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照——锦江开办之初，开业执照好多天未领到，后来由律师刘良托在法公审局当翻译的唐相英，走法公查局卫生处、救火会及警务处的门路后才领得的。未被大敲竹杠是由于刘良的面子关系，这在上海是难得的。

　　当晚，小老虎邀请我同去看在锦江对面空地上的海京伯马戏团的表演，次日又约我去她家里共餐。对我极其殷勤。二三天杨安国的正式继母田淑君亦派车来接我去她公馆吃饭。这一下，小老虎大为不满，不理睬我了。原来是田淑君门上经常宾客满堂，田独揽家庭内外权势，小老虎虽得宠可是门前冷落，她常想为自己争夺势力，独树一帜，与田淑君比比雌雄。所以凡属杨虎的至亲好友，总是尽力想法拉拢到自己一边，但因她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资本欠缺，田又是安国的继母，故她往往是失败的。这也反映当时军阀封建家庭中，太太们争权夺势的另一方面。

　　锦江两店的顾客惹事生非的事，频繁地发生，例如：有一次，有几个交通大学的顾客，饭后一定要用局票叫堂差和拉胡琴。先是工作人员态度温和地给他们解释再三，说这是违犯店章的。但他们不听，我只好亲自出去委婉地向他们一再解释，请他们原谅。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还大家起而轰我。当时，我想锦江是初生婴儿，经不起风吹雨打，长期下去将不堪设想。焦急之下，不得已我就转变态度，并打算最多明天关门停业。他们问：“你的规则在哪里？”“我是这店中的主人，我口里说出的就是这店的规则。”说完转身就走。我就这样严词加以拒绝了。这批人临走时，拍桌蹬脚，边下楼边说：“走！找杜月笙去！这家馆子老板这么厉害。”结果却是无事，过一阵子仍然是锦江的座上客。

　　接着，杨虎在锦江二楼吃饭，他的几个保镖和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几个徒弟在店堂吃饭，蛮横无理，不尊重店章，为所欲为。有两次，服务员礼貌地上前劝止无效，我火了心想这还了得，但细想上海是很复杂的社会，对顾客应当谦恭，对有权势的顾客更该小心。但是，在这帮人面前老是忍辱退让，委曲求全，他们反而会得寸进尺，气焰嚣张，结果将是引狼人室，危害锦江的前途。索性反抗，管他是谁的走狗、保缥，这些不像人的走狗们，有些反而吃硬不吃软。于是我上前去，疾言厉色地把他们痛责一顿（在我思想上又准备明天关门），杨虎在二楼闻声下楼出面指责他的保镖，并当场向我道歉。事后，并未发生什么祸事。

　　人们晓得杜月笙帮我租房子和解决天桥问题，又知杨虎和我是儿女亲家关系，因此，可能引起外界的议论，误认为杨、杜是我的后台靠山。事实上“锦江”名誉与日俱增，是依靠“锦江”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社会逐渐有了地位的。大概是因我的经历和读过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这些书籍，对我分析事物、处理问题帮助颇多，因而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心理、情势比较胸中有数，遇事尚能应付自如。在这里插一句：我始终认为马列主义，不仅仅是举枪上前线干革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分析、处理的最好的科学方法。当然上海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也不能说与杨、杜毫无影响。总之，此后，就少有人随便加祸于我和“锦江”了。这对我和锦江当时的处境来说，是很有利的，我暗自庆幸。
　　当时，我常想在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自己若是一名男子就比较好办事，有人合作、支持，就可做更多、更大的企业来协助革命工作，而偏偏是个女子，又是被人称为美丽的女子。因无靠山，凡人力、物力、财力必须自己绞尽脑汁创造条件才能办成。唉！

以后，便推说店务忙，难以经常分身外出，不露声色地逐渐和她冷淡了。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对付她的权宜方法而已。如果与她有了利害冲突的话，她能不害我？碰到这种人，怎能不担心呢？
　　后来，我对这位所谓有名的女政治家慢慢地疏远了。

　　十、艰苦挣持
　　由于自己是个女子，在当时社会情况下，人们对我居然敢开锦江是又敬又疑的，因而在经济上很难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加上自己又不是一个愿意走邪道来迎合有权势者的欢心而使锦江仰其鼻息的人，唯一的出路只有刻苦经营，自力更生。
　　所以，每次逐步扩充，都是放胆先行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来兑现。这种做法，引起店内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的担心，惟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岂不要亏本，退票就要失信关门。大家在这问题上，总是缺乏信心，我则不言语。原来只有大小共四间，扩充到二三十间，还增设了能容顾客三百余人的“锦江茶室”。扩充后，因生意照样日益兴旺，终于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故打出的支票从未退过。
　　当时社会封建思想意识浓厚，重男轻女。在男子中心社会中，女子经营事业，到处受束缚。我常常为此痛心疾首。至于前述中外人士愿意投资开设分店，那是锦江已经闻名特来锦上添花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是要首先依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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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愿意被歼灭当俘虏，就得想出一个高明的办法去对付他。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据自己的经验，什么事只要有勇气，肯想、肯做就不会是死路一条。

　　“我能得到你的帮助当然太好了，你要我与你成眷属，我也同意。但你必须先和你妻子离婚。”“这怎么可以呢？”他意外地吃了一惊。“那么，难道我俩租幢小房子，马马虎虎过活一辈子吗？你既然深知我的身世，又蒙你尊重，想来不忍心让我做你的小老婆吧？”
　　他低头半晌不语，最后他说：“像你这样美貌、聪明而事业心强的女性确实少见。但是你必须知道，没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你的事业，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同时你又是女子，不是随便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后面几句话分明是在威胁我。我心想：“谁要你这样的支持。”我便反问他：“那末你的意思是不肯离婚，那你也太不替我想了。”
他未吭声。他喝了不少酒。我们谈话很简单。饭毕，他送我回家，在汽车里，他低着头，默无一语，呜呜地哭。到了凡尔登花园家门口下车，他和我紧紧地握手，泪汪汪地看看我，转身上车走了。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由于我的态度始终温和而又坚持这一条件，因而他并不疑心我不愿意和他结婚而恼羞成怒，他也许认为无非是条件问题，而这条件又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见怪于我，于是他只好知难而退，不再纠缠了。可是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女人受骗受害者比比皆是，我不知张某是何许人也，在那段时间里老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随时都感到似乎有祸事临头似的。

振千仞，金衣裹细腰。

　　李云老特长中医，依靠半收半送的少数门诊费维持生活。我在经济上常常支持他。这位老人喜欢锦江茶室，茶室离他家又近，几乎三餐都在那里。他是被锦江欢迎的多年免费常客。他以医生身份和我接触，掩人耳目的。他也经常给我们看病。
　　我从菲律宾回国后，才知他已去世。

　　在抗战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来到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在客堂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国琼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刘振汉。是一位有志爱国的学生（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后闻在四川成都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因缺乏路费，无法去内地学习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次日我给他钱，并叮嘱他把小提琴还是带走，沿途若遇困难还可派用。并启发他对社会不良的现象，要从本质上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掉下眼泪说：“耶稣圣诞晚上，大雪纷飞，我在你们家大门口，老见你们的客人不走，同时，也不知你愿不愿帮助，始终未敢敲门，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齿发抖。”当时他那种神态和心情，给予我强烈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