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聊起这些国家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他们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的境遇似曾相识。
因为就在一百年多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他们还烂。
绝望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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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反清义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与妻书》，里面有一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1912年，腐朽的清王朝拍拍屁股走向嗝屁，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烽烟四起的大地。北洋时期的政治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北洋军阀混战）

（饥荒中以树皮为食的灾民）
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多岁，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
即使是在不少公知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
比如说十年下来国统区的钢铁年产量仅仅是从3万吨提升到6万吨，这个数字是隔壁印度的七分之一，跟列强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的年产量比起来更是连塞牙缝都不够，还不如日本一艘主力战列舰的用钢量。
至于电力水平，诺大个民国的发电量还比不过日占朝鲜。
民国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前都没能实现近代工业化，而对于盘踞东北的日军来说，一个农业国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肥羊。

（占领东北的关东军）

当然，民国的大佬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慌张，反正他们抢够了可以出国，也没什么心思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民国上流社会聚餐）
而老百姓则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日复一日的苟活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

（对记者拍照感到新奇的民国百姓）
更绝望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被大佬们当人看。一旦碰上战争和灾祸，中国的四亿百姓就只是统治者牌桌上的一堆廉价筹码，随时可以说扔就扔。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
国民党一方面想保证“奇袭”效果，一方面还想隐瞒炸堤罪证（方便日后甩锅给日军），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民众转移，反而还严密封锁消息。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百万民众还在睡梦之中。
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黄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所得之战果仅仅是日军数千人的伤亡，且完全没有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花园口决堤4个月后，武汉仍然沦陷。

翻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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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挑战一个看起来必输的局面，首先你得需要一大群不怕牺牲理想主义者。
为什么需要理想主义者？因为救国这个事从现实角度出发怎么算都算不出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只有不计个人得失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尝试。
不过理想主义者很多国家都有，但最终翻盘的国家屈指可数。所以光有理想主义者还不够，关键是还得有“一大群”。

（五四运动被捕的爱国学生返校）
只有出现数量庞大的理想主义者，才有可能把一个国家从绝望的泥潭里拉出来。
这是因为现实中没有主角光环，一群人要与整个世界为敌，成功的概率极低。而且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成功路径，只能各自凭着自己的信念和认知去尝试。
如果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这其实就是在拼概率。小概率事件要成功，那就只能堆数量；只有不怕牺牲的尝试者足够多，才有可能趟出一条血路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和那些失败国家的不同之处其实非常简单：
中国的牺牲者数量更多，甚至多出一个数量级。
比如说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大致牺牲了100万人
而根据我国民政部的资料，近代以来我国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牺牲的烈士多达2000万名。

近代中国的一线生机并非来自于运气，而是来自于滚滚鲜血的浇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在黑暗时代可以涌现出那么多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者？
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决定自己最终选择的往往是一些平时看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只参考现实中的数据，那么很难看出当时的中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在现实数据之外，中国确实还存在着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特点：
中华文明拥有绵延数千年的，系统且连贯的文字记载。
自周朝以来，我们的文化典籍和史学著作就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在世界上是独一份。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身上往往会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无论碰到什么事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榜样，
在探寻救国之路时，就会想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看到统治者无道，就会想到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国家危机深重的时候，会想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看到为国牺牲的英雄，会联想到背负“精忠报国”的岳飞
在做生死抉择时，会联想到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即使身陷囹圄的时候，耳边也会想起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然，如果在心里动了叛国的心思，也难免不会联想到那个现在还跪着的秦桧。

但凡学习过历史的中国人，很难不成为一个拥有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者。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平常时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似乎只会高谈阔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些“地命海心”。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概念：基数
只要这样的人数量足够多，里面就总会涌现出敢动真格的猛人。而一个国家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靠的就是这些敢动真格的理想主义者。
另外，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至少也会通过各种途径知道诸如杨家将、岳飞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也都知道中国曾经有过强大的过去。

所以普通人虽然未必有牺牲的勇气，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会认同和尊敬那些为国抗争的英雄。
这就是文明的底蕴，是中华民族天然存在的共识。
这个底蕴的存在使得中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依然会涌现出大量不认命的奋斗者，这些人的心里坚信：
“中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当理想主义者们真正踏上征程的时候，也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人能保证你的牺牲一定能换来成功。
在那个年代，人们尝试的救国路线有很多，包括有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修改，物质救国等等。。。

（1915年，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这些路线从理论上来说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民国的环境过于恶劣，容错度极低，一条路线但凡有些不靠谱就会被迅速淘汰。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只有先把那些正在掠夺这个国家的暴力集团全部肃清，才有资格讨论发展的问题。毕竟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结构，这个基本的结构不捋顺，一切都无从谈起。
说白了，你得先把坏人全部干趴下，然后才有呼吸和发展的权利。
所以革命救国才是唯一有可能走得通的道路。

二十年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旧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个目标上国共双方立场接近，优势互补；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就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6年，共产国际吸收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名誉常委，这也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的最高职务。
不过对于一个政党的发展来说，他的面前永远有两个选择：
一、坚持不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你会获得独立性，可以选择自己理想的道路，但是你自然也就得不到这些集团的支持，会很穷。
二、选择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你会获得大量资源，发展迅速，但是你的发展道路将不可避免的被限制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框框内。

1927年1月，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挥师入浙。3月，周恩来坐镇上海亲自挂帅，于21日发动武装起义拿下了这座远东重镇。一时间江浙财阀人心惶惶，列强势力惴惴不安。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理想主义者的困境：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
本土的江浙财阀害怕共产党人，英美也不希望苏联势力扩大，这意味着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只要做一个选择，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源。
乱世纷争，成王败寇。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理想的是另类，为了胜利不折手段才是常态。所以你费尽心血取得的成绩，可能只是合伙人手里的一个筹码。
共产党人在前面拼得越卖力，蒋介石手里的这个筹码就越大。
拿下上海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就与江浙财阀进行了会晤。4月初，来自财阀集团的大笔资金到账，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于是国民党开始联合当地黑帮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在整个清党过程中，全国共产党的人数迅速从5万余人锐减至1万余人

民国式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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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应该全面开启，然而架不住国民政府对东北沦陷心安理得，高层大佬们马照跑舞照跳，对东北抗联的艰苦抗争袖手旁观。
对于日本人来说，吞并东北的过程太过轻松，很难不让他们有得寸进尺的想法。果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剑指华北。好在此时的中国已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随即展开。

（七七事变中的中国守军）
不过日本毕竟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只是一个连实质统一都没有完成的农业大国，这注定了两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在一个层面上。面对这样的强敌，国内各路人马的心思并不相同。
一个人或组织对待一个问题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他端的是谁的饭碗。
蒋介石长期端的是英美的饭碗，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自然也相对其他军阀“更具国际眼光”。
和其他军阀一样，蒋介石对战胜日本这样的现代工业国家并没有什么把握；但和其他军阀不同的是，蒋介石看到了英美早晚入局，而只要他们入局，日本就必败无疑。
这不得不说是蒋介石的一个优势，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汪精卫就没看到，于是这货在后来的战争中就被日本人吓破了胆。
在“靠英美才能取胜”的逻辑指引下，蒋介石抗战的基本思路从一开始就不是该如何实现有效抵抗，而是该如何尽快地把英美给拉进来。
于是蒋介石把中日决战的场地选在了上海，这个选择在军事上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这里有英美的租界，在这里可以用国军官兵的性命给西方列强表演一场政治秀，最大限度的触动英美的神经和利益。

这个逻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没把官兵的命放眼里。
不过一个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的政府，不把官兵的命当命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为了演好这场“大戏”，国军早早在上海开始布局，与日军的兵力对比一开始是4：1，处于绝对优势（日军仅有3000人）。
但国军部署完后又迟迟不动，导致战机贻误。其原因仅仅是蒋介石担心如果自己主动进攻，就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
日军也不是坐以待毙的傻子，他们很快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向上海派遣了加贺号航母和4000名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同时还带来了十几艘军舰。

（国军的机枪阵地）
这就导致日军每次进攻时只要突破一点就能撕碎国军的整条防线，进而导致国军阵脚大乱；再加上日本海空军的炮火压制，国军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人员伤亡。
打到十一月初，国军已经大势已去，蒋介石又在是否撤退的问题上犹豫起来，这一犹豫，日军的包围圈就合拢了，战场上的国军失去了最后的撤退机会。
为什么要犹豫呢？还是在幻想英美的调停，结果又又又贻误战机的国军在随后的撤退过程中遭到日军围攻，损失惨重。
最终国军在淞沪会战伤亡约30万人，其中有10万余人的伤亡是在撤退途中出现的。
电影《八佰》讲述的四行仓库之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场畸形战斗。本来早该撤退的有生力量，为了能在即将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博取同情和保留面子，又被派进战场去坚守。

（激战中的四行仓库）
然而淞沪会战所有的鲜血和牺牲，仅换来《九国公约》会议上各国对日本的口头谴责，无一国愿意真正制裁日本。蒋介石祈盼已久的英美两国，更是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凡有损于对日关系的任何提议，他们一概不提。
中国官兵在淞沪会战中展现了出了中国人的血性。然而从技术上来说，淞沪会战只能算是一场糊涂仗。80万大军的溃败造成了南京门户大开，一个月后，南京城被士气正盛的日军攻克，惨遭屠城。
但这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基本思路，他随后挪窝到了重庆，继续着对英美入局的苦苦守候。
而被吓尿的汪精卫则不像蒋介石那样有“英美来会救我”的精神支柱。1938年底，汪精卫公然发表“艳电”率部投降，并组建“伪国民政府”协助日本统治，历史地位堪比秦桧。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思路虽然截然相反，但在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都寄托在列强的态度上，只不过蒋介石对英美的帮忙有信心，汪精卫则对此没有信心罢了。这样的思路也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流。
此时只有在陕北窑洞里中国共产党还坚信着另一套在当时看起来颇为“非主流”的思路。

（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
那么万一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或者列强也想来分一杯羹了，日本就要面临吐出东北的风险。
所以日本在后来整个全面侵华的过程中，都一直希望中国能投降，能签协议，承认日本在华掠取的各种利益，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问题是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开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的观念，开始意识到全体中国人属于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利益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再加上日军一路烧杀掳掠，积累了无数的国仇家恨，中国的民意已经不允许政府作出投降的举动了。谁投降谁就是全民公敌，马上会失去对中国的领导地位。
所以日本全面侵华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中国。只要中国人坚持不投降，日本早晚会被拖垮。
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这里面就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民兵是胜利之本，全民参战是获胜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
这就是共产党的“非主流思路”：不依靠列强和权贵，而是依靠在民国舞台上毫无存在感的老百姓去和日本人进行长期全面的斗争。
这样的思路应用在现实中，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

（八路军游击队在麦田里伏击日军）
很多人认为共军的游击战只是一个单纯的战术，谁想用都可以用。当年的国军也是这么想的。
国军看到共军的游击战打的有声有色，也有样学样的搞出了“别动总队”，结果派出去的国民党游击队没粮没弹没补给，很快就大量投敌或者落草为寇。
事实上共军的游击战并非简单的游击战术，他本质上是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坚持下去的基础，是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而这又来自于长期的基层工作。
正所谓小政在朝不在民，大政在民不在朝。
当年背叛革命自废武功的国民党永远没有机会去尝试这条道路了，他们那些没有民众支持的游击队只能沦为流寇。
而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则很快将华北沦陷区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开始频繁对日军的占领区进行破坏。
华北有上亿老百姓，日军根本管不过来。为了尽可能的维持秩序，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扎多个县城，几十万精锐的野战军团被生生拆散成治安部队，散落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

（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图）
那么靠伪军来维持治安行不行呢？
日军当然希望他们可以，不过在中国当汉奸是一个背叛民族共识的事情，从事这样的工作显然不会有太高的工作热情，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来打卡上班的。
实战中的伪军战斗意志极低，碰到八路军要么远远的胡乱放几枪就跑，要么就干脆连人带枪直接投降。对于日本来说，这些盟友基本上就是给八路军送温暖的猪队友。

（正在接受日本军官发烟的伪军士兵）
不过日军亲自上阵的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八路军在日占区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四处都是眼线，所以日军的行动毫无秘密可言。在此基础上，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
其结果就是出城落单的日军士兵很容易遭到伏击，上个厕所可能会被捅死，走在路上可能会踩到地雷，吃饭睡觉也有各种冷枪，死法五花八门，想反击又找不到八路军主力的位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扩大，加上伤亡减员，导致华北日军平均在每个县城驻守的兵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200来人降至100来人。
这么少的兵力根本无力出城行动，因为一出去就等于唱空城计，万一八路军打过来就是白给。

（抗战后期龟缩在县城内的日军）
于是这个时候的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里，眼睁睁得看着八路军切断四周的交通线，抢夺各种补给物资。
到了战争后期，华北农村的反扫荡能力日益增强，深陷人民战争泥潭的日军则补给愈发困难，挨饿成了常态。最惨的时候，甚至有日本士兵拿武器枪支去跟老百姓交换粮食。

（战争后期营养严重不良的日本士兵）
你占领了一个地区，但是这地区的人民完全不听你指挥，还天天给你捣乱，然后这个地区还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供你开采，那么这个占领区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负资产。
抱着一个个巨大的负资产，日本最终被自己的全面侵华拖垮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已达19个，面积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抗战，共产党军队主力增加到了127万余人，并且还拥有民兵288万余人
经过抗战洗礼的共军，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被国民党随意屠戮的“吴下阿蒙”
而国军在抗战后期的表现则难以让人信服，就在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国军竟一鼓作气连丢18城。甚至到了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国军仍然丢掉了一个县城（广西全州）。

（支援战役的农村妇女）
在淮海战役中，由老百姓组成的支前民工通过各种人力运输装备向前线运送了粮食2.85亿公斤，弹药730万公斤，猪肉43万公斤等等各种军用物资；同时还担负起了运送和照顾伤员的任务。

黄泛区平均每八个百姓就有一个参与支援解放军，每个解放军背后有9个支前民工，这种支援强度已经超过了农村社会的负担极限。然而当时的百姓依然喊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的口号。
数百万支前老百姓直接解决了解放军的后勤问题。所以解放军和国军的兵力对比虽然是60万对80万，但是解放军这60万基本都是战斗人员，而国军的80万则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去负责后勤工作。
蒋介石在计算“优势”的时候恐怕没有意识到，国军真正面对的不仅仅是60万的解放军，还有几百万前来索命的老百姓。
1949年1月，这场中国土地上最大规模的决战结束，国民党最后的80万精锐大部被歼；而解放军因为参军的老百姓和投共的国军太多，参战部队的数量不降反升，从60万增加到了130万。
民心向背如此，胜负已分。
1949年4月20日，正准备渡江的解放军炮击了擅闯长江的英国“紫英石”、“伴侣”、“伦敦”、“黑天鹅”四舰，毙伤英国海军138人，至此中国领土再无列强立足之地。
3天后，南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