活动的怎么会到天上呢，不过，我给他们讲了一句中国谚语，“给老虎插上翅膀”，意思是说，老虎本来就是很可怕的动物，现在又给他们插上翅膀，用美式语言来说，就是“更加强大”. "
战争结束后，许多飞虎队成员争辩说，他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飞虎队——这个名字并不适用于后来的14航空队单位.

42年4月2日，大黄蜂号航母从旧金山湾驶出，甲板上停着着16架B -25.在80名机组人员中，除了5人之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最终目的.当西海岸从视野中消失时，布里克·霍尔斯特罗姆听到船上的扩音器在说话，“现在听我说，现在听着，”船长的声音洪亮地说“这支部队是开往东京的!”这艘800英尺长的军舰上，两千人的欢呼声突然雷鸣般地从船头传到船尾.那天晚些时候，杜立特把机组人员召集到食堂说“我们要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杜立特继续说:“我们已经安排在内陆不远的中国小型机场降落，然后会尽快加油飞往重庆."听着简报，布里克当时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在雨中跳伞时的场景，然后被农民和游击队救出的戏剧性场面.他也无法想象自己会在那里再呆上14个月被提拔为少校，指挥一个轰炸机单位.他们计划在4月18日晚上从东京以东500英里的地方起飞，当到达日本上空时是黑夜，而继续往西飞行时天会越来越亮.
这次行动中，15架成功抵达中国，另一架前往苏联安全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架机组人员后来转移到了伊朗.75名机组降落在浙江、江西和安徽三省，这次行动完全出乎当地中国人的预料，甚至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也没有预料到.阿诺德认为陈纳德与蒋介石关系过于密切，不能将突袭的细节透露给他.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最模糊的措辞通知史迪威，以便他准备衢州附近的机场接收轰炸机.但史迪威当时正忙于灾难性的缅甸战役，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而是把它交给了另外两名军官，他禁止这人与陈纳德或中国人交流.

包括布里克在内的八架在距离机场不远的地方坠毁,另外两架在后面，如果史迪威提前安排人设置好无线电信号，或者像原计划的那样，在白天到达，那么至少这10架可能会成功降落.最后一架起飞的B-25在距衢州180英里的南昌附近跳伞.这五名机组成员被抓获交给了日军.
在没有任何警告和准备的情况下，这75人中有64人被成功营救.陈纳德后来抱怨说，如果他知道这次突袭，只需派一个无线电员就可以把轰炸机指引到安全区域.阿诺德、马歇尔和史迪威对他表现出的不信任让他感到被背叛了.这导致了陈纳德后来与他的上级之间的关系不融洽.4月19日黎明时分，布里克发现自己被孤立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那天和第二天，他继续向西走.20日晚，他终于与一个小山村的一群农民取得了联系.他们给了他一碗米饭，让他在这里过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地方卫生条件很差，尽管他后来认为他应该心存感激.第二天早上，布里克继续向西走。一群人跟着他，当他来到一个更大的村庄时，他们聚集在一起，兴奋地交谈着。更多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直到有几百人围着他.在大黄蜂上，他就学会了一个短语来表明自己是美国人，但村民们似乎不明白，他们派了一个人去给附近游击队报信，当游击队到来时，他画了一个地图和一个带降落伞的人，然后又画了四个降落伞.游击队队长似乎很困惑.布里克不得不承认，这幅素描看起来很糟糕!游击队很快把他送到上饶，在那里他被送上开往东北65英里处衢州的火车.杜立特的机组成员在衢州以北100英里的天目山附近跳伞.在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总部汇合（贺扬灵之后写过一本书叫《杜立特降落天目记》），在一位名叫约翰·伯奇的浸信会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们于26日到达衢州.杜立特没有在衢州呆太久;他们很快出发前往重庆.在他离开之前，他让布里克和另一个人负责收集掉队的人.伯奇担任他们的翻译.这次空袭后为了报复，日军彻底摧毁了衢州附近的机场，并将他们认为有协助米军的每个村庄夷为平地，在这个过程中，屠杀了有20万民众.

由于缅甸战役失利，日军一路追击到怒江.有个叫裴海清的士兵，他是在四川被征召入伍，曾随第五军作战，先是在40年保卫广西，然后在42年参加了缅甸战役，到5月，部队在腾冲附近已经被打散，就当了逃兵.他逃过了高黎贡山在怒江东岸一个小村庄里安顿下来，决定打鱼为生.在长达两年的对峙中，日军在西岸，国军在东岸.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条危险的河流.但是他经常看到天上有飞机，他从来不知道那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1943年10月17日上午，四架P -40冲入怒江狭窄的峡谷，攻击日军的一个营地.每架先是投下了三枚30磅重的破片炸弹，然后是一枚500磅重的高爆弹，然后是另外三枚破片炸弹.当指挥机在投最后一枚时，炸弹上的引信过早触发，当场炸掉了飞机的右翼，这架瞬间失去控制撞击地面爆炸.另外一架的碎片弹也过早引爆.幸存飞行员报告说:“我在目标上空盘旋了五分钟，除了飞机在河中燃烧外，没有观察到任何其它活动”他推测两名飞行员都已死亡.
事实上，另外一名飞行员弗朗西斯·福布斯(Francis Forbes)少尉从受损的战斗机成功跳伞，结果却降落在了河对岸，他在日军占领的西岸躲避了四天的追捕，最后决定在一次危险的渡河中碰碰运气.他抱着一些竹制的漂浮物使自己浮起来，就出发了.此时独自站在东岸，距日军营地仅一英里的裴海清突然看到那个飞行员在水里挣扎.他涉水跳入湍急、险峻的河水，成功地把那个大个子美国人拖到了岸边.这名精疲力竭的飞行员倒地不省人事.很快国军赶来将他撤离.“他们一直抱着我，直到美国空军找到我，然后被送到基地医院”福布斯后来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口述道.“我伤得一点也不重，只是手上和脸上有轻微烧伤.他们希望我能很快康复.”尽管裴海清与这名飞行员的交往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为一名国军的逃兵，他似乎是战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腐朽堕落的缩影.但是他拯救一名飞行员.

在腾冲，这个地区与邻近的缅甸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有过一个多世纪的接触，使腾冲的一些居民能接触到英语.这一地区的学校也在教西方科学和英语教学.当地在日军占领期间会制作一些小册子包括识别美国飞行员的不同方法和一些有用的短语.对于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他们提供发音相近的汉语词汇.威廉·芬德利少尉就从这些小册子中受益45年2月，在缅甸北部执行侦察任务时，他在恶劣的天气中失去航向，他的F-5闪电战机在腾冲以北30英里附近一片稻田里成功用腹部迫降.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突然包围他的当地人的身份.他不知道怎么去交流.幸运的是，附近的杨银亭设法用秘密分发的小册子和一本字典与他交流.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想去营救，有个例子，44年9月，唐纳德·伯奇驾驶的P-40在河南偃师附近迫降，当地居民发现了他.村民们把他藏在家里，给他换了衣服，剃光了他的头发，在帮助他逃脱追捕的两天后，他们把他带到一名当地官员那里，准备移交给游击队，这位官员却把他交给了日军，游击队只悬赏5万元营救这名飞行员，但日本人给出的价格是20万，当这名官员拿着日本人的悬赏回到村子里是，愤怒的村民杀死了他，伯奇作为战俘度过了余下的战争，直到45年9月才从日本北海道的战俘营中被解救.
如果对比欧洲战区，会发现在西欧战区列入失踪的美军人数是在中国战场的23倍，但是成功被解救的失踪人员只有中国战场的4倍,显然在西欧，有很多愿意和德国人合作的当地人.比如在比利时，这种广泛的合作普遍存在，以至于战后，比利时当局发现有40多万份与德军合作的档案案例.

44年11月27日，第十四航空队的一名情报官员说，有人泄露了米军在云南的空军基地位置.第二天晚上，日本轰炸机袭击了机场.在长沙方向的情报官马尔科姆·罗肖尔特中尉也报告说，在他以东不到一百码的地方，有一盏灯笼引导日军轰炸机飞向他们的阵地，有两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于是他们用枪把灯笼打灭，罗肖特命令所有人离开，进入战壕掩护.当他们跑过空地时，第三架日机也从头顶飞过.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赤贫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很少有人会对日本人收买某些人感到惊讶.43年10月，十多架Ki-43在九江附近的一条河流上伏击了两架P -38飞机，美国人马上认为是中国叛徒泄露了任务的情报.这些飞行员发现，他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国家，不仅敌方特工可以暗杀他们，还可以发出信号，指引敌方轰炸机飞往他们在内陆的基地；但也同样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把在被占领领土深处坠毁或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偷运出去——即使是在最戒备森严的城镇.
尽管这个国家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获救.在云南省的发生的一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42年12月2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空袭警报响起，日本轰炸机在一年前被AVG拦截后，一直没有袭击昆明.然而他们继续在攻击昆明周边的地区，其中包括位于昆明以西130英里的祥云机场，祥云横跨滇缅公路，村民们好奇地望着天空，似乎对危险并不害怕.三点钟的时候，日机编队出现:九架轰炸机，三架一组，排成V字编队飞行，，另有十架Ki-43护航.一架P -40战机俯冲进入战场冲进日机编队.地面的人们很兴奋正在观战，一名村民喊道，指着一架低空飞过的日机，准备与那架美机交战.日机被击中爆炸，但是美机也开始冒烟，下面的人可以看到P-40高度在下降，甚至可以可以看到飞行员打开了舱盖，但他没有跳伞.
为什么?
他们惊恐地看着，因为飞行员只要一跳伞，飞机就会调到地面人群中，但是那个飞行员一直在控制飞机，直到离开地面这个小镇，人们看到飞机消失在一座小山后面，然后撞击地面起火，等人们过去时，这个飞行员躺在山上的墓地里，头部撞在墓碑上，流血不止，身边有半开的降落伞.当他最后跳下来时，离地面还不到四百英尺.
几个村民带着一个从屋子里弄下来的门（充当担架）跑了过去，一个老人领着他们，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袍，蓬乱的胡子一直长到胸前.一辆吉普车在一片尘雾中开过来。一名美国飞行员从副驾驶座位上跳下来，加入了村民的行列.老人领着他们找到了董其源，他是一名当地医生，战前曾在上海的一所英国医学院就读.医生检查了受伤的飞行员，发现他头上的伤口周围有淤青.“他有脑震荡，”他告诉另一位飞行员，“我需要给他打一针，”这个美国人似乎不太情愿.“我们的军医现在正在处理另一个伤员”他解释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里。“
“这事很紧急””董其源强调道.飞行员痛苦的表情显示出焦虑.他没有理由不信任这位中国医生，因为他曾就读于一所现代医学院，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没有美国医生在身边，他觉得自己对战友的最终命运负有责任.“那就给他打一针吧，”他终于默许了.
董其源的妻子抓住受伤的飞行员的舌头，不让它阻塞他的呼吸道，她抱着他的头，陪他坐了几个小时.这个美国飞行员最终还是在当天午夜前死了.在死后十分钟，美国军医才到来另一名飞行员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他为自己授权中国医生可能做错了而心烦意乱.
“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美国军医安慰他说.祥云的居民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死亡感到深深的悲痛.他们了解到，这位飞行员的名字是罗伯特·穆尼中尉（1st Lt Robert Mooney），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本帖这个料就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已经对来中国抗击日本人的美国人感到由衷的感激，但穆尼做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他本可以在城镇上空跳伞，保全自己，然后让失控的战斗机撞向围观的人群——杀死数十人——他们仍然会把他奉为英雄.但他没有，穆尼留在他那架受损的飞机上，把村民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43年夏，身为16中队长的罗伯特.L.莱尔斯（图中桌后左边站立者）参加穆尼中尉纪念碑落成仪式，位置在云南大理祥云县清华洞附近

42年6月3日，印度Dinjan,41名机组成员冒着倾盆大雨登上六架B -25轰炸机，这天的行动标志这这场跨度达一万五千英里的航程结束.就在大黄蜂号载着杜立特的轰炸机飞往东京时，另外26架B- 25准备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莫里森机场出发，从相反的方向——跨越大西洋、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飞往印度.这次的任务代号157，这六架是先遣队，由戈登·利兰(Gordon“Gordie”Leland)少校指挥，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干劲十足.他们的飞机将是第一批进入中国战场的陆军单位（没有之一）.要飞过危险的驼峰航线.22名参加过独立特空袭的老兵最终也加入了这个中队.到6月初，几乎一半获救的杜利特机组已经离开了中缅印战区.由于担心缺少机组人员，第十航空队得到了陆军部的许可，让部分机组留在CBI参战，前面杜立特要求在衢州收集掉队的那位布里克中尉此时留在了卡拉奇，但另外5人加入了利兰的36人行列，因此总人数是41人，他们要将第一批B -25运送到中国.

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mann)中尉带着他的机组人员其它乘客，准备他的B-25C“德克萨斯龙卷风”(Texas Tornado)起飞.早在珍珠港发生之前，他就一直想参加AVG，珍珠港后等来了机会.克莱曼原以为他们经过驼峰航线飞往昆明.自日军入侵缅甸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子公司(CNAC)的DC -3就一直在这一地区运输燃料和货物，一小批陆军的运输机最近才加入他们的行列.6月2日晚上到达印度汀江机场后，利兰少校与负责空运的军官凯莱布·v·海恩斯进行了交谈.少校告诉他，他们将在第二天早上前往中国的途中顺便轰炸腊戍机场.日军一直在利用这个机场骚扰盟军运输线.这样第一次前往中国的途中就要和日军正面碰面，每架飞机除了携带行李、工具、零备件和额外的机组人员外，还携带6枚500磅重的炸弹，这次任务将本来的500英里的航线拉长到了700英里，把超载的B-25逼到了航程的极限.而且飞行的路线是此前从来没人尝试过的.汀江的情报官员告诉他们，腊戍和昆明之间的地形海拔高达九千英尺.利兰的人打算在一万一千英尺的高空飞行.增加的任务复杂性让克莱曼感到不安.一次简单的飞行突然变成了一次临时改动，无护航的低空攻击，目标还是敌方战斗机基地，该基地位于航线边缘的陌生位置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战区执行任务.但是利兰很有信心，他们将作为美军新打击力量的核心成功抵达中国，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从美国飞了一万五千英里，如果任务成功了，陆航的大领导们会称赞这次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行动.这次行动的气象条件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倾盆大雨预示着更远的东方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CNAC的几名飞行员建议他们再等一天，等暴雨停了再过去.利兰没有理睬他们，一群老旧的运输机飞行员懂什么作战呢.12台14气缸的莱特双旋风发动机启动，他们在早上6点起飞，分成2队每队3架向东南方向飞行.利兰少校指挥第一个编队，克莱曼在他的右翼.第二个编队在后面，途中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随着天气越来越恶劣，起飞45分钟后，只能完全依靠仪器飞行，“这太不正常了，完全是盲飞，”克莱曼想.他紧紧地贴着利兰保持队形，以免在云层中迷失方向.他注意到油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为了保持编队飞行，要频繁调节油门机动消耗了大量的汽油.他瞥了下左边窗户，利兰飞机在浑浊的白雾中显得有些模糊，然后又能看到下面缅甸多山的丛林中郁郁葱葱的绿色，先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当飞过云层后整片都是绿色.
但是此时只有五架飞机出现，后面的编队中最后一架比尔·格罗斯中尉机组不见.接近目标时，5架B -25打开了弹舱，在相对机场高度1500英尺处投下炸弹，可以看到跑道上有2架日机在起飞.投弹后这五架转向东面继续爬升高度，此时后面的格罗斯机组也跟上了，他们在单独投弹，日机在攻击他们.克莱曼担心自己的燃油消耗，并想起了在利兰接近腊戍时靠得太近的危险，于是他向右侧拉开一些距离，当他们再次进入云层时，他发现他几乎看不见左边少校的飞机——仅仅是云雾中的影子.飞行变得单调乏味，刹那间，影子变成了一道橙色的闪光，紧接着又出现了一道道远处传来的雷声.副驾突然一拳打在克莱曼的肩膀上，指着在机翼下面呼啸而过的一片模糊的岩石、灌木丛和树木.他猛地向上拉起，只差几英尺就装上了山峰，然后什么都没有——前面又是白色的云层.他的心怦怦直跳,继续往上爬升，很快就进入了阳光明媚的蓝天.
克莱曼过了一会儿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利兰机组和利兰左翼的那架都不见了.但他不知道的还有，第二编队的领航机也不见了——瞬间共有21名机组丧生.他们的航线和地图完全错了.腊戍和昆明之间的几座山脉海拔超过9000英尺.事实上，这条航线是要穿过了两座超过11000英尺高的山峰.在他们的航线以北12英里的地方，有海拔11482英尺的大雪山，而在南面仅3英里的地方，有海拔11220英尺的红花山.考虑到轰炸机在没有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按照飞向昆明的航线推算路线飞行，三英里不算很远.天气和地形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当时，中国大部分偏远内陆地区仍未绘制航线图.粗糙的航图经常描绘出飞行员找不到的河流或湖泊，或者发现了几个.高度可能会被遗漏或歪曲数千英尺误差.AVG飞行员特克斯·希尔就说过，在这个地方飞行，险峻的山脉通常笼罩在云雾之中，时刻要保持敬畏之心.

在二战中国战场作战任务中，天气原因造成的损失导致至少108架飞机失踪，只比被日军击落的数量少25架，排在防空火力和日军战机造成的损失之后，天气是第三个最致命的敌人，造成近16%的飞机损失，超过四分之一的B -25是天气原因损失的,“德克萨斯龙卷风”独自继续飞行，在前方云层的映衬下，克莱曼看到了“横滨快车”号，刚才的五架中只剩下这架.克莱曼跟随这架，几分钟后，领航员奥尔顿·派克中尉爬进了驾驶仓“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去，还是想去昆明?”派克讥讽地问道.“好吧，派克，”克莱曼回答说，“你把我们带到离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告诉我该去哪儿.”领航员给了他一个新的航向，他们很快就没看见“横滨快车”号，又钻进了一堆云里.没过多久，油表也空了.派克爬回驾驶舱说“我们应该在昆明上空，得在云层里找一个洞.“如果找不到呢?”克莱曼回答.“那就看你的了，”克莱曼找到了一个洞，穿过这个洞，在正下方找到了昆明，落地时已经没有油料螺旋桨都停止转动.当七名机组人员从前后舱爬出来时，发现另一架B-25正在降落并向他们滑行.原来这是格罗斯机组，它在从丁延出发的途中失去了与编队联系，独自冲向腊戍.紧急起飞的两架日机把它打的满是窟窿.日机在30分钟时间内持续攻击，击中并打死了操作遥控腹炮的威尔默·泽斯克中士.他们没有看到“横滨快车”号出现，这架飞机失去了方向，驾驶员约翰尼·鲁斯(Johnny Ruse)中尉在距离昆明北面50英里处燃油耗尽，机组只能跳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