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应该好好干一番。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我一笑。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章泯生活贫寒，妻子肖琨在当时是北京大学颇为活跃的进步分子。在三十年代初他俩热恋着。肖琨娘家对他们的婚事极力反对。为此，肖琨决心和娘家断绝往来，毅然决然地和章泯结了婚。婚后生活精神上幸福，经济上异常贫苦，家庭开支多靠肖琨任教的收入。就是怀孕近临产时期，也得从上海法租界天天步行十几里路到杨树浦（好像是这路名）上课，为补贴几文开支，就连每天看过的报纸也一张不漏地叠好成套，以便多卖几文贴补家庭开销。这样的艰苦生活连续好多年。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演出话剧《大雷雨》，蓝苹当主角，章泯导演。从此章泯成为一鸣惊人的人物，有了名声。肖琨的十年寒窗得到了出头的日子。正在这时候，好梦不长，波涛骇浪突然向肖现冲击过来。章泯、蓝苹同居了。章泯提出要和肖琨离婚，同时蓝苹提出要和马季良（即唐纳）离婚。于是肖琨、马季良都要自杀。这一下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好心人夏衍、于伶等十几位同志一致开导章泯绝不可做出这种辜负肖琨的事。这时善良的章况已被蓝苹的魅力迷住，他不听众劝，居然说出：“她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按月贴补她三十元生活费。”最后终于离婚。

这时期陈清泉先生在厦门，他知道上海形势紧张怕我出事，邀我去厦门暂避。我就答应前去。目的是想请他设法帮助，以救燃眉之急。但当时在市民纷纷离开上海逃难的混乱状态下，根本买不到船票。我又急于争取时间想早去早回，于是就和陈清泉的弟弟陈清文俩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了一些干粮，做“黄鱼”（没有船票的人）搭上了小船偷渡到开往厦门的轮船后身的货舱口，偷偷地爬进了货舱。
　　见里面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坐卧地下，我俩就混进去，选择一块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地方，向先到的人们打个招呼请他们让点缝出来，然后把被盖在缝缝里铺好睡下。一会儿船开了，查票员来到，我俩赶快把被盖往头上一蒙装睡觉。查票人来势汹汹地嚷着：“在票！查票！有票快拿出。快点！快点！没有票的自己识相点（意思是没有票子的人赶快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了事），免得扔人江去。”因为“黄鱼”不仅仅是我们二人，在极混乱的情况下，我俩算是幸运地混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拥挤得简直翻不过身来，连去厕所都要在人身上踩来踩去。整整两三天没有喝口水，空气坏到仿佛要窒息似的。我们当时的脸色也苍白了，就这样到达了厦门，住陈清泉家里。这是1932年近2月底的事情。

　　大约第四天，国琼女送饭菜进狱，狱警开开铁栅递给我，国琼女站在外面，可怜的小心灵啊！她热泪满眶地对我说：“妈妈，律师已经聘请好了，张殊明胆小怕事，是小张先生仗义带我去找陈志皋律师的。你多吃一些吧！这是交涉了好几次才送进来的，今后不会再让我送进来了。”当时我为安慰国琼女起见，把菜和饭都吃光了。她见我吃光了，紧握着我的手哭着低声说：“妈妈呀！一定要保重身体，家里事放心吧！”我含泪点头。国琼女走后，我泪如雨下，几乎把饭菜都呕出。
　　默思感叹：这样小小的年龄（十六岁），迫着她就要照顾家务、外事、外公、外婆以及三个小妹妹，还要奔走我在狱中的事。一副重担落在一个少女身上，随着母亲吃苦。啊！人世间的悲痛像一把尖刀似的，刺痛了她的小心灵，而一时还不得罢休，还要捧着这创伤在乌烟瘴气的人群中为我挑着重担跑来奔去。也罢，让她早些尝尝人生的滋味，受些磨难，对她的成长也有好处。

　　有天午夜，安南巡捕偷偷地告诉我：“我从内线打听到，你大概要被判五年，那你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听说孩子的父亲要把她们抓回四川了。我看你还是设法脱险吧！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我考虑两天后，觉得硬拼对革命、对孩子前途都有损无益，还不如设法脱险为上策。决定听从安南巡捕的建议，设法活动，贿赂内线。安南巡捕就很热心地介绍了姓刘的大块头（名字忘了），一个在捕房内很活跃的人。通过他把上自法租界捕房有权势的律师费席珍，下至各层比较重要的人，都贿赂到了，总数约二千八百元，费席珍是五百元，讲好出狱付款。刘作担保人。在这些人看来，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只要我愿意开口，这点款子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刘才愿意作欠款的保证人。

　贿赂、释放 我知道陈志皋是不会为我出力的，而俞律师是中途搭手的，怕他得到的材料不全，所以一开庭，我就滔滔不绝地替自己讲了一番。也是有意地把材料暗示给俞承修律师，让他好辩护。果然，俞律师根据我的讲话，他为我辩护得非常好。原告包探因为没有敲到竹杠，在庭上对我的句句话都顶得很厉害，还胡说八道。
　　捕房律师费席珍则没有开口，我也就胸中有数了。不一会儿，法官宣布退庭。
　　退庭时，我朝着站在旁听众人间的父亲、国琼女，举手飞吻，旁听席上顿时所有听众激动得几乎哗然。事后，友人告诉我，当时国琼一进开庭的候审室，就往椅上一躺仰头久久不语。啊！十六七岁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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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活前途，我开始暗中整理群益工厂。可是家务又多，简直忙不过来。孩子们的管教成了问题，不得已除国琼女留在上海继续在音专读书外，其余三个孩子只好忍心送去苏州留在女子中学附属小学寄读。记得当国琼女送她三个妹妹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国琼女一着急，嗓子立刻哑不成声，因为她知道这笔路费是七拼八凑得来的。可怜的琼儿，因贫穷而使她知道的心里经常受到伤痛！

　　有次，友人送来两张苏联电影票，是有名的《伏尔加河船夫曲》。我特意带国琼女同去四川路电影院看了。当见船夫们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大家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大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迈着沉重的步子，口里不停地哼着：哎哟！哎哟！大家一起用力拉哟！用力拉哟！我俩热泪盈眶。回家后，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安，——贫富如此悬殊！

并注意急事缓办，缓事急办，意在急事三思而行免错，缓事往往易忘，故宜急办。

　　戳穿把戏 回家后，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想到上海滩什么“拆白党”、“翻戏党”、“仙人跳”、“放白鸽”，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无恶不作。觉得里面有文章，于是我就一面拖延付款日期，一面乘其不注意时间去观察他们的行动。
　　记得有天上午我穿着天蓝色府绸连衣裙，白丝线帽，白色高跟皮鞋，米色丝袜，去到张宅。我看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又一次，看到一个像捕房包探样子的家伙，桌上放着一堆钞票，大家像在那里分赃似的，并且还有人在后房间哭泣。他们见我突然进去，措手不及，非常慌张。这下我肯定这些人不是好人，其中必有把戏，很可能是骗局。

　　我经过这次“翻戏”的骗局，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上海社会的复杂性，从而增加了不少认识事物、对待事物的常识，且锻炼了自己。

　等我和父亲赶到的时候，院子里围着一大批人。有的说她是中风，有的说她是发痧。我摸母亲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到时摇摇头就走了。这时候，我的神经顿时麻木了，像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望着母亲，欲哭无泪。猛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刚从法国回来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她说：“按一般习俗，在室外露天过世的人，不可抬进屋去的。这么热的天气，还不快去想办法寻些钱。现在已经1点多了，愈快收殓愈好，呆着有什么用？”我像梦醒似的！没时间给自己伤心了，转身出外叫了部黄包车，四面奔跑借钱。但是，因平素来往的都是些贫困的亲友，所得无几，最后在东来顺五金行的跑街严培馨先生的帮助下，总算凑了二百多元。天亮回来已是亲友满堂。我急急忙忙买棺办丧事，中午大殓。这时，我不禁抱棺嚎陶大哭！

　　郑素固的这笔款几次到期连利息都付不出，郑大怒，在她家里叫上海商人朱某指着我鼻子逼我、骂我。父亲和孩子们当时为了这事，气得直掉泪。通过这件事，我除了更体会到贫苦二字在穷人生活中的滋味外，无他感触，不过这是毕生中难忘的一事，但我并不介意。
　　这笔债，在锦江开门后半年里才连本带利偿还清楚。在此以后，我反而免息借给郑素因五百元支持她去日本留学，并在她留学期间，经常照顾她的母亲，按月送给二十银元。从此，我们交往数十年。在此顺便提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从家去锦江，在路途感觉头昏，吩咐车夫转弯到郑素因家去休息一会儿。在她亭子间刚坐下，只听得有人要上来，护士保姆拦阻的吵闹声。我估计捕房人以查吸大烟的人为名敲竹杠。不好了，我立刻协助刚起床的郑素因把烟具分散藏妥，叫她赶快从阳台越过邻居阳台逃跑（邻居阳台挨着郑家阳台）。说时迟那时快，准备完毕，我坐在亭子间门口椅上。四五个流氓上楼，首先问郑医生在哪里？老妈妈回答出去了。遂去前后房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搜查烟具，突然在床底下查出一根烟枪，这下他们高兴得跳起来，“人不在，有了证据还能逃脱？”开始凶恶地盘问郑素固的妈妈：
“人在何处，快说！”这时，我走上前去：一弟兄们不必这样，有话好说，你们还不是为了找点贴补家用生活费吗？不要吓坏了老太太。”大家嚷嚷：“你敢说话，你是她的什么人？”“好朋友。”“郑素因拿出四根条子（金条每根十两），就毁掉这根烟枪了事。”我见对方已表态，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好说，好说。”当即嘱老妈妈快准备酒菜，让我们好好吃顿午饭。我们边吃边聊：“弟兄们，我叫董竹君，是锦江菜馆的主人。大家见面不容易。”他们一听锦江主人，大家马上起立，打个招呼。我接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们生活困难，想赚些额外钱，这完全能理解的，不过郑素因医生确实是小小诊所，开销大，病人也不多，月人无几，自己还要吸大烟。所以，钱少些我可替她代付，多了是没有办法。”我又说：“在上海滩上大家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吗，来日方长，不要在这件事上太认真作绝。”他们问：“那么你说吧。”结果三两金子解决，郑素因回来向我作揖感谢！上海小流氓依靠大流氓主人的势力与上海捕房的人勾结，用这种手段向人勒索敲诈钱财是常事。

　　解放后，我力劝郑素因离开她在上海的恶劣社会关系，将自己的妇科专业为国家建设、为人民服务，特由我和国瑛女陪同她去天津，由天津市长黄敬同志派专车让我和她去天津市找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医院工作。她选定了天津市红十字医院，也给了她聘书。她回沪后被坏友们七言人语，结果未去天津。她放弃了光荣的工作。
　　最后据闻她在沪吃尽骗光，告终于亭子间，旁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