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综百家学说，别裁词论历史——邱世友教授《词论史论稿》初探
作者简介：彭玉平(1964一)，男，江苏常州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 言
2006年l2月10日上午，在康乐园西区教工宿舍区，前来广州参加“首届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颁奖仪式的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利用工作余暇探望81岁高龄的中山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邱世友教授，并赠送其新出版的个人文集《词法解赏——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三卷》，施先生翻开其中一篇名为《二十世纪词学传人》的文章，详细解释将邱先生列为第四代词学领军人物①的学理依据，其中一再提及、喷喷称赞的就是邱先生的《词论史论稿》一书 ，在施议对教授看来，衡量一个优秀学者的标准，不是社会知名度之高、著述数量之多，也非研究的领域之广，而是研究识力之准和研究程度之深。邱先生的《词论史论稿》一书即是以识力狠准、学理渊厚、钻研精深而驰名的，邱先生与叶嘉莹先生被并列为第四代词学宗师，即以此也。
①施议对《二十世纪词学传承图》分别以朱孝臧、王国维为第一、二代词学领军人物，以夏承焘、施蛰存为第三代词学领军人物，以邱世友、叶嘉莹为第四代词学领军人物参见《词法解赏——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三卷》，澳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二、古典词论的历史与体系
       邱世友先生的《词论史论稿》出版于2002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邱先生从上世纪6o年代初开始研究词学，至8O年代后期完成《词论史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凡引自《论稿》的文字，其出处只标页码)，除去中间文革十年，前后耗费近加年时光这20年，正是邱先生从中年走向老年的时期，积累深沉，思虑清湛，文笔老到，精力也颇为充沛，因而《论稿》一书，可视为邱先生一生学术的代表之作。在当今学术不无“短平快”的年代，邱先生积近20年精力萃心于此，青灯黄卷，孜孜砣砣，究心于古典，深探乎词论，浑然逸出在“体制”之外，其学术精神足堪为学林师表。
       《论稿》凡l5章，论及词论家共l4家：宋代李清照、张炎二家，明代陈霆、陈子龙二家，清代朱彝尊、张惠言、周济、刘熙载、谢章铤、谭献、冯煦、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1O家这14位词论家，李清照介于南北宋之间，处于词体在成熟中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其词学理论也自然因此而带上对于词体进行初步总结和矫正不良风气的使命，以李清照开篇，比以论词之散篇零句来作为开端，确实更具文体的气度和格局。张炎生当宋季，总结宋朝一代词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有心光大词业者引以为己任的，张炎不仅传承家学，而且在南宋词乐面临失传的情况下，总结词史、词乐、词论，对气息渐趋式微的词体无疑具有巩固命脉的意义。如此以李清照、张炎两家统领宋代词论，从两宋之交到宋季，使词史和词论具备了初步而基本的架构。陈霆处于明代中期，也是对明词进行总结的历史时期，陈子龙居明末，是明代词学的结穴和转折时期，以陈子龙殿明代词学之后，不仅可以从中折射出明代词学的流变，也可藉此展现出清初词学的渊源。词虽盛于两宋，但词学至清代方为极盛，故《论稿》15章中清代词论独占l1章，这也是词论史实际分量的反映 清初的朱彝尊和清代中期的张惠言、周济是清代词学格局的开创者，两派前后相继，在词论史上带有互补和调整的性质，而清代中后期直至晚清，则是清代词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重要时期，故《论稿》以8章之篇幅，不惮其烦，详为分析 ，这8章7人中，刘熙载、谢章铤、谭献、冯煦的词学尚带有明显的古典意味，而陈廷焯、况周颐和王国维则更多地注重从美学角度来审视词学，注意建立核心审美范畴并以此作为裁断词人词史的基本标准，建构起各自的词学体系。以王国维殿全书之末，也与论宋代词学殿张炎为最末，论明代词学殿陈子龙为最末一样，不仅在总结各一代之词学，尤在以此昭示后代词学的发展方向 在王国维之后，以“词话”的方式论词品词虽然仍不乏其人，但结合科学的史学观念和美学观念来研究词学更成为一种学术常态 ，以上l4家，在各自的时代，基本上处于或初期、或中期、或末期，都是词史上或开端或转折或总结的重要时期，而且所选择的词论家或开风气，或立宗派，或倡新论，在中国词论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把中国古代词论的发展比喻为一条长河的话，这14位词论家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和渡口，词论一脉的发展、提高和转折，大都是在通过这l4家而完成的 所以以此l4家来建构词论史，不仅合乎历史事实，而且显示出先生删略琐碎和旁逸、关注荦荦大端的理论眼光，这是落实词论“史”的枢机所在。一本史论性质的专著，除了要以纲目体现出纵向的“史”的线索之外，还需要理清历史发展中横向的内在逻辑和脉络，如此经纬交错，才能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


三、学术史意识与时代审美思潮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不可能是理论家个人闭门苦思而一朝悟得，而是一种时代思潮之下凝聚而成的产物。脱离时代和社会的词论研究注定将流于玄想的境地，也将失却理论研究应有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也因此学术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考镜源流，梳理脉络，而且对于具体理论的定位具有重要的衡鉴意义，学术研究只有建立在渊深的学术史基础之上，方能出语有据，裁断合理。大的“史”的线索和横串在全书的性情与声律兼顾的体系既如上述，至于具体理论的前后承传、源流因革，也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学术史意识。第二章考论张炎的清空说之所以含有骚雅的成分，即与词学史的历史发展有关，以词的古雅来反对词的软媚淫斜，反对粗犷豪宕，在词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倾向，邱先生一一追索了自李清照《词论》、曾懂《乐府雅词》、鲷阳居士《复雅歌词》、周密《绝妙好词》等的评论和选录情况，为相关的学术史考察条列了清晰的线索 又如清代词学以常州派为影响最深，从清代中期直至晚清，流韵未绝，有关词论家虽大体源出常州一派，但彼此在承传中有修正，在修正中有提高，固非初期张惠言之论所能限制 ，第九章论刘熙载词学，即曾以围绕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榻)一阕的有关评论，列举了黄庭坚、沈祥龙、王国维等人之说，而其与常州派理论家的同中之异，邱先生直抵本源说：“融斋提出的‘包诸所有’和‘空诸所有’、‘厚’和‘清’的辩证统一的论点，能够克服张惠言论词的迂执和穿凿。诚然，融斋的这种论点又是从周济的寄托论蜕化出来的。⋯⋯周济未能从艺术方法上明确指出。融斋提出这些论点，补充了周济的见解，而且更具艺术方法论的意义。”(第221页)周济有思想而未能展示具体路径和方法，刘熙载则专重于此引申阐述，这种学术史的考源，除了在不同的理论话语中追寻相似的理论内涵，更注意其理论进阶之不同。类似情形也见于论谭献词学之第十一章，在评述其“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理论时，曾从常州派词学之整体性角度，为张惠言执着并具体而微的评点从不同角度寻找理论依据 以此而论，周济论词的“从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宋于庭的“是词之精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洞箫楼诗纪》卷三之《论诗绝句》之一)，袁枚的“读诗者，不可不会心独远”(《随园诗话》卷十五)，都对谭献的词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间或言方法，或言理念，角度容或有异，但彼此之间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来品读谭献在《复堂词录叙》所说的“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则其“用心说”确实带有更多的文体学的意义。再如就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来说，刘熙载的“有关系说”当然广为人知，而《论稿》则将明代陈霆的“词简而意尽，且有关系，有感慨”与清代中期周济的“词亦有史”作为前期“有关系说”的基础，前后联系而论，学术史的线索确实就更为明晰了，也因此第三章第二节“意蕴的内涵”、第七章第四节“词的寄托与时代社会生活”与第八章第二节“词品和人品及词的三品说”，在词学理论上是彼此呼应的 第十四章论况周颐词学，在阐释其以《骚》的特点来要求词旨之“大”，即联系张惠言溯词源词心于《骚》的做法，前后理脉仍是贯通的所以追溯学术渊源，但不流于漫无边际，注重直接的理论承传之迹，应该是《论稿》值得关注的特色之一。
如果再进而论之，《论稿》的学术史溯源也并非只限于中国古典，而是根据理论本身的不同兼及中西。第十五章论王国维“无我之境”，就中国古典而言，自庄周而及邵雍，将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邵雍的“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比并而看，其中学渊源圃不待详言而可知也 ，但王国维《人间词话》也明显带有西学的影踪，其理论建构受到西方哲学与文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方面，所以无我之境的西学背景也是应当纳入到考察范围之内的 《论稿》从叔本华的纯粹认识主体或客体的镜子与王国维的“无我”观念相对照，认为其强调的认识主体都是自然物化的我，则无我之境与叔本华的“纯粹无欲之我”，在本质上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论稿》以探研中国古典为要义，但折衷于中西之间，故其裁断往往持平人理，显示出宏观通衙的理论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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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先生说：“子龙学《花间》，是为了在词的格调音律方面确定楷式，从而黜庸音。可见子龙的这种主张是有时代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