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美华里很穷苦，但是每人出少，总是衣服洗烫得笔挺（当时烫斗是用木炭的），孩子们上学仅有的蓝布罩衫，也是烫得贴贴平平的。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我也不愿使自己和孩子们给任何人以自暴自弃，显得多么寒碜，以至肮脏的印象，要使我们坚强的生活意志表现出来。并教导孩子们帮助烧饭、洗衣、补鞋、搞清洁卫生等，训练她们爱好整洁，虽然穷苦，但让她们生活得有条有理。我每天将这三层楼房的室内外，甚至三层楼梯，都用拖布洗扫得干干净净。我们二十号当时被视作全弄清洁卫生的模范，房东非常喜欢我们。当1935年夏，我们要迁居，房东两次送礼（其中有一张很名贵的金刻丝画，以后我把它挂在“锦江”特别间餐室顾客们都赞赏），劝我们不要迁移。因为他们可以借我家的榜样，来要求其他房客保养房屋。

　　谈到“锦江”命名，有下面一段来历：
　　四川成都东门外有座望江楼，景色优美，是川中名胜之一，也是唐朝女校书薛涛栖身的地方。记得曾有人题诗云：
　　望江楼上望江流，
　　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
　　江声不断古今愁。
　　诗中的“江”即“锦江”，江上横架大桥，桥畔有座别有风格的木楼是薛涛晚年吟诗的地方，叫“吟诗楼”。当时成都又称锦城，以盛产锦缎得名。据说丝绸在锦江濯洗后特别光彩。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在为餐馆取名时，便很自然地想到“锦江”二字，以“锦江”为名，既富于诗意，又很响亮，用作餐馆名字甚为适宜。
　　我认为任何生意招牌，命名须响亮才能吸引顾客。让他们觉得有美感而又易被记得。
　　此外，又想到那位女校书薛涛和我有相似的命运——同是青楼沦落人，所不同者我是卖唱而已。把我对她的同情和怀念寓意于“锦江”，又有何不可？从字面上讲，“锦江”两字还象征着未来川菜烹任艺术有如四川锦缎一样著名，并随长江东流入海，远播重洋异国，这些就是我命名餐馆为“锦江”的动机。并将竹叶作为店徽，所以碗碟等瓷器上都用竹叶为标志，其寓意从未向人谈过，也从未有人问过我。现在上海锦江饭店仍用锦江前身的竹叶为店徽。

　　这种盛况必须进行扩充。我因资金短少，只好慢慢来，还有房子问题。杜月笙是当时锦江的常客，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但他每次到锦江，不能例外也得在拥挤的队伍里等上很多时候才能就座。有一次，他发火了，对招待员石子湘说：“生意这样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你去告诉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叫房东孙梅堂设法。”
　　石子湘把这话告诉我，我仔细想了想：在上海这样复杂而恶劣的社会里，即使是小商小贩也难逃脱他们的势力范围，锦江是个服务性行业，完全不和他们打交道是不行的，况且我不是“帮会”、“道门”的人，无任何靠山，自己又是个女子，想创业难，立足更难。要想长期维持下去，如应付不好这些恶势力，确实也是后患难测。再说杜月笙这种人，虽然他为自己方便起见愿出力帮忙，说起来到底算是善意，怎么好拒绝呢？细细想想，由他协助租房，扩充营业有利无害。于是就接受了他的帮助。因为杜月笙的指示房主孙梅堂不敢抗拒，只好忍痛让左右几幢房子的房客免付欠租，再贴出一大笔搬迁费，腾出空屋租给锦江。

　　孙梅堂以为我也是“帮会”的人[注]，所以杜月笙才愿帮此大忙。他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我和杜月笙仅仅是顾客关系而已。
　　我研究决定，索性向后弄发展。这样，格调才能进一步曲折有致。不过与后弄房屋连接必须搭天桥[注]，这是违背当时法工部局章程的，有钱也办不到的一个大难题。我心生一计，把后弄房屋先租下开工，来个既成事实，到那时杜月笙为面子起见，不能不进一步想法帮助。于是就开始大动土木。天桥搭好后，果然问题发生了。我厚着脸皮去电话告诉：“杜先生，承您帮助锦江得到扩充范围，非常感谢您。
　　就是工部局不许可搭盖天桥怎么办？”“啊呀！当初没有想到这点。”我说：“是呀！我也没想到，对不起。”“我去想想办法，你等回信。”他的态度颇为和蔼。
　　就在他的支持下，法工部局开临时董事会，发给锦江临时特许营业执照。这事竟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舆论界认为属于这类超出范围以外的建筑，自上海开埠以来，除永安公司天桥外，这还是第一次的“例外”。

　　通过“天桥”和租房扩充营业这些事，人们认为我“神通广大”，社会上开始议论纷纷。这么一来，反而增加我的知名度。上海滩上就是这样，只要从现象看认为你是有靠山的，人们就不敢随便轻视你了，反而以能接近你为荣。这是旧社会，尤其是上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之一。多么可笑又可鄙！

　　我一向认为无论是居家或办企业，在任何场所、在什么环境下，只要有起码的物质条件，就应尽可能注意整洁、美化。原则应是继承我国固有的美学传统，适当吸取日本、西方的优点，将中西方的文化有机地结合。独创我们自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形式。所以当时我在改革餐厅内外装磺、设计家具、用具时，不仅是为了独树一帜招徕顾客，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革，来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
　　因此，从一开始到后来扩充范围，有关锦江内外部的设计、装修、色彩、用具、格调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一主导思想而亲自设计、监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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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即使是最好的陈设布置，若无鲜花点缀，气氛就会陷于沉郁。因此，我对这点极为注意。锦江是根据各个房间墙壁、家具的颜色，选择与它色彩协调的盆景、花草来点缀的。这样室内就显得格外有生气。盆景、花草是为了增加美感，所谓“锦上添花”的意义。至于锦江的地板，全用打蜡沃克木。[注]室内并设有暖气，当时餐馆用暖气的极少。总之，锦江的装修设计是中、西、日三结合的形式，风格别致，情调浓厚独特。

锦江厨房的位置也与众不同。除蒸菜等笼锅装置设在底层外，其余煎、炒、炸等操作厨房设在屋顶，以免油烟上熏，影响各室清洁卫生和顾客胃口。每层营业口，利用边边角落设有各种器具的预备室，以便利招待员的服务工作。

四川菜，花样品种繁多，它的特点是各菜各味，重视色、香、味。官场酒筵和民间用菜，不完全相同。前者讲究、细腻、轻辣；后者简单，重辣。

　　所谓A字执照的发给，法租界当局颇为慎重，这是工部局向西侨保证该店清洁可靠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首批美军到沪。他们选择适宜西人用餐的中国菜馆张贴记号，最先两家是“锦江”、“新雅”。这在当时的酒菜业的营业上是一件好事，亲友职工都为此高兴，我却不以为然，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经营商业，而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赐发给什么A字执照；这有什么可光荣的呢？不过是在这件事上争口气，显示一下中国人不是无能而已。

　　在锦江开业初期阶段，我总是每天清晨到店工作，深夜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和家务，因日夜繁忙，三餐无定时，饱一顿、俄一阵。久之，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因此，曾一度辗转迁移。先后移住霞飞路（现名淮海路）荣业里、迈尔西爱路俄国老太太家临时居住、治病，稍事休息。病势越来越严重，接受朋友的劝告，国琼女陪我去日本医治，她也顺便治牙。我经治一月无效，同时惦记锦江，归心似箭转回上海。此后，我自己“医治”，即十分注意饮食，既软食也要细嚼慢咽，吐去菜筋，忌食一切刺激食物，再用少许药物帮助，经一年多时间完全治愈。

　　对于茶室的装修设计，工程师对我提出的设想方案搞不来。我只好依据在日本时，曾学过的数理学的一点浅薄知识，自己边学边设计、监工，总算建成了不同于一般格调的茶室。

　　我们设十一人共餐生日会。当时，我的想法不仅仅是增加交谊，而是想通过它，了解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反映，从而有助于我的革命工作和改进营业。

　　当时，我的处境是“四面楚歌”，要就是束手就擒回川去；要就是干脆找条绝路。面临着断桥绝壁无路可走，既不愿就擒，也不愿寻绝，想和孩子们一道活下去，还想协助革命工作，则办好锦江是我唯一的生路。多少年来，自己一直想：我是一个中国人，双亲和我出身贫穷，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奴隶。我痛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愿它早一天从祖国的土地上被铲除得干干净净！我不但应对祖国的革命事业尽一份力量，亦该诅咒世界上所有的侵略者、压迫者，愿它早一天从人类历史上被消灭得无影无踪，永不再生。我不信人世间一直是寒雪的严冬！由此种种，我万分地渴望着锦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此种种，锦江的装饰一切，我不能不倾注全部心力去搞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