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里有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共有以下四则: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随后，再探究管子的思想的体系。
在东亚文化圈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敬天法祖】，以及易经与易学，儒道两家都探究【天人之际】，也就是【天道】【天命】与【人道】【人性】，儒家侧重【仁，仁义，仁政】，道家侧重【德】，【德与命】儒家道家的诠释各有侧重点。孟子强调【天命】的伦理道德的一面，庄子强调【天命】的元初的、自然的生命的一面。

东亚文化圈的敬天法祖的观念起源很早。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里就说：“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一时期，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已经可以通过某种仪式去表达了，现代能看到的上古的墓葬中，已经有祭祀天地的玉琮出现。张光直就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种手段或者法器。”
上古时期，沟通天人的事都是由巫来完成的，按照《说文》的说法：“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可知，上古的巫多是女子，而且是靠歌舞来娱神。但上古时期的这种尊敬上天、祭祀鬼神的仪式基本，更多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性的崇拜。在良渚文化时期，敬天法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巫与人王结合，氏族的首领既是君王又是巫。
殷商时期，商王多以“天命自居”，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上天给予的。《尚书·盘庚》：“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一时期的“敬天法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巫与人王结合。巫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不断的发生变化。商周时期，巫渐渐的演变成了史，而沟通天人的职责被帝王所垄断。商王成了唯一能沟通天人的人，
与此同时，天神与先王相结合。商人在祭天之时，已经开始配以先公先王了。徐复观就说：“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受祖宗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殷人有靠先祖来“宾帝”的观念。所谓的宾帝就是商代的先王在上帝左右，上帝对商王有护佑和惩戒的能力。
从这可以看出，殷商时代敬天和法祖已经开始结合在一起。《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周代是敬天法祖观念的成型期。周代的文献中也特别的强调天、帝、天命的观念。东亚文化圈的【天道】【天命】【人性】【人道】【法天】【法地】【法祖】【法古】的思想，成为了官方典籍正式记载的文字，【天道】【天命】【人道】【法天】【法地】【法祖】【法古】的思想，成为了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本质的内涵，整个东亚地区的社会秩序与思想文化，由此范畴与逻辑，发展了3000年。
东亚文化圈在论及【天道 人道】的关系时，最终的逻辑出发点，还是【人性 人道】。因此，探究【人性论】是儒道两家，诸子百家思想的最终的标的。东亚文化圈对天道与人道的探究，目的在于诠释与指导现实世界的人们，如何去开展实践活动，这是诸子百家诞生的根本动力，人道与天道，最后要落实到【人之性】【物之性】才可能发挥具体的思想指导意义。
儒家的仁义道德信的伦理道德，不过是儒家人性论的展开。道家的顺天命，自然无为而化，不过是道家人性论物性论的展开，道家的人性论属于自然人性论，强调人类要回归元初的自然本质。

东亚文化圈的人性论的展开，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步深入发展的。其中管子的人性论的思想，作为儒道两家与诸子的原初形式，特别值得关注。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有人认为人的原初本性是不完美的。召公说：“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召公在这里把辅佐成王初理政事比作教养小孩，认为对小孩的教育，没有不在他初受教育时就亲自传给他明哲的教导。在这里，召公之所以强调要在小孩初受教育时就给予明哲的教导，是因为召公看到人性是不完美的。
第二，有人认为一部分人的原始本性是善的，而另一部分人的原始本性是恶的。如果人性中有好善的倾向便是福，反之，则是不幸。《洪范》篇说：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孔颖达正义说：“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曰又说：“好德者天使之然，故为福也。”根据孔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攸好德”，说明西周人认为一部分人的本性中有爱好美德的倾向，即一部分人的本性善。与此相反，“五曰恶”，另一部分人的本性是恶的。其次，正因为此善性是天所赋予的，所以称为福，由此可见，在这里的性(包括性善与性恶)是指原始本性。
此外，《洪范》篇还从刚柔的角度对人原初的本性进行分类，这主要通过篇中“三德”来说明：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
在此处，人性主要指一个人的天资、品格、禀赋。箕子把人性分为三类：正直者，这种人道德纯备；刚克者，资质偏于刚性的人，过于强毅而不可亲近；柔克者，资质偏于柔性的人，过于内敛阴沉。对于如何矫治这两种气禀上的偏颇，《洪范》提出秉性偏于柔的人宜以刚修治自己，秉性偏于刚的人宜以柔修治自己。
第三，有人认为人的原始本性是好的，但这个好的本性或者说善性是易变坏的，真正能保持原始善性的只有少数圣人。
《君爽》是周公对召公的答词，表示要与召公同心同德完成文王大业，在文末周公鼓励召公说：“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曰对这句话的理解重在“德”字，一般理解为“行为”。王弼说：“德者，得也。”
先天所得的“德”我们称之为“性”，后天修养来的德，内得于己，凝结为性，先天之德与后天修养来的德共同构成了人性。古代“民”、“人”通用，由此，“民德”，又可解释为人性。这与通常将“德”解释为“行为”并不矛盾，人的本性终究要通过行为体现出来，正如郑玄所说：“德行，内行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颖达正义说：“《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凡民之德，无不能其初，少能有终者。凡民皆如是，有终则惟君子。”结合孔疏，我们对此句作如下理解：人性最开始时是好的，但很少有人能保持下去直到最后，能做到的只是少数君子。这句话是鼓励召公保持好自己的善性，做一个仁德君子，并以此敬慎地治理好天下。

管子的人性论，是继承与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人性论思想，人性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管子强调对于人性与人情要因势利导，利用教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压制与惩治人性丑恶的一面。管子关注到人性有着自然本真的一面。
管子的人性论是从人情世故，人的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出发的，是对人的贪生怕死的深层次的心理活动与内在情感最深入的探究。
管子的人性论，不把人性做一种形而上学固化的定义，管子的人性论就是人的性情，人的性情不能说是【人性善】或【人性恶】，也不能说【人性就是自自然然的本性】。管子探究人性与人的情感、人的利益的方方面面，管子既要用仁义礼智信教化人性，又要强调在现实世界中要顺应人心顺应人情，同时管子感悟到人性人道与天性天道有紧密的联系。

管子汇集易儒道法墨兵等学派的思想，目的为君王提供内修圣德，外为霸主的圣王之道。
形势解第六十四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
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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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汇集易儒道法墨兵等学派的思想，目的为君王提供内修圣德，外为霸主的圣王之道。
形势解第六十四
　　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臣。譕臣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故曰：“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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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汇集易儒道法墨兵等学派的思想，目的为君王提供内修圣德，外为霸主的圣王之道。
《管子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记载。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管子 枢言第十二》记载。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
【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慜。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众人之用其心也，爰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

东亚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道家与法家等三家为主。
管子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第一次完整的诠释与运用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东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儒家道家法家三家合一的立体式的图像。
或者是以法家思想为主的面貌，比如汉武帝，朱元璋、秦始皇等时代，
或者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面貌，比如宋朝的宋太宗、宋孝宗、宋理宗的时代，
或者是以道家面貌为主，比如汉景帝汉文帝，唐太宗唐明皇，嘉靖帝万历帝的时代。
到了清朝时期，整个东亚文化圈，呈现了儒家道家法家三家思想高度融合的状态，比如康熙帝、乾隆帝的时代。
曾国藩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完美结合的展示。
东亚文明的诞生，是东亚地区人类社会，从丛林社会，从血酬定律走向文明定律的漫长的过程，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教化思想与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理论，是从社会的外部秩序以及人们彼此间的关系入手，引导东亚文化圈走向文明定律。
道家的无为与无欲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入手，只有每个人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做到了不要采取贪得无厌的选择与行为，实现了所谓的虚心、静心与无为，那么整个东亚文化圈，也可以实现从丛林定律走向文明定律。
法家的刑法思想，实际上是以毒攻毒，以丛林定律出发，运用刑法的惩罚手段，实现东亚文化圈社会的基本秩序的建立，法家思想可以短时间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秦国就是如此。
管子的思想，主要汇集了儒家、道家与法家的思想，目的在于为齐国争霸提供指导思想与战略战术。
也可以说，管子汇集易儒道法墨兵等学派的思想，目的为君王提供内修圣德，外为霸主的圣王之道。

东亚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道家与法家等三家为主。
管子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第一次完整的诠释与运用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东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儒家道家法家三家合一的立体式的图像。
或者是以法家思想为主的面貌，比如汉武帝，朱元璋、秦始皇等时代，
或者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面貌，比如宋朝的宋太宗、宋孝宗、宋理宗的时代，
或者是以道家面貌为主，比如汉景帝汉文帝，唐太宗唐明皇，嘉靖帝万历帝的时代。
到了清朝时期，整个东亚文化圈，呈现了儒家道家法家三家思想高度融合的状态，比如康熙帝、乾隆帝的时代。
曾国藩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完美结合的展示。
《管子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记载。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管子 枢言第十二》记载。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
【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慜。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
【众人之用其心也，爰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

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是管子内圣外王之道的逻辑出发点。管子从心处其道。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等人心人性的逻辑出发，推演出管子整个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综合体。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唯圣人得虚道，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圣人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管子 心术上第三十六 心术下第三十七》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大道可安而不可说。】
【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世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研究管子思想，是为了研究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脉络，曾国藩是东亚文化圈最后的圣人。
曾国藩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再次完美结合的展示。《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公之为学，其大纲宗，略见于所作《王船山遗书序》，而备见于《圣哲画像记》。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其于《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写过一篇《曾文正一生三变》的文章，指出：“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复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左宗棠）于骆文忠（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由翰林词赋到义理之学，由会通汉宋到不废申韩到兼修黄老，反映了曾国藩对待文化没有门派之见，一切以经世致用为要。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的基础上，加上了经济学科，在辛亥七月的日记中，他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东亚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道家与法家等三家为主。
管子的思想，是东亚文化圈第一次完整的诠释与运用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
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是管子内圣外王之道的逻辑出发点。管子从心处其道。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等人心人性的逻辑出发，推演出管子整个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综合体。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唯圣人得虚道，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圣人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管子 内业第四十九 》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是管子内圣外王之道的逻辑出发点。管子从心处其道。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等人心人性的逻辑出发，推演出管子整个儒家道家法家思想的综合体。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管子 内业第四十九 》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
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