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给母亲的820个吻
     本报记者 张建伟
     向导指着前面说：“于教授，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一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