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为重、修身齐家，儒雅风流是儒者内外形象的最理想的标准。金庸是用这个标准塑造陈家洛的。由于作者太理想化了，人物反而有点假，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金庸有意拔高人物的思想素质，而这个思想素质与人物个性产生了冲突。陈家洛这个人身上是两种形象的结合体，一个是江湖英雄，一个是职业革命家。如果将陈家洛的行为梳理一下，你将会发现他留在你印象中最精彩的行为是打斗和与霍青桐、香香公主姐妹俩谈恋爱，例如，他与她们姐妹俩如何在野狼阵里打斗和被关在山洞里接受磨难，换句话说是江湖英雄的形象。给你印象最不深的，或者说写得最不好的是他作为红花会的大当家的如何组织群雄与官军斗争以及争取他的乾隆哥哥怎样恢复汉装。换句话说，是职业革命家的形象。职业革命家恰恰是金庸最想表现的人物素质。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是两个，一是江湖英雄与职业革命家形象本身就有冲突，江湖英雄讲究的是个人英雄，革命家讲究的是集体主义，它们是合不起来的（《水浒传》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上梁山之前好汉们个个都是一条龙，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江湖好汉，上了梁山排了座次之后，他们都成了集体主义的一分子，于是他们都成为了一条虫。事实上《书剑恩仇录》描写中英雄就有点“水浒化”）。二是陈家洛个人本身就缺乏革命家的素质。他之所以成为红花会的首领是因为他是乾隆的弟弟。他缺乏革命的经验，对乾隆认识不足，而且不愿意随机而变，只是一厢情愿地根据老掌门的遗愿办事；他也缺乏革命的才能，他组织的几次革命行动几乎都是失败的。最后差一点将红花会葬送掉。第二个缺点是金庸有意拔高人物的形象，有些描写甚至有戏剧化的倾向。陈家洛的很多神机妙算都缺乏性格根据，甚至很多行为都有作秀的倾向。举个例子。金庸是这样写陈家洛进周仲英的铁胆庄的：“一片静寂之中，忽然厅外脚步声响，厅门打开，众人眼前一亮，只见一人手执火把进来。那人书生打扮，另一手拿着一支金笛。他一进门便向旁一站，火把高举，火光照耀中又进来三人。一是独臂道人，背负长剑。另一人轻袍缓带，面如冠玉，服饰俨然是个贵介公子，身后跟着个十多岁的少年，手捧包裹。这四人正式“金笛秀才”余鱼同、“追魂夺命剑”无尘道人、以及新任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那少年是陈家洛的书童心砚。”这样出场法显然来自于舞台上的皇帝或主帅的出场。
金庸是聪明的，陈家洛身上的这些缺点到了第二部小说的袁承志身上就消退了许多。袁承志虽然被推为七省武林盟主，但并没有被塑造成革命家，而且被塑造成复仇者。形象的改变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了很多好处。复仇者属于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与江湖英雄是契合的，于是袁承志就少了集体主义的障碍，多了个人主义的光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不再拘于满汉之争，也不再拘于正统和非正统之争，而是对社会有了自己的见解。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小说的结尾。这个时候李自成已经打下了北京城，而且封袁承志做官。如果按照集体主义的思想的话，袁承志应该接受这个官，并且帮助李自成，因为在小说中李自成是被看成革命的力量的。可是袁承志拒绝了，因为他看见夺取了政权的李自成私心膨胀，滥杀无辜。他不仅拒绝了李自成，还带领着一些人到了海外建立了一个社会安宁、人民安乐的社会。他的这样的做法，陈家洛能做到么？恐怕不行。二是他身上的江湖气息要浓多了。与陈家洛一样，袁承志最厉害的武功不是师傅教的是自己得到机缘悟出来的。但是他不是陈家洛那样学的是正规的典籍庄子的《庖丁解牛》，而是颇有邪门色彩的金蛇郎君的《金蛇秘籍》。《金蛇秘籍》讲究的是阴狠毒辣，诡秘暗算，这些手法陈家洛是不愿学，也不能学。所以我说，陈家洛和袁承志外形上大体一致，但是他们一个是手上拿着书，一个是手上拿着剑。东西的区别隐含着内涵上的区别。三是手持金蛇剑的袁承志实际上还暗含着金蛇郎君的影子。金蛇郎君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儒家的要求，但是金庸并没有把他写得多坏，反而肯定了他的个性。让袁承志成为了他的后人，金蛇郎君的影子给袁承志更多的可爱的个性。
从陈家洛到袁承志，虽然都是儒家的大的格局，但是人物形象却是从道义向人格上倾斜。到了《射雕英雄传》，金庸就塑造了一个完全人格上的儒侠形象，那就是郭靖。请听下一讲《最忠厚的儒侠：郭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