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每当母亲要打我时，父亲总是拦住她，有的时候看我哭得太厉害了，就把我抱起来，让我骑在他肩上出外看猴子戏去了。可是这次父亲病了，母亲如骂我打我，谁来劝阻呢？我怎么回去呢？但又想母亲虽然脾气不好，她还是疼爱我的，借不到钱又不是我的过失，也许她这次不会骂我吧？我憋着一肚子冤气回来，到家已是黄昏。我一声不响，站在房门外靠着过道的墙壁，呆看着睡在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不住地呻吟……我心痛得哭起来了。幸亏母亲只问了我一句：“借到钱没有？看到人了吗？”一人是看到了。”我回答。
　　“那么你看见的那个人是谁？”
　　“我不晓得是哪一个，我又不认识他。”
　　“他怎么说呢？”
　　“他开门对我看看，没有理睬我的话，根本没有让我进去。”
　　母亲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唉！也难怪你，还未满十岁的孩子，怎么会做这种事！这些有钱人啊！”这次还算好，只说这么一句就算了。我也不愿意多啰嗦，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父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如今回忆我仍心酸难过！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们这样苦？我父母亲都是最善良的人，可是偏偏穷苦到这种地步？”

　他又说：“工头是凶得要死的，我才不去受那份罪，他们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你不晓得啊！同时还要先送礼、送钱，他们才肯介绍你去做工。就是进去了，逢年过节还得送礼、送钱，不然就要借故骂人、打人、开除。你不晓得啊，找个工作真不容易。”经过父亲的解释，我才明白非拉黄包车就没有出路的原因。

　　到了晚上很热闹。平时晚间看见里面灯光明亮，从窗户里传出唱京戏、拉胡琴和猎拳喝酒的声音。还看见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陪同娘姨坐在一部两旁挂有干电石灯的包车上，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我经常听说有某个姑***到那些堂子里去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我那时候一点也不懂。我害怕，总感觉那里面不是一个好地方。因此，我怎么也不肯学唱京戏。但是，母亲一定叫我去学，我就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学呢？学了又有什么用？还要花钱。读书都没有钱了，还要学唱？”母亲叹着气说：“你学嘛！先别管。”她不讲明，每天叽哩咕噜的，我还是不肯。
　　隔了些日子，父亲也和我讲了。他说：“阿媛，你要晓得，京戏还是要学的。
　　我们家里这样苦，自从我生伤寒病以后，拉黄包车力气更不行了。你姆妈出去做娘姨，她为了要照顾家里，人家就嫌她每天做工时间短，所以每个地方都做不长，她只能做做零工，也还是做做停停的。我们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高利贷借来的。
　　你去学京戏，学会了把你送到五马路前面堂子里去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钱三年。
　　你晓得姆妈、爸爸就是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抵押的钱就可以还清欠的债，把押当的衣物赎些回来。并不是叫你一辈子在堂子里面，因为你这个年龄只能在他们长三堂子里做‘小先生’‘清倌人’[注]，不能做‘大先生’。你是去卖唱的，不是卖身，你年龄还小，卖身我和姆妈都是舍不得的。
　　阿媛，难道你愿意眼看我这么瘦，家里这么苦？你难道不愿意帮帮你娘和我的忙吗？
　　去到那里，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只是卖卖唱。我想了很久很久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好走。”这番话，说得有情有理，我终于明白了，叫我停止读书去唱京戏的原因和目的。可是，想前想后，我就大哭起来。父亲叫我不要哭，他又说：
　　“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并且一定只让你去做‘小先生’，你放心吧！期满就接你回家。”我那时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

　我一开头就是这样，水牌上别的姑娘只有两三张局票，而我的水牌却写满了，并且每天都增加，一直加到五十几、六十几张。天天晚上唱，喉咙有时都唱哑了，幸亏有的客人只是转一转，并不唱，看我一眼罢了。我经常累得要死，而且到深夜才睡。每天上下楼梯，不知跑多少路。她们觉得生意兴隆，很高兴。我却累得两腿酸疼得下不了床。心想：那些有钱的人，大吃大喝，还要听唱、玩乐……不管别人的死活，而我们这些姑娘，当着这些人的面，装出笑容，苦水往肚里咽，谁能知道啊？唉！好在只押三年，还有个熬出头的日子。

　　有一次孟阿姨说：“我留心观察来的这些革命党人，这么多人当中还是那个夏爷好。他是真心喜欢你，这个人还英俊诚实，你自己注意注意。”我没有说话，她又说：“你要是不拿定主意，有得受苦嘞！你好好听我的话。”她很爱护我，经常像亲人一样照顾我，所以她讲的话我比较听从。我想她的话也对，我这样下去就糟糕了

　　当时我不高兴他，但又非常想念他。在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他朋友的这番劝告，就又同三宝去了。我一进门，他又哭了，他说：“我第一次和你见面谈话时就喜欢你了，我一直在等你呀！你那天那样对待我，连开门追赶你都来不及，使我多么难过，你以为我是骗子吗？”我看一个男人这样哭，愣住了，一方面又为他担心。这时候，我觉得爱他更深了。心里已打定主意，但坐在那里不开口。他又说：“我已经派人跟你们的老鸨阿姨去讲条件了。她们向我要三万块钱，我已答应一万块。她们硬要三万才肯让你赎身。你押的是三百元，现在却要三万块。我没有这多钱。”我听了又气又恨，半晌不语。心想，堂子里好可恶，把人当成东西卖，这是什么世界？人吗？妖魔吗？我不相信世界上苦难人老没有翻身日子！他见我生气，就说：“怒气冲冲有何用处？”这时，我仰头告诉他：“你别管，我会想办法。你即使有钱也不愿你这样做。”他说：“如果不出钱，你别想逃出这个火坑。”我说：“你就等我两个礼拜再说，无论如何一文也不要出。”他说：“你不要我赎你出来吗？”“是的，我不要，你等一等，我有我的道理。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厂大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
　　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我说完后，呆呆地想着：常常听说有些姑娘，因为是客人出钱赎身做了小老婆，就被丈夫家里人看不起，有时连丈夫也不尊重她。

过了几天，我就设计故意喝酒、吃花生米，邀那个看守我的人过来一起吃，他很高兴。到晚上11点时候，我对他说：“我肚子饿了，替我买点鸡蛋糕好吗？”我知道一出门就可以买到的，若是路远，他会疑心，不一定肯去，他看我心情好转，很乐意地去了。回来后，看我仍然在玩牌，他放心了。我再请他一起吃喝，到了快2点钟，我又装做想吃水果，水果店离开住处有两三条马路，比买鸡蛋糕的地方远得多，他又高兴地去了。这一回他一走，我就如鱼得水似的立刻把平时用来蒙骗人钱的丝罗绸缎服装统统脱掉，也顾不得冷了，只剩下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又把金玉耳环、戒指等手饰也都取下来，放在床面前的一张小茶几上，用一只托茶的小瓷碟把它们盖好。我就跪下来，对它作揖、叩头，盯着这些东西说：“啊！我是为了对爹娘尽孝才到这里来的。现在，我要脱离你们，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因此，我一生中对珍珠玉宝首饰从不感兴趣）。于是，我站起来，拿了两毛钱，哆哆嗦嗦地一口气跑下楼梯，奔到弄堂口，赶忙叫了一部黄包车给了他这钱，叫他拉到日租界虹口爱尔近路二号夏爷居住处。在路途上，我顾不得车夫的劳累，直催他跑得快些。一路上，心惊肉跳地老回头张望，看有无追兵赶来。到了四川路，我才稍微平静、放心些。

这里补充几句，为什么当时夏之时在我俩结婚之时，他穿西装燕尾服，给我买了法国服装、鞋子、梳法式发髻呢？记得当时，法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法国较早地提倡民主和自由。这股风气传到中国，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模仿法国派的谈吐、服装等等。故我和夏之时结婚时的打扮亦是法国式的，当时认为文明而时髦。

　这些人家的男女都瞧不起我，尤其是太太们，一见我进去，就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把嘴一撇，根本不理睬我，把我冷落在一边，有时还嘲弄几句。有些人喝了一点酒，如福建人方声涛就故意叫我“如夫人”，意思是指我只配做姨太太。
　　他们在背后常常冷嘲热讽，议论我这个卖唱出身的人，怎会把书念得好？还是个正太太！每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精神上确实受到很大刺激，但我并不在乎。暗想：
　　这些女人自以为出身好、门第高，夫妇是门当户对，享受荣华富贵，值得骄傲似的。
　　她们中间有些女人一字不识，全依靠家庭或丈夫的权势，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除了给人当传宗接代的工具，此外还有什么？不知羞耻，还要骄傲，还要看不起别人，真是令人又气又好笑！当时唯有赵铁桥夫妇不蔑视我，常有往来。因此，他夫人分娩时我在旁尽力协助。后来，赵铁桥任上海招商局长，工作认真负责，因为人正直、奉公守法，不愿与坏人们同流合污，遂被暗杀惨死。
　　说我不能把书念好，我非要念好给你们看看！在我的内心里常有这样的想法，痛骂她们一顿，心里方才舒畅，再想想，又何必和她们计较。丈夫因此也经常鼓励我用功，怕我给他丢脸，我自己也下定决心，要争口气，要有志气、志向，为了想做丈夫的好内助，使他安心为国家多办些事，只有靠自己现在努力读书。所以，我除了白天上课，学习家政处理家务外，常常读书和看报刊（《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深夜不息。两个眼睛经常是红肿的。

我将信送到后，就买票上船返回东京，因身带路费不多，船到达长崎换乘火车，买了车票，手无分文了。车厢里乘客不多，一路上，我饿着肚子睡觉。到了东京站，当丈夫接我下车急着向我问七问八，我向他示意指指肚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半晌，他才明白我饿了。他边带我去餐馆吃饭，边对我说：“啊呀！你饿着肚子回来，饿得话都说不出了。你真了不起，年纪轻轻，冒险完成了一件爱国大事，为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立了一功。你走后，我一直担心，因为这是生命攸关的危险事。这事既不能用密码电，亦不能造人口传，是一份重要文件，只好专人渡海传送。大家见你聪明能干又爱国，故决定由你冒险走一趟。”
　　我由于饥饿过度，一碗面只吃了几根，但很高兴，为自己做了一件爱国的好事而自豪。次日，他又称赞我。我说：“为国家奔波，忍饥耐寒算不了什么。”
　　当时送到上海什么地方？交给什么人？全回忆不起来了。

　　爱听音乐受丈夫指责
在日本求学几年中，受日本人的侮辱，国内形势又如此不好，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并不愉快。丈夫待我很严厉，他从早到晚，除了和革命党人商谈国事外，很少和我谈话。他不喜欢我交友，若有人和我多来往几次，他就要疑神疑鬼。
　　我生性爱好文艺，更喜欢音乐，时至初夏，有天傍晚突然听到从附近随风传来一阵凄风苦雨的“尺八”（萧）声[注]，是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它确实吸引着我神思飞越。近窗遥望，隐约见桥上有位青年在吹萧。每天黄昏时候，我总在睡房窗前倾听。丈夫对此很不高兴，有时还板脸瞪眼，挖苦几句：“你听得那么出神？”那种语气仿佛我在喜欢那个连面都未见过的吹萧人，真叫人不悦。他的辱骂声与这美妙的音乐多么不协调啊！我从窗前回过身来，正对着穿衣镜，镜中一位少女婷婷玉立，双目炯炯。雪白、细嫩、红润的面肤……多么美呀！但你的神情又多么烦闷不悦呀！你的丈夫并非是理想中的那个多情温柔的英雄，而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君须怜我，我怜君”！

“马路街道还有叫花子讨饭的吗？”母亲姨母同声说：“怎么没有，缝穷[注]和带着几个孩子讨饭的到处都有。有些叫花子不让去大餐馆，在小饭店门口等客人们散了，进去向店主讨些汤汤水水。”我又问：“丢在街头路角家户门口的私生子还是满多吗？”“当然还是经常有的。插根标签卖孩子的照样有。你还记得吗？有个讨饭的穿一身破烂衣服，下身用几片破布围着，连裤子都没有一条，大家叫他阿憨，多年来每天夜里总要在几条长三堂子弄里，转来跑去，放开嗓子，大声叫道：‘做做好事，冷粥冷饭。’即使在严冬寒夜亦是这样叫喊。这人还活着嘞。”我听了母亲、姨母的这番讲述，很难过。特别可怜阿憨，他的形象，他那凄凉的叫喊声，现还萦绕耳际。啊！世上穷人何时能翻身？你去了日本几年，上海还是老样子，穷人还是穷，富人还是有钱。我问：“外国人还欺负百姓吗？”姨母回答：“当然有，像外国水兵坐了黄包车，不给钱或给少了，车夫当然要向他们讨的，水兵不但不添分文，反而提起脚狠狠地踢车夫……”这是什么世道！老百姓总有一天会见光明！

　　1918年初春接到丈夫的信，叫我们回合江老家。麻子丫头说：“太太，你回了老家，就算正式媳妇了，自己和子女将来都可以进祠堂。不过你得小心对待家里人，我已经告诉你了，他们都没有好心肠。”于是，我就盘算：回去怎么对付那些家里的人呢？我想无论怎么样，她们那些人总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一定都是婆婆妈妈、贪小利的人。因此，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第一，买一大批中外制造的礼物。到时一撒，把她们的日封了，使得她们不好意思和我作对。第二，看她们怎样对待我，再随机应变。
　　那个时候四川市面洋货充斥，我买了一大批洋货，如搪瓷盂、面盆、洗脸手巾、手绢、花露水、红绿丝线、肥皂盒、香皂、洋袜子（即纱线袜）、印花被单、插花花瓶里的纸花、胭脂花粉、雪花膏等等，装了满满两挑箱（竹编的），和子、侄、丫头启程回合江县城文昌巷老家。

　　天色暗淡，正下毛毛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启程去老家。我和国琼女乘一顶四人抬的大轿，两个丫头和男孩备坐小轿，挑夫在轿后跟着，卢炳章也可怜地凭着双脚随在轿后。有时我揭开轿帘看见他跑跑走走满脸是汗，而轿夫们更是汗流浃背，为了生活竟要这样辛苦卖力，我心里感到怪难受的。轿夫们每到站口，就停下来找烟馆，抽足大烟加添力气再上路。这些可怜的轿夫，面黄肌瘦，一看上去就知道烟毒中得很深，但抬轿子的本事真大，任何高高低低狭窄的泥泞小路，都能随着押韵的接口语，很自然地抬过去。例如：前喊“踩左”，后应“踩右”；前喊“天上亮晃晃”，后应“地下水荡荡”；“天上鸟子飞”，“地下牛屎一大堆”。“左边力大”，“让他一下”，……这些，尤其是吸了鸦片烟后劲头更足。我坐在轿里不时打开轿帘，见轿夫抬轿全靠两条腿要走那么多的路程，为了活命只有听从主人的使唤，这和牛马有什么两样？但人到底不是牛马，哪来这么多力气，这些轿夫被迫吃上慢性自杀的鸦片。人，排在和牛马同等的社会位置，公道在哪里？人的起码权利又在哪里呀？我心里异常难过，恨不得立刻下轿，但遥远的老家自己走不动，除此之外，并无别的交通工具，真使我进退两难，这种悲痛的镜头，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