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
邓晓华
关键词：南中国汉人（Han Chinese of the South China） 南方汉语（Han dialect of South China）
来源（origin） 互动（interaction） 地方化（localization）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
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传播产物的假设值得重新思考。在语言学上，将南方汉语方言的多样性说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时代层次差异的“线性演化”的语言史观已经过时，闽、客等南方汉语是土著文化互动以及北来的汉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在考古学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现象已经学术界共识；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认为存在“古南方汉语”。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方汉人的研究中，汉文化以南迁的北方汉人为载体，向南方传播的观点，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一影响在历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中几已根深蒂固，并成为目前各种研究的先验假设。但以田野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站在边缘的立场来审视汉文化，反思那一先验的假设，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人种问题：林惠祥认为原南岛人系南方蒙古种南下与尼格罗种(小黑人)、高加索种吠陀支混合而成(包含今闽、粤人)。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材料表明，更新世东南亚与华南人类的同一性是冰期浅海成陆时人类迁移、文化传播的反映，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反映东亚人种的两个地理亚种，而安徽和县猿人则被看成早期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可见，人类间的交流远至旧石器时代。最近有的古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基因的研究新成果，认为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爪哇）—华南。
（2）考古学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类型表明，生态环境与早期人文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东南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土著文化的地带性格局，反映统一格局中因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如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海岛地带。而大小区域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又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百越、荆楚、濮僚、夏、夷之间都有交流的证据。例如山东东夷文化中的陶规就曾在广东石峡文化的地层中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六朝唐宋以来，考古学东南土著文化遗存的缺如和断层，这与历史文献上有关土著族群活动的大量记载不适应，就此应作正确解读。
民族考古学证明：闽越及其先民的语言文化不同于中原的华夏系统。林惠祥早在40年代《福建民族之由来》即认为“闽越族”及“先住民族矮黑人等”被“汉以后陆续南来的汉族”同化，成为现在的福建人，“其固有之语言与汉语混合而成为今闽方言。”福建早期土著民族发展史的大致线索是：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逸周书》《周礼》开始有“七闽”“八蛮”“越沤”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闽”即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商周以来，汉文献已有闽、吴、越、沤、粤、瓯等共存于东南土著支系的分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汉文献开始出现“闽越”“东越”“南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名称，“史记·秦始皇本记”有“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闽越”“东瓯”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最近的研究表明，“闽”是福建商周土著，“越”是商周江浙土著，“闽越”是周代以来因越人的南迁吴越文化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闽越与江浙吴越族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邓晓华
关键词：南中国汉人（Han Chinese of the South China） 南方汉语（Han dialect of South China）
来源（origin） 互动（interaction） 地方化（localization）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
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传播产物的假设值得重新思考。在语言学上，将南方汉语方言的多样性说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时代层次差异的“线性演化”的语言史观已经过时，闽、客等南方汉语是土著文化互动以及北来的汉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在考古学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现象已经学术界共识；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认为存在“古南方汉语”。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方汉人的研究中，汉文化以南迁的北方汉人为载体，向南方传播的观点，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一影响在历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中几已根深蒂固，并成为目前各种研究的先验假设。但以田野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站在边缘的立场来审视汉文化，反思那一先验的假设，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人种问题：林惠祥认为原南岛人系南方蒙古种南下与尼格罗种(小黑人)、高加索种吠陀支混合而成(包含今闽、粤人)。更新世古人类化石材料表明，更新世东南亚与华南人类的同一性是冰期浅海成陆时人类迁移、文化传播的反映，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反映东亚人种的两个地理亚种，而安徽和县猿人则被看成早期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可见，人类间的交流远至旧石器时代。最近有的古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基因的研究新成果，认为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爪哇）—华南。
（2）考古学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类型表明，生态环境与早期人文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东南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土著文化的地带性格局，反映统一格局中因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如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海岛地带。而大小区域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又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百越、荆楚、濮僚、夏、夷之间都有交流的证据。例如山东东夷文化中的陶规就曾在广东石峡文化的地层中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自六朝唐宋以来，考古学东南土著文化遗存的缺如和断层，这与历史文献上有关土著族群活动的大量记载不适应，就此应作正确解读。
民族考古学证明：闽越及其先民的语言文化不同于中原的华夏系统。林惠祥早在40年代《福建民族之由来》即认为“闽越族”及“先住民族矮黑人等”被“汉以后陆续南来的汉族”同化，成为现在的福建人，“其固有之语言与汉语混合而成为今闽方言。”福建早期土著民族发展史的大致线索是：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逸周书》《周礼》开始有“七闽”“八蛮”“越沤”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闽”即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商周以来，汉文献已有闽、吴、越、沤、粤、瓯等共存于东南土著支系的分类。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汉文献开始出现“闽越”“东越”“南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名称，“史记·秦始皇本记”有“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闽越”“东瓯”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最近的研究表明，“闽”是福建商周土著，“越”是商周江浙土著，“闽越”是周代以来因越人的南迁吴越文化与土著的闽文化融合的产物。闽越与江浙吴越族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