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资料，来自搬运。本人近总结。

内廷与外廷的制度，中国由来已久。
秦朝设立三公九卿，西汉沿袭秦制，隋朝设立三省六部。明朝朱元璋废除三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为外廷，准确的说主要是负责执行。
内廷，先是作为皇帝的秘书处，逐渐扩大权力，主要是参与决策。

说起内阁就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由于历史上丞相“专权乱政”、妨碍皇帝行使权力，于是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 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样一来丞相的威胁是没了，但朱元璋可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百官未起朕先起，百官已睡朕未睡。”
当然精力再旺盛的朱元璋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了，所以他设置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

“内阁”的正式设立是明成祖朱棣。明成祖即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于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称为“内阁”。“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大学士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权，更非百官之首，权力还受制内廷司礼监。

明英宗八岁上台，太皇太后又不愿意摄政，朝政全部委托给当时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位大学士，当时三杨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了俩办法：
1. 平时的早朝改为只议“八事”。也就是说只讨论八件事，而且为了防止小皇帝应付不来，这八件事的处理办法一般也就几个字，而且还是三杨提前拟定好的，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了。
2. 三杨内阁开始实行严格的票拟制度。所谓“票拟”就是根据明朝的制度，各地的所有公文都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就相当于明朝的信息管理中心，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的三杨手中，三杨会在这些公文后面加上自己的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然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皇帝在司礼监批红之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盖章，也就算了处理完毕了。
这套模式可以说是奠定了之后明朝二百年的行政基础。不过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在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票拟并非最终意见，仅仅是个建议，如果皇帝不听，那就等于白写。

内阁的职能非常尴尬，一方面内阁的官阶很低，也就五品，但是他们普遍兼任二品的尚书还会有个从一品或者一品的头衔，这样就能名实相副。然而此时明代六部的权力仍旧很大，他们可以和内阁抗衡，尤其是吏部掌握人事权，内阁只有人事建议权，上层仍旧是皇帝决定。但是，总会有人能够打破平衡，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但是张璁上台之后，一家独大，独揽重权，当时嘉靖在大礼议之中杖责百官，导致朝廷上他的支持者很少。所以张璁就成了他不得不信任的“独相”。张璁当内阁首辅之时，其它阁员根本没有票拟权力，所谓“独揽票拟”，而且张璁还把内阁从翰林院独立出去建立了专门机构，这样一来内阁首辅的权势大大增加。

张璁的后继者严嵩那可是鼎鼎大名，作为明朝的超级奸相，严嵩严阁老组织了庞大的“严党”，严嵩比张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独揽票拟权。整个朝廷上下都安插满了自己人，嘉靖帝沉迷修道长期住在西苑都懒得见朝中大臣，但是严嵩却可以随便见到皇帝，可以说严嵩是明朝内阁神话的代表之一。
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更是比严嵩更加专断，张居正当时的权势之大冠绝明代历史，可以随便罢黜百官，好在张居正先生是个有理想的人，权势主要为了改革。如果他用于祸国乱政，恐怕明朝灭亡要提前几十年了。

这些内阁首辅权力如此之大，为何却感觉过的如此之惨呢？明代皇帝难道不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其实明代的内阁首辅们，都是在权力的夹缝之中舞蹈的高手，与我们想的不同，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其实非常之多，这些问题之中，有两个问题是最为关键。
1. 皇帝的指挥
明代的内阁首辅最重要的权力是票拟，票拟的内容皇帝大部分会听取内阁意见，但是绝不意味着皇帝不会看内阁首辅都写了什么。在明代再专权的首辅和宦官都非常惧怕皇帝的一纸诏令，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不管他们之前权势多重都会人头落地。毕竟明代首辅只是有前代宰相的一部分权力，他们没法安插党羽，也不能掌握军队。而且皇帝们对于内阁首辅的意见可不是言听计从的。我们不妨看看明代范守己的亲生经历：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憔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也就是说无论内阁首辅写了什么，嘉靖帝都会一一批改而且还会加注释，所以嘉靖虽然不上朝可不是不管事，相反他用这种方式让臣下如履薄冰，可以说内阁首辅们都是时刻生活在帝王的阴影之中。

2. 宦官的干预
其实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明代内阁首辅长期以来面对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坐在司礼监里面那个负责盖章的掌印太监。即便权势达到张居正的境界，也得和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合作，那些内阁首辅的票拟想发挥作用就得通过司礼监，正所谓：
“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
这样的模式之下，如果太监把内阁的票拟给改了，皇帝八成都不会知道，因为明代君主在司礼监长期批红写作业的，也就嘉靖朱元璋朱棣和崇祯那几个皇帝，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象征性批几本不会特别仔细查看，而且皇帝对太监这套操作也是心知肚明，所以甚至形成了司礼监和内阁商量办事的“成例”，这就给了太监非常大的发挥空间。

明代的首辅们看似权势惊人，其实还得看皇帝脸色，前代宰相们那种行政于密室，传令于天下的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明代首辅一直是在 皇帝 宦官还有文官集团的夹缝之中挣扎舞蹈，正因为如此，杨廷和才在占据优势之时主动离职卸任，回到故乡。

搬运完内阁，再谈谈内廷——司礼监。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设立司礼监，当时的司礼监只是皇宫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机构之一，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明确提出司礼监是负责宫中的琐碎事情，不得参与政治，还规定太监不得读书习字，甚至在宫门悬挂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朱元璋认为太监大多是不可靠，他不知道他的子孙后代大反其道而行，宠信宦官。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就开始信任内侍，将信任的太监派到重要的岗位，宦官的权力大大增加，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郑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时的司礼监还只是一般的宦官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