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曹操都以“法家思想”代表者这个身份而被很多人认知，这当然主要是其治国上“以猛而上下知制”的特点。但是如果仅以此认为曹操是个以“法家”为主导治国方针的那就不免有些偏颇。探查曹操的诗歌等作品可以发现曹操的政治思想是很复杂且有多样化的。

汉末“儒学思想”的衰落
在这样现实的高压政治下，一些儒生和士大夫们开始对“经学”逐渐失去信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这段记载可谓是“当时士人（包括名士）思想的变化”的一个真实写照。儒生和士大夫们逐渐“远离政治”如身为“八顾”之一大名鼎鼎的郭泰在窦武和陈番被迫害致死后虽然哭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但是其本人【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见《后汉书·郭泰列传》】，这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承认和躲避和对时政的绝望。范滂在逃命前对自己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见《后汉书·范滂传】。这是对自己一直所信仰的“儒学”的一种质疑。曹操做议郎时也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利弊，但是终无果，又看到和自己曾经一同上书的司徒陈耽被迫害致死，终于对朝廷彻底心灰意冷……【《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魏书》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后汉书·刘陶传》：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和士子们开始崇尚远离政治的“虚无”和“清谈”思想【“自然”开始取代“名教”】从【黄老思想】的演变中逐渐发展成“正始之音”最终又称为“魏晋之际”的一种新的思想“玄学”。这当然是后话。但是经过汉末残酷的政治斗争，儒学思想的衰退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为这个时代的士人们思想转变成为了一个铺垫。而“曹操正是这个时代思想转转变的亲历者”。

未完

为什么我不一次性写完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百度会屏蔽一些敏感发言，然而写历史贴难免会有一些词汇敏感。

没办法了，辣鸡百度发什么都被吞，只能发图片了。这是【原三楼内容，承接二楼和四楼的】

【10楼原文比较长，为了内容清晰分为四张图拼接而成】

东汉经学与曹操早年的“儒家思想”
曹操的少年生活应该是充满灰色的。虽然作为“公族子弟”生活上应该不愁吃穿，但是对于其成长生涯则不免让人唏嘘。后来曹操曾经在《善哉行·其二》中说到自己是【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认为自己生来低贱，孤苦伶仃，既没有孟轲之母为了孟轲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坏境三次搬家（见《列女传·母仪》），也不见孔丘在过亭之际劝导其子孔鲤学习诗礼之事（《见论语注疏·季氏篇》）。看来其父母是属于放任曹操自己长大的一类，这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尤其是对其心里上必然起到很大的影响，对曹操早年的思想变化也是会有触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年或者少年的曹操是一个对【儒家故事】有很深向往的人，毕竟曹操本人后来也作为一名士子【诸生】学习儒家文化【《续后汉书》：“初，魏武帝为诸生，未知名也，玄甚异之”】。这其实是与当时的士林学生们本无二，在东汉一朝“公族子弟”们凭借通晓“经学”从而步入仕途，被皇帝或者三公和地方州郡征辟已经是常态。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曹操以【明古学】被朝廷征为议郎，但是曹氏并不是个以【累世传经】的家族即不是一个经学世家。这与当时其它的经学世家出身的子弟依然无法相比。“经学”在汉代的士人心目中是有着极高的地位以至于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见《汉书·韦贤传》】的说法。而且当时的一些经学世家往往也都自学或教导子弟们研学一部经学，比如郭躬【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 见《后汉书·郭躬传》】，张兴【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见《后汉书·儒林传》】，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 ，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见《后汉书·丁鸿传》】，有些家族甚至凭“累世传经”的家学传统在政治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汉末两个大“世族”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袁氏家族“袁安”【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见《后汉书·袁安传》】袁安学习西汉孟喜一派的学问，“弘农杨氏”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见《后汉书·杨震传》】并且杨震在经学上的成就更超过袁氏【《后汉书·杨震传》：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而这两个家族也凭借优良的家学风气成为了【古来世族之盛，未有如此二家者。见《廿二史札记》】。这些儒学之家世代担任朝廷要职在当时的士林舆论中反而成为了羡慕和赞扬的对象，由此可见“经学传承”在当时是何其的重要。曹操家族有“赘阉遗丑”的舆论背景，这对于曹操而言在社会风气上就难以与那些所谓儒家的知识分子有共鸣，以至于即使后来曹操身居高官，一些士人也耻于为伍（如宗世林【而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见《世说新语·方正》）。而曹操本人又缺乏少年时期良好的教育，虽然曹操有极好的天赋，但是想必儒学思想并没有深刻的灌入曹操的脑中。不过对于“儒家思想”曹操也并没有明显的排斥心理，并且从早年曹操入朝为官来看，他还是很像秉承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三国志·武帝本纪》：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曹操于济南国“遂除奸邪鬼神之事”很符合“子不语怪力乱神”见《论语·述而》的思想）。在汉灵帝置鸿都门学之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曹操曾经在“鸿都门学”学习过，但是曹操于光和之际以能【明古学】被征拜为议郎一职（议郎【《后汉书·百官二》：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而陪伴在汉灵帝身边则是无疑。在汉灵帝与其身边的鸿都门学生的熏陶下必然对曹操产生了一些影响。又加上曹操本人也是酷爱诗词歌赋，与当时的一些有名望的士大夫都有交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蔡邕”。

曹操与“汉末名士”
汉代的“名士”一词，何为“名士”范晔曾有过评价。【《后汉书·方术列传》：“ 汉世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可以说在后来的文人看来“汉代的名士”其实颇有沽名钓誉之嫌。而在当时“这种虚名”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曹操早期因为其出身的缘故，又知道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在这种情况下，跻身于当时“名士之间相互标榜”的圈子中从而【使世士明知之】就是必要的。汉末之际，名士之间相互标榜以“清议”为名抨击时政。如前所说的“三君”“八顾”“八及”等皆是士林之间相互提名的产物。他们模仿古代的“八元”、“八凯”【八元八恺见《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檮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篤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愷。（即传说中十六位德才兼备的贤臣）。】以古方今被冠以这些头衔，在当时意味着他们身上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见《后汉书·党锢列传》】如上曰“三君”即【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刘淑、陈蕃）】，次曰“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次曰“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次曰“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次曰“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想要成为当时的“知名之士”则要获得以上这些名士或社会贤达的认同方可。其中以“桥玄”、“何颙”、“许邵”、“李瓒”最有代表性。桥玄【世名知人】善于识别当世人物，对于曹操而言桥玄可谓是真正的知己，初见曹操就惊异的感叹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从桥玄此话可以看出以把曹操看作为“名士”）见《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魏书》】并为认为曹操是安定天下的【命世之才】正是有了桥玄的肯定所以曹操才会【由是声名益重（桥玄在当时是颇有名望的人物，此语可谓让曹操从一个“普通名士”开始转变为“知名之士”】）。何颙本人【显名太学】又【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皆深接之。见《三国志·荀攸传》注引《汉纪》】。是当时名士中的核心人物。何颙评价曹操为【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见《后汉书·党锢列传》】这是对曹操能力的肯定。（何颙又评价过荀彧为“王佐才也”有趣的是曹操后来真的成为了“安天下者”而荀彧也成为了辅佐曹操成就事业的“王佐之才”可见何颙识人之名）许邵【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见《后汉书·许邵传》】其在每月举办的“月旦评”更是当时士林中最具有人物品评价值的活动。对于曹操的评价许邵有著名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见《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异同杂语》】或【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见《后汉书·许邵传》】（关于《杂语》与《后汉书》许邵评价的记载之别。一般人所知都是《杂语》所记的版本。而也有不少人认为《后汉书》更贴切，因为“奸雄”一词见《荀子·非相》：夫是之谓奸人之雄。说的是奸人中的雄者，当是贬低之意，曹操不太可能会为自己成为“奸人之雄”而大笑，不过曹操也曾言【《华阳国志·刘备志》：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正邪。】似乎奸雄也未必是完全贬低的词语，固本人不做二者真假之别，一并列举。）李瓒的父亲李膺是著名的党人，位列“八俊”之一。李瓒作为其子，想必应深受父亲的“清议”思想，曹操名微之时李瓒曾言【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见《后汉书·党锢列传》】。李瓒以至于把全家都托付给了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后来由于曹操崛起北方使得李氏一门【并免于乱世】李瓒也可谓是颇有识人之能。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人也在曹操未成名时对曹操有过赏识，比如“汝南的王俊”【少为范滂、许章所识与南阳岑晊善。】能被“八顾”之一的范滂所看重又与“八及”之一的岑晊交好【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暢称其有干国器。见《后汉书·党锢列传》】必不是一般人，显然王俊也是当时名士圈的一员。在曹操还是布衣的时候就【称公（曹操）有治世之具】认为【济天下者】必然是曹操见《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逸士传》】。由此可知，曹操在当时靠以桥玄为代表的当世贤臣或天下之士，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声阶，逐渐开始走进这个士人集团的圈子，而这些党人领袖又大都是以儒家文化中“舍生取义”为思想根本【《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们“以德行引人”“以财救人”“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的行为被当时的人们所仰慕和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