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为什么不喜欢把诗人们分“派”（schools)。因为诗人们之间存在的是“literary historical interaction" - 文学与历史的互动 - 不仅仅是谁属于哪个”派“那么简单。
例如：白居易身边聚集的是年龄相仿的朋友们；孟郊、贾岛的身边则是一群年轻人希望得到长辈的认可；等等

这一段讲编辑的重要性。
貌似中国学者们不太注重 manuscript culture - 抄本文化，但是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因而被定义成是什么样的诗人，抄录诗以及收集这些抄本的人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特别说一下 “李商隐研究”，因为这个领域比 对晚唐其他诗人所有的研究加在一起 都更“博大精深”。
作者声明他不想来回答那些根本就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 研究李商隐的诗为什么会激发这些问题、同时又让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有答案。

上面一大段最后一句话要划一下重点：
九世纪末期到十世纪时流传的趣闻轶事 不能被当作 九世纪中期的事实。

这一段作者吐槽他认为的什么是“坏”的文学史：

上面划双线的有两处。
第一句是：
We all know tha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are a function of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written.
大家都知道历史描述是根据它们被书写的时期而定的。
也即是说，不管写历史的人自己觉得自己如何在客观描写那个历史，TA其实是被自己所处的时代界定并影响着。
第二句是：
Bad history is universalizing history, which by being grounded in one period, misreads others, always looking for what is not there.
普遍化历史是错误的历史。植根于某个历史时期，错误地看待其他时期，总在寻找不存在的东西。

上面几段的重点是将中晚唐诗人分为三代：元和、大历、和九世纪 825-850 年间的那一代。

上面那几段有一句有意思的总结：the Late Tang begins in the 820s in reaction to the now famous poets of the YuanHe generation. "晚唐从820年代开始，是对那些（如今著名的）元和诗人们的反应。”
当然完整的文学史比这个概括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那些擅长律诗的“工艺师”们眼中。在我们看到变化时，他们看到的是延续 ( Where we look for changes, they see continuity.)。

以下是议论他如何看出这个 “持续性”的：
大历诗人，包括好几个有名的诗僧，都爱写非常工整精致的五律。
到了元和时期，那些著名的诗人们（元、白、韩、孟、李贺）却更喜欢写“古体诗“。
但即便如此，律诗依然很受欢迎，也在一些“精英”圈子里流行。

高仲武编的《中兴闲气集》(785年左右）选的都是756 到 779年间的格律诗。
令狐爷爷（817到819年间）编的《御览诗》选的和《中兴闲气集》里的差不多，并没有包括上面提到的元和时代的著名诗人们– 因为这些诗人们打着“反对正流派/反建制“的旗号，而令狐楚正是建制的代表。令狐楚最终成了刘禹锡和白居易的朋友，以及李商隐的”恩师“，对九世纪第二个25年里的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837年姚合编了《极玄集》，集里注重的也是大历年间的那些诗人和五言律绝，以及部分擅长这个体裁的元和诗人。而且他的集子用王维的诗开篇，等于是给这些爱写格律诗的诗人们找了个盛唐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