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效应、随机分配与双盲控制
王玉光博士介绍中，地坛医院的实验不应该只设中药组和达菲组，还应该增设一个安慰剂控制组。作用是用来与两个实验组，即中药复方组和达菲组进行对照。如果没有安慰剂控制组的疗效作为比较基线，那么两个实验组的疗效就不能简单的得出，是中药复方或者达菲本身产生的效果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安慰剂作用确实有可能产生很好的疗效。这就是实验心理学里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意思就是，由于患者被隐瞒，误以为所服淀粉胶囊或药丸是真正的药物，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安慰作用，进而产生对症状的治疗效果。为了排除这种安慰剂效应，以验证药物真正的作用，所以在药物的实验研究中，都会有安慰剂控制组的设计。
不设安慰剂控制组有可能会对数据得出错误的解释。以北京王玉光博士介绍的实验为例来说明。假如增设一个安慰剂控制组，在实验中给患者服用淀粉胶囊，并且隐瞒药物成分，其他程序与实验组相同。现在我们虚构一组安慰剂组的数据，而不改变原来两个实验组的数据。假设安慰剂组的实验结果为：平均住院时间4.8天，平均退热时间2.5天。拿这个结果与实验组比较，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对原数据的解释将变为：中药复方和达菲都没有显著疗效。
从逻辑上看，即使王的实验数据是无误的，也只能说明中药复方与达菲两种药物的疗效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不能说明中药对治疗甲型H1N1有显著效果。要想得到这个结论，必须排除安慰剂效应。如果说达菲是一种公认的对甲型H1N1有很好疗效的药物，那就可以不设安慰剂控制组，也可以在与达菲的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中药复方也有很好的疗效。但我很怀疑地坛医院的实验数据。
这种怀疑基于这些原因：
1、患者也就是被试是否是随机挑选，以及程度如何。
随机意味着概率均等，也就是说每个被试被分配于不同实验条件的机会相等。这样的话，那些没有完全控制的变量就受到实验的控制，从而保证这些变量不可能以系统的方式影响实验结果。虽然并不会消除这些变量，但却可以将那些差异相互抵消，从而产生同质样本。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想将数据结果的差异解释为自变量造成的，那就必须保证被试组之间无差异这个前提。
以王所介绍的实验为例，这些不受控制的额外变量可能是被试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健康状况差异，病情程度差异等，随机并不能消除这些差异，但随机分配将使这些差异相互抵消，从而保证产生的被试组为同质样本。但如果不这样做或者随机不充分，那实验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由于样本数量不足，随机不够充分，使得中药复方组的被试总体健康状况以及病情程度都比达菲组要好，那么前者与后者的数据差异，就不能解释为前者比后者疗效更好了。很有可能是前者的患者本来身体就好或者病情较轻造成的。
2、是否对“实验者效应”进行了双盲控制。
主试在实验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通过不同的表情、动作、语言将预期的要求暗示给被试，这能够引起实验结果产生偏差，使得实验结果向主试的偏好转移，此效应即为：实验者效应。例子有“聪明的汉斯”实验：一匹叫“汉斯”的马通过识别主人的表情能够进行加减运算。再如著名的罗森塔尔实验：实验者的期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被试老鼠的行为，使得实验者认为聪明伶俐的老鼠真的变得比对照组的老鼠更聪明伶俐，而事实上实验组的老鼠与对照组的老鼠只是随机分配的，并没有差异，唯一的差别只是：实验组的老鼠身上贴着“聪明伶俐”的标签，而对照组则没贴。
事实上在药物实验中，实验者效应也是普遍发生的。以甲型H1N1的药物实验为例，如果实验者都是由中药的偏好者组成，也就是说，这些负责治疗、评估患者的医生都是中医教育出身，本身就有对中药复方的偏好，其信念将在实验中产生系统的影响，使得实验疗效发生偏差，从而有利于中药复方。这样的话，就不能把实验结果的差异解释为药物本身的作用了。因为很可能中药复方的疗效只是“实验者效应”的结果。
针对于此，在药物研究中，通常都采取“双盲设计”的方法来排除“实验者效应”。“双盲”是指：对于被试处于哪个处理组，以及可能产生的效应类型不但被试也就是患者不知情，甚至连实验者都不知情。实验者作为研究人员的助手，只是执行作为唯一的操控者主试的命令。这样的话，实验者的偏见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控制了额外变量的干扰，不管是中药复方组还是达菲组，才能得到除了药物不同之外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对待。
研究中药复方治疗甲型H1N1的研究不知道是否做到了这些要求。我深度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