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60-70年代，深圳的街头建筑。具体应该是在东门大戏院附近。怎么看也不像渔村

深圳市东西两翼，至今仍屹立着两座古城--东边的大鹏城和西边的南头城（原新安县治所）。它们是明、清两代粤东海防的重镇，捍卫着"粤海门户"，成为深、港两地的历史见证。
位于大鹏湾畔的大鹏城，自明代始管辖着现今深、港以至惠阳部分地区的海防，在清代对遏制鸦片走私、鸦片战争及其后抵御英国殖民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骄傲的是，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曾率大鹏营水师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取得九龙海战的抗英大捷，接着又有官涌之战的六战六捷，威振闽粤，奏响了鸦片战争前哨战的凯歌，有力地支持了林则徐的抗英禁烟路线，大长我中华民族的志气。
深圳有"鹏城"之称，并非偶然。我们研究大鹏城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了解鸦片战争与香港的过去，对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大鹏所城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始建于明洪武27年（公元1394年），当年全称为"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深圳现被人称作"鹏城"即源于此。当年，大鹏所城平面呈近梯形布局，占地约10万平方米，城墙高6米、长1200米，上设雉堞654个，并辟有马道。全城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北门于明万历年间被堵塞），每个城门上建有一座敌楼，两边各设两个警铺。城外东、西、南三面，环绕着一条长1200米、宽5米、深3米的护城濠。
自明初建城以来，大鹏所城一直担负着深港地区的海防安全，多次抵御和抗击了葡萄牙、倭寇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是明清时期反抗外侮、捍卫主权的主要海防堡垒之一。大鹏所城也涌现出抗英名将赖恩爵、刘起龙和抗日勇士刘黑仔等一批爱国民族英雄。其中，1839年9月4日，由赖恩爵将军指挥并取得六战六胜的九龙系列海战，是中国近代抗击英殖民主义者入侵并取得辉煌胜利的第一仗。虽然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鹏所城主要格局、街道及建筑至今保存相当完整。目前，体现城外观的部分城墙及东、南两城门保存完好，城内现存有赵公祠、天后庙、华光庙、候王庙和十余座清代将军府第以及一批清代民居，其中尤以赖恩爵的"振威将军第"保存最为完整和突出，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城镇规划建设史、明清民俗文化及岭南地区古建筑发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深圳地区，现在已知的最早居民是生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群。这一时期的遗址目前已发现的有咸头岭、大梅沙区、大黄沙、小梅沙、下洞等5处。时间距今有6000年左右。原始社会晚期，居民迅速增加几乎遍布今天深圳市的各个区、镇。仅20年时间，我们已发现了赤湾、上洞、虎地山、沙头村、鹅公岭、冬瓜岭、向南村、西沥水库等40余处遗址，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出土的石器工具、陶器用具残片真可谓车载斗量。其中不乏制作精美的陶器，这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已经具有很高的审美观念和工艺制造技术。

深圳的客家围村，为闽西、赣南、粤北和粤东地区所罕见。据我们了解香港的农村，广府人的围村比比皆是。历史资料表明，广府人原是宝安（新安）县的主人，如沙井陈氏广府人，早在宋代已进入这一地区，后发展到燕川、荷坳一带。现龙岗区横岗镇是广府人与客家人交界杂居地区，其荷坳老围、黄阁坑大围、蒲芦围等，均为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广府围村。位于罗湖区笋岗村的元勋旧址（又称"笋岗老围"），是明代早期广府人何氏为纪念祖先---岭南名贤"东莞伯"何真而建的带炮楼的典型的方形广府围村。客家人是清康熙以后才从粤东兴梅地区迁入今深港地区的，他们的围村，不可能不受到广府民居文化的影响。
（二）、深圳的客家堂模式（或叫府第式）的围屋，也有特殊之处。它前有月池、禾坪而后无"花头"，且内部大都是单元式住房，明显可见其是从兴梅地区的围龙屋演变而来，又含有明显广府民居文化的因素。
（三）、最富地方特色和典型意义的是那种带炮楼的方形城堡式的客家围楼。如罗瑞合村的罗氏"鹤湖新居"，占地面积24819平方米，建筑面积14530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形，里外有8个炮楼、2个望楼，号称"九厅十八进、十阁走马楼"。它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据目前所知，它堪称闽、粤、赣客家围楼之最。这种类型的客家城堡式民居，5000至10000平方米以上的亦为数不少。它与其他地区的客家围相比，在形式上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就是特色。
它与国内外知名的闽西永定一带（还有粤东大埔、饶平地区）的客家土楼比较，闽西客家土楼以圆形、方形为主，还有椭圆形、八卦形等，而深圳客家围楼只见方形楼（含少量梯形和前方后圆形），绝无圆形围楼；深圳客家围楼四周只有两层，且内低（一层）外高（二层）；闽西客家土楼中间是大广场或独立的祖公堂，空间开阔，而深圳客家围楼则中间是堂横屋，且左右与围楼相连，前后有天街与围楼相隔。深圳客家围楼四角多有炮楼。
赣南粤北的客家土围子主要为四角带炮楼的方形围楼，俗称"四角楼"，还有极少数圆形、椭圆形或八卦形的，平面布局大致可分为口字、国字和回字等，而深圳客家围楼的外形与赣南客家方形土围子很相似，但围内的房屋结构有区别，为堂横屋和一厅二房二廊一天井的"斗廊式"的单元房。
它与粤东兴梅地区客家围龙屋比较。著名的兴梅地区围龙屋，是由堂横屋和后面的半圆形斜面的"花头"组成的平房建筑，有三堂二横、四横、六横、八横，现面像重重叠叠的卧龙而名"围龙"者也，四周不存在围楼或围墙，它既是封闭的，又是敞开的；深圳客家围楼实际上是用围楼和四角炮楼将堂横屋（早期为带"花头"的围龙屋）包围起来，堂屋后的有"花头"的变成长方形天街，堂屋前与围楼间也有天街，是一种全封闭的围楼。"围龙屋"只是围楼内的一个组成部分。
深圳客家围楼内的住房结构，与闽西土楼、赣南和粤北四角楼、粤东兴梅地区围龙屋，以及粤东大埔和饶平的土楼都不一样。闽西土楼内为垂直分布的通廊式住房，赣南和粤北四角楼内为单间相连或厅、房组合单元，兴梅围龙屋内亦为单间相连或厅、房组合单元，大埔和饶平土楼内为"三落二井式"的单元，与闽南土楼内单元房相似。而深圳客家围楼内的住房，无论是四周围楼或中间的堂横屋都是连在一起的，俗称"斗廊式"，即以一厅二房二廊一天井为一户的标准单元。而厅和房都有木楼棚（即两层），单独有楼梯上下，故显出前低后高。
这种集居住、会客、贮藏和厨房于一个单元之中，生活上比兴梅地区围龙屋中的单间组合更为方便。另深圳客家围楼内也有较简单的一房一厅的单元房，俗称"大齐头"或"明字屋"。类似兴梅地区围龙屋中的单间房一字排开的情况，在深圳龙岗地区只在嘉庆早期以前的极少数的围屋中见到。
可见，深圳的带炮楼的方形城堡式的围楼，确有其规模宏大和建筑结构上更为合理完善的特色。它与闽西客家土楼相去甚远，与赣南和粤北的四角楼外形较相似，围内的堂横屋、祖公堂及围外的禾坪、月池等则与粤东客家围龙屋一脉相承，但住房已变成单元式的了，所以，深圳龙岗的客家围，既是传统的，又是变化和发展的。
深圳地区的客家人，主要来自粤东兴梅地区。他们在地理上从山区走向平原较多地靠近沿海的地带；在经济上从单纯农业走向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和渔业的综合经济。龙岗大型城堡式的客家围楼，大都是祖先做生意发家后兴建的，少见靠做官、军功或农业起家。加之明、清时东南沿海地区海盗、倭寇侵扰，无论广府或客家居民都着力加强房屋的防御功能，不同形式的"围"居便继承和发展起来。由于地理、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别，在深圳客家围村、围屋和围楼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

"赤湾胜概"是古新安八景的第一景，说的是深圳南头以赤湾天后宫为中心，集海光山色、帝陵古刹、战争遗迹于一身的壮丽景色。天后宫坐落在南头半岛西端赤湾港北面的海边,后有南山落脉环抱，前临伶仃洋的万顷波涛。
天后宫祭祀的是海神天后，也称天妃或妈祖，是一个身着红衣、系着风雨披的和蔼可亲的女神。关于天后的身世,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说天后姓林，名默，也叫默娘，福建莆田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于雍熙四年(公元927年)"羽化"。相传她聪明、勇敢、善良，能拯救海难，降服妖怪，却病救人，又因救海难而捐躯，因而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被沿海百姓奉为"海上守护神"。随着宋代对外关系及海上交通运输的发展，海神天后的影响日益扩大。元明时期海运发达，更加重视对天后的祭祀。从宋徽宗宣和五年到清道光为止，天后受历代皇帝褒封达26次之多，封号越来越多，神格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统领四海的最高海神。天后信仰不仅遍及中国沿海各地，还随着华胞的足迹传到东南亚各地，甚至东渡日本，远及美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天后庙约2500座，仅香港一地就有60多座。
赤湾天后宫是我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拥有99道门的天后宫庙，也是深港地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相传赤湾天后庙建于宋代。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郑和的副帅张源出使暹罗(泰国)，行前到赤湾天后宫祭祀，平安归来后亲自率人重修天后宫。此后，明天顺七年、万历八年、万历四十四年、崇祯八年以及清顺治十三年、乾隆初年、嘉庆十九年等多次重修添建，使赤湾天后宫的规模越来越大。据《宝安县志》记载，至民国年间，赤湾天后宫已"有屋大小一百间，里面有许多大小不同的佛像"，计有山门、牌楼、月池、石桥、钟楼、鼓楼、前殿、正殿、后殿、左右偏殿、厢房、长廊、碑亭、角亭等建筑20余处，加上附属建筑、庙产及祀田，占地达900余亩，其殿宇巍峨宏伟，庙貌气象万千，成为当时沿海最重要的一座天后庙。

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自秦汉以来就属于封建王朝边陲郡县辖地，由于远离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政治中心，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替换对此地影响不大，深圳过往的岁月因缺乏显赫峥嵘的历史而流于平淡，古代的深圳仅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盐业生产与深圳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深圳产盐的历史可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85年夏，笔者在参加位于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曾对地层中发现的红烧土块堆积成因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多方考究，才明白这是古人留下的制盐遗迹。咸头岭沙丘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一般厚约1.5~2厘米，一面平整光滑或内弧，另一面带有夹竹条的印痕，出土时均已散裂，无法复原成器。另据香港博物馆邹兴华先生所撰《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载《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1993年，香港市政局出版）一文介绍，在香港屯门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器座、炉箅、灰烬等炉灶遗迹，其中一块拼接的红烧土块残片长33厘米、宽20厘米，特征与咸头岭遗址出土的烧土块残片相近似，也是一面印有编织纹，另一面平整光滑。

以上的历史并不算太出众，但也可足以说明，深圳并不是小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