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自 19 世纪以来，面对自然科学心生畏怯的经济学家们就一直致力于模仿物理学来构筑自己的学科（“均衡”概念就是这种“卑躬屈膝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这是哈耶克的话——的表现）。与现象学家对于客观主义的批评相一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继续试图将经济学化约为有关人类事务的牛顿力学的努力。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曾经主张，人类主体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行动的主体（acting subject),同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一直认为，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是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参见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又指出,要正确地理解人的行动，需要一套不同于用来研究单纯的肉体或物理运动之方法的分析模式。与解释学基本一致，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方法论的优先重点不是意义和目的这样的范畴（这些范畴显然不能用于研究自然科学），则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或社会的实在。不能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寻求具有自然法则性质的-归纳性的（no-mological-deductive)规律的“实验性”学科，而应将其视为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性学科。作为一门诠释性学科的经济学的正当任务乃是阐明（解释、呈现沉思性知识[reflexive awareness]）行为的富有意味的模式（meaningful patterns of action),这些行为则是被称为“经济性的”人类活动的那种秩序的组成部分（就仿佛诠释学人类学的任务是阐明那些构成将被称为“文化”的行为的有意味的模式）。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正统形式主义精神”的批评，换一种角度看，则就是要求经济学不要再关注数学的抽象，而应集中精力研究现实生活情景中的现实的人(real people in real-life situations)。在提出这样的呼吁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乃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个概念，也许是胡塞尔对于 20世纪欧洲大陆思想发展做出的最具持久价值的贡献。胡塞尔在对近代伽利略式或量化的物理学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发展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独特之处（与近代之前的科学不同）在于，它刻意地、从方法论上转回人类经验的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以此取代了理想化的抽象的世界。胡塞尔指出，近代科学的“客观实在（objectivities）无非就是覆盖在由当下的直觉和体验构成的世界，即生活世界之上的一层观念的外表”。近代科学所研究的不是实在（从这个词直接地具有意义的角度上看），而是形式化的理想形态（formalistic idealizations）。近代物理学和近代经济学都是如此。诸如经济人（举例来说“理性预期”）和“均衡”这样的概念，无非都是遮蔽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主体对于生活世界之经验的“一层观念的外表”而已。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避免了上述唯科学主义的抽象，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精力花费在“理性预期”或“均衡”上面，而是集中研究不确定性（哈耶克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交换秩序（catallacticorder）这类现实世界的现象。从下面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实质性问题上也存在深刻的相关性（上面已经提到了在方法论上的密切关系）。奥地利学派和现象学对人的状况（传统上被称为“人性”）的看法，在相当大程度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伽达默尔和利科之前，没有一种哲学曾经严肃地对待下面的事实：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有限的（fi-nite）。从某种角度看，存在主义的或解释学的现象学，无非就是一种从人的有限性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引申出其全部哲学推论的系统的努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无非就是一种从人的认知（参见米塞斯-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的贡献）和人的行为（柯兹纳[Israel Kirzner]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的有限性中引申出一整套经济学理论的努力。

在现象学看来，人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时间性的，并且是指向未来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意图的或者说是有目的的；与自然的存在不同，人的实在不能仅依据其实然状态就得到充分的理解，而只能从其不断地筹划的、尚未存在的未来的角度才能予以全面理解。人是为了实现某种尚不存在的事态而行动的，或者说，如果他们不行动，这些事态就不会存在（这也是米塞斯坚持的观点）。这也就等于说，未来从本质上说是未定的、不确定的。（这不同于古典主义物理学——而这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楷模——所理解的物理学体系中的未来，这种未来从原则上说已经被完全地确定了或者说是可以完整地“预测的”。）这也就等于说，人的行为（比如企业家活动）是创造性的（而不像唯科学主义所相信的那样仅仅是适应性的）。而这又意味着，人的一切行为都蕴涵着真正的风险，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应对无知和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基本的现象学论旨，也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正是这些东西使它与弥漫在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唯科学主义截然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学术努力，它与现象学的发展方向不约而同，试图系统地论述人的能动力量（human agency）之基本特征，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构筑的自然主义的、没有时间维度的世界中，是无法将这些因素予以理论表述的，他们企图让经济学成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精确”科学。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所以拒绝这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exactitude]，路易·怀特·贝克曾将这称为“自然科学的理想”），并像很多批评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要放弃这门学科的严密性（rigor），是由于诚如胡塞尔所一贯坚持的，一门“严密的”学科，未必非得是“精确的”（比照哈耶克在诺贝尔获奖演讲《知识的僭妄》中关于“模式预测”的讨论）。现象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以人的状况为基础，两者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大量的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体现在很多方面，举例来说，它们关于人的理解的性质与范围的认识就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