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接着用同样毒辣的讽刺口吻重新谈到英国高级僧侣的高薪俸,还追述了他和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歌德和勃里斯托勋爵(1730—1803)在耶拿会见,是在一七九七年.歌德对这次奇遇很得意,在书信和日记里都叙述过.)的一次遭遇.
　　他说,"勃里斯托勋爵路过耶拿,想和我结识,邀我在一天晚上去见他.他这人有时爱耍点粗野,但是你如果用同样的粗野回敬他,他就驯良起来了.在谈话中他就《少年维特》向我说起教来,想刺痛我的良心,说我不该让人走向自杀.他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我高声对他说,'住嘴!你对我的可怜的《维特》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么我问你,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恿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进疯人院去过一辈子愁惨生活!还不仅此,你还用你们的违反理性的传统教义,在你的基督教听众灵魂里播下怀疑种子来毒害他们,迫使这些摇摆不定的灵魂堕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对于这一切,你对自己该怎么说,你该受什么惩罚呢?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拖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褊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少年维特》出版后,欧洲有一些青年摹仿维特,自杀成风.歌德针对这种情况为自己辩护.)我自以为这是替人类立了一个大功,值得你感谢.现在你竟想把这点战功说成是罪行,而你们这批王公僧侣老爷却容许自己犯那样严重的罪行!,
　　"这场反攻对那位主教产生了顶好的效果.他变得象绵羊一样驯良,从此在谈话中就对我彬彬有礼,声调也和蔼起来了.当晚我和他处得很好.勃里斯托勋爵尽管粗野,毕竟是个通达世故人情的人,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等到告别时,他送我走了几步路,又让他的修道院院长继续送我.走到大街上,这位院长大声向我说,'啊!歌德先生,您说得多妙,叫勋爵多高兴啊!您懂得叫他欢喜的妙诀.要是您说得稍微委婉一点,软弱一点,您回家时就不会对这次访问这样满意了.,"
　　我接着说,"为了《维特》那部作品,您可真惹了不少麻烦.您和勃里斯托的会见令我想起您和拿破仑关于《维特》的谈话.当时塔列朗也在场,是不是?(参看第二○九页.塔列朗是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在他的《回忆录》里约略提到过一八○八年拿破仑和歌德在埃尔富特的会晤.)"
　　歌德说,"他也在场.不过对于拿破仑,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对我极友好,他谈论《维特》这个题目的方式,也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他这位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的."
　　话题由《维特》转到一般小说和剧本及其对听众道德影响的好坏.歌德说,"如果一部书比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更坏,这种情况就一定很糟,生活本身里每天出现的极丑恶的场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见,也可以听见,就连对于儿童,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部书或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我已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
　　我说,"不过当着儿童的面说话还是要当心些,不要使他们听到他们不该听的话."
　　歌德回答说,"你提的办法倒很好,我也是那么办.不过我毕竟认为这种警戒是无用的.儿童的嗅觉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得出来,特别是坏东西......."(这篇谈话显出歌德的幽默.他对英国教会的讽刺是尖锐的.最后,他提出一种观点,即:书本的影响不能比实际生活的影响更坏.)

1830年3月21日("古典的"和"浪漫的":这个区别的起源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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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谈到身体的疾病状态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相互影响.
　　歌德说,"心灵可以起支持身体的作用,这是不易置信的.我经常患胃病,但是心灵的意志和上半身的精力却把我支持住了.不能让心灵屈服于身体!我在温度高时比在温度低时的工作效果好.知道了这一点,我每逢温度低时,就尽力使劲,来抵消低温度的坏影响.我发现这办法行得通.
　　"不过诗艺方面有些东西却不能勉强,我们须等待好时机来做单凭心灵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事.例如我目前在写《巫婆集会之夜》,写得比较慢,因为我想使全幕显出应有的魄力和美妙风味.我已写得不少了,希望在你出国(当时爱克曼将陪歌德的长子去意大利旅行,后来这位长子患病死在途中.)之前写完.
　　"我把这一幕中关键性的东西和一些个别对象区别开来,使它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就使读者虽有用作比喻的对象而不了解它究竟何所指.我力图使一切在古典意义上具有鲜明的轮廓,丝毫没有符合浪漫派创作方法的那种暧昧模糊的东西.
　　"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这是席勒的一篇重要的美学论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古典诗(即素朴诗)与浪漫诗(即感伤诗)的分别.席勒认为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一体,共处相安,这就是诗的素朴状态;近代人已与自然脱节,却又想"回到自然",眷恋人类童年的素朴状态,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心情是感伤的,这就是浪漫诗的特征.).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这篇谈话指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歌德所理解的古典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高尔基以前,西方文学史家一般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当作文艺的主要流派.实际上这类标签的用处有它的限度.)

1830年8月2日(歌德对法国七月革命很冷淡,而更关心一次科学辩论;科学上分析法与综合法的对立)
　　已掀起的七月革命(法王查理十世于一八三○年七月颁布敕令,进一步限制人民自由,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引起巴黎工人和群众武装起义,于同月二十九日攻占王宫,波旁王朝被推翻,史称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传到魏玛,人们都为之轰动.午后我去看歌德.一进门他就大声问我,"你对这次伟大事件是怎么想的?火山终于爆发啦,一切都在燃烧,从此再不会有关着门谈判的情况啦!"
　　我回答说,"这是个可怕的事件!不过尽人皆知的情况既是那样糟,而法国政府又那样腐败,除了王室终于被赶掉以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歌德说,"我的好朋友,你和我说的象是牛头不对马嘴呀,我说的不是那伙人而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说的是,乔弗列与顾维页之间对科学极为重要的争论在法国科学院已公开化啦."(顾维页(Cuvier,1769—1832)和乔弗列.圣希莱尔(Geoffroy de Saint—Hilaire,1772—1840)两人都是法国著名的解剖学家,而且前者是后者提拔起来的科学院同事.他们争论的具体问题不详.从歌德的谈话看,顾维页用的是分析法,乔弗列用的是综合法,歌德本人一向主张用综合法,所以欢呼乔弗列的胜利.)
　　歌德的话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几秒钟.
　　歌德说,"这件事是极重要的.我听到七月十九日会议(指法国科学院会议.)的消息时心情多么激动,是你无法想到的.我们现在发现,乔弗列.圣希莱尔长久以来就是我们的一位有力的同盟者.我可以看出法国科学界对这次会议多么关心,因为尽管有这次可怕的政治骚动,七月十九日会议还是座无虚席.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乔弗列介绍给法国的那种研究自然的综合法今后再也不会被抛弃掉了.经过科学院这次自由讨论,这件事就已向广大群众公开,不再可能只是提交秘密委员会,关起门来把它作弄掉或扼杀掉了.今后在法国自然科学研究中,精神会驾驭物质了.我们由此可以窥测出神工鬼斧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律了!如果用分析法,我们就只研究物质的一些个别组成部分,而感觉不到有一种精神气息在规定每一组成部分的发展方向,凭一种内在规律去限制或制裁每一种〔对既定方向的〕背离,如果不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和自然打交道的基础呢?!
　　"五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大问题.起初我是孤立无援的,后来才得到一些支持,现在终于看到志同道合的人们在这方面走到我前面去了,所以感到欣喜.......现在乔弗列.圣希莱尔肯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和他合作的还有一些学生和追随者.这对我有难以置信的价值.我有理由欢庆我毕生献身的.主要由我创始的事业最后得到普遍的胜利."①
①　这篇谈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歌德对法国七月革命似无动于衷,不象爱克曼那样激动,却庆幸法国科学院把一个有
　　争论的科学问题公开化.他显然把学术看得重于政治.实际上,他对于七月革命的冷漠,恰恰表现出他对雅各宾专政以后法国革命运动的厌恨.他把参加那次革命的叫做"那伙人",这又一次表现了"政治上的侏儒"的一面.
　　另一点是,歌德在科学上反对分析法而宣扬综合法.这是十八.九世纪西方科学界乃至一般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分歧,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后来一般人把这个转变称为机械观到有机观的转变.机械观把事物整体分析为一些个别的.独立的因素,而不注意整体中各部分互相依存的关系.有机观则重视事物的有机性和完整性,以及各部分互相依存和相反相成的内在规律.前者属于形而上学,后者属于朴素的辩证法.歌德强调综合法和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内在规律,他的思想有些辩证因素,所以他反对机械论的代表牛顿.不过他似乎受到康德的目的论的影响,认为事物的内在关系仿佛是上帝为着某种目的而预先安排的.可是后来在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日谈话里,歌德又明确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排除目的论,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仍在犹疑不定.较后的看法是正确的.

1830年10月20日(歌德同圣西门相反,主张社会集体幸福应该以个人幸福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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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问我对圣西门一派人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他们学说的要点象是主张个人应为社会整体的幸福而工作,并且认为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歌德说,"我却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我看圣西门派的学说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人性.),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如果每个人只作为个人而尽他的职责,在他本人那一行业里表现得既正直而又能干胜任,社会整体的幸福当然就随之而来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生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象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向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
　　我说,"您这番话是无可反驳的.不过,有我作为个人的幸福,也有我作为公民和广大社会中一成员的幸福,这二者究竟不同.如果不把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幸福定为原则,凭什么基础来制定法律呢?"
　　歌德说,"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当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极少数优选人物才能应用你那条原则.那只是为君主和立法者们开的方剂.不过就连对于他们来说,我也认为法律的用意无宁是减少弊病的总和,而不是增加幸福的总和."
　　我反驳说,"这两件事大致上毕竟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路坏,我看就是一个大弊病.如果当权的人把全国通到穷乡僻壤的道路都修得平坦整洁,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一项大幸福.再如司法程序的拖沓也是一个大弊病,如果掌权的人制定出一套司法程序,公布之后又加口头宣传,保证一切案件得到迅速处理,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也带来一项大幸福."
　　歌德打断我的话说,"按你唱的这个调门,我可以唱出另一些歌来.不过我们最好把还没有指出的一些弊病留下,让人类还有机会去施展他们的能力吧.我的基本教义暂时归结为这几句话:做父亲的要照管好他的家,做手艺的要照管好他的顾客,僧侣们要照管好人们互相友爱,警察们不要扰乱我们的安乐."(圣西门(C．H．Saint......Simon,1760—1825),法国贵族,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日内瓦书简》和《新基督教》的作者,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他的学说作过极精当的简介和评价.
　　歌德不喜欢爱克曼对圣西门派的景仰,提出了他的个人好社会就好,立法只应减少社会弊端的片面论断.他还认为诗人不应考虑社会需要和社会效果,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藐视.在政治上歌德和圣西门都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不过歌德比圣西门落后得很远.圣西门向往社会主义,尽管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歌德却向往开明君主,在这里仍是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说教.)

1831年1月17日(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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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到《红与黑》,歌德认为这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
　　他补充说,"不过我不能否认他的一些女角色浪漫气息太重.尽管如此,她们显示出作者的周密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所以我们对作者在细节方面偶有不近情理之处是可以宽恕的."

1831年2月13日(《浮士德》下卷写作过程;文艺须显出伟大人格和魄力,近代文艺通病在纤弱)
　　在歌德家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在写《浮士德》下卷第四幕,开始很顺利,象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他说,"关于写什么题材,我早就想好了,这是你知道的,只是关于怎样写,我总是不大满意.今天想到了一些好主意,所以很高兴.现在我要设法把第三幕《海伦后》和先已写好的第五幕之间的整片空隙填补起来,先写下详细计划,以便今后从容不迫地而且有把握地写下去.对哪些部分兴致比较好,就先写.这第四幕的性质有些特殊,它象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和其余部分不相关.它和全剧只借着对前因后果略挂上一点钩而联系在一起.(《浮士德》下卷在结构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写作程序也很特别.歌德先只拟好纲要,先写一幕.二幕和五幕,第三幕是用久已写好的《海伦后》这篇独立的诗插进来充数的,第四幕最后写成.)"
　　我说,"这样办,第四幕和其它部分在性格上还是融贯一致的.幕中各景也都自成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尽管彼此有呼应,而又互不相关.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这也正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荷马的《奥德赛》写希腊东征将领之一俄底修斯回国迷航在海上十年和最后还乡的各种奇遇.《吉尔.布拉斯》是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的著名讽刺小说,写一个西班牙流浪汉的种种奇遇.)都采用过的办法."
　　歌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这种作品只有一个要点:各别部分都应鲜明而有重要意义,而整体则是不可以寻常尺度去测量的,象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永远耐人钻研和寻思."(这段谈话对于理解《浮士德》下卷的结构颇有帮助.它是以人为纲而不是以事为纲.同一人物的不同遭遇虽彼此独立,却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这种写法在传记体小说中是常用的.至于戏剧,则一般多用以事为纲的写法,顺着一个情节的前因后果的线索写下去,较易紧凑.作为戏剧,《浮士德》下卷用以人为纲的写法,读起来略嫌松散,所以说它是个大胆的尝试.它便于阅读,上演就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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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我们在一起翻看最近一些画家的作品.特别是风景画的镌刻复制品,高兴地看到其中没有什么毛病.歌德说,"许多世纪以来画家们在世界上已作出许多好作品,它们发生了影响,又产生了一些好作品,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说,"不幸的是错误的教条太多,使有才能的青年人无所适从."
　　歌德说,"你这话确有实证,我们见过整代的人被错误的教条损害了,毁掉了,我们自己也受过害.(似指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里的一些教条;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的蒲伯和德国的高特舍特都受到它的不良影响.后来的浪漫运动的反抗对象就是这一派的陈腐教条.歌德对这种反抗贡献也颇大.)此外,在我们的时代,错误的言论很容易通过印刷品而广泛流传.一个文艺批评家经过一些年的阅历会在思想上有所改进,能把后来较正确的信念传播给群众,但是他从前的错误教条同时也还在发生影响,象毒草在蔓延,把好草的地位侵占了.我感到的唯一安慰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误入歧途,遭到毁坏的."
　　我们继续研究这些复制的画.歌德说,"这倒是些真正的好画.你面临的确实是些颇有才能的画家,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技巧,只是所有这些画似乎都缺乏了什么,缺乏的就是男子汉的魄力,请注意'男子汉,(原文是Das Mnnliche,英译作manly,法译作virite,都有"男子汉的强健气魄"的意思.文艺要强健不要软弱,这是歌德多次谈到的一个基本信条.用过去中国文论家的术语来说,歌德是推尊"阳刚"而贬低"阴柔"的.这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反映.)这个词,并加上着重符号.这些画缺乏打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到处都表现出来,现在却看不到了.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绘画,其它各种艺术也有同病.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是软弱,原因很难说,不知道是由于遗传还是由于贫乏的教育和营养."

　　我说,"由此可以看出伟大人格在艺术里多么重要,在过去一些世纪里,伟大人格是常见的.记得我们在威尼斯时站在惕辛和维罗涅斯的作品前,立刻就感到这些画师的雄健精神,无论是在最初题材构思方面,还是在最后创作实践方面.他们的雄伟力量渗透到全幅画的每一部分.在欣赏时艺术家人格的这种雄伟力量开扩了我们的心胸,把我们提升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您所说的那种男子汉的魄力,在吕邦斯的风景画里特别可以感觉到.(惕辛(Tizian,1474—1576)和维罗涅斯(Veronese,1528—1588)都是威尼斯派名画家.吕邦斯也在威尼斯工作很久,关于他的风景画,参看一八二七年四月一日的谈话.爱克曼陪歌德的长子游意大利时见过这些大师的画.)尽管他画的只是些树木.土壤.水.岩石和云彩,这些形状都显示出他的雄伟力量.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虽只是熟识的自然景物,它们却渗透了艺术家的雄伟力量,而且是按照艺术家的观点再现出来的."
　　歌德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但是最近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由于自己本来就虚弱,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文艺作品里,伟大人格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多余的因素.
　　"当然,一个人必须自己是个人物,才会感觉到一种伟大人格而且尊敬它.凡是不肯承认欧里庇得斯崇高的人,不是自己够不上认识这种崇高的可怜虫,就是无耻的冒充内行的骗子,想在庸人眼里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实际上也居然显得比他原有的身价高些."(在这篇谈话中,歌德强调在文艺里伟大人格的重要性,而伟大人格主要表现于雄强的魄力.他还慨叹当时人是一代软弱的人,指的主要是消极浪漫派作家和理论家.)

1831年2月14日(天才的体质基础;天才最早出现于音乐)
　　陪歌德吃晚饭.他刚读过拉普将军的《回忆录》(拉普(J．Rapp,1771—1821)是拿破仑的副官,参加过很多战役,立过战功.他的《回忆录》出版于一八二三年.),因此我们就谈起拿破仑来,谈到他母亲生下一大家强健的儿女,她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拿破仑时才十八岁,她丈夫才二十三岁,所以拿破仑出世时正当父母都身强力壮,这对他的体格很有好处.在生拿破仑之后,他母亲又生了三个儿子,天资都很高,在世务方面很能干,都精力充沛,而且都有一定的诗才.生下四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三个女儿,杰罗姆最小,在兄弟姊妹之中.天资似乎也是最差的.
　　歌德说,"才能当然不是天生的,不过要有一种适当的身体基础,一个人是头胎生的还是晚胎生的,是父母年轻力壮时生的还是父母衰弱时生的,并不一样."
　　我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才能之中,音乐才能在很幼小的年龄就露头角.例如莫扎特在五岁,贝多芬在八岁,洪默尔在九岁,就以音乐演奏和作曲博得亲邻们惊赞了."
　　歌德说,"音乐才能很可以出现最早,因为音乐完全是天生的,表达内心情感的,用不着从外界吸收多少营养或从生活中吸取多少经验.不过象莫扎特那样一种现象实在永远是个无法解释的奇迹.是不是老天爷到处找机会创造奇迹,有时也凭依个别的非凡的凡人,使我们看到徒感惊奇,而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篇简短的谈话涉及一些理论上的重要问题,例如什么是天才?音乐是否只涉及生理,只表现情感而不表现思想?歌德自己似乎也还在摸索中,所以前后不免自相矛盾.)

1831年2月17日(作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看事物的角度不同,须如实反映;《浮士德》下卷的进度和程序以及与上卷的基本区别)
　　陪歌德吃晚饭.我把我在上午刚编辑过的他写的《一八○七年在卡尔斯巴德居住日记》带给他.我们谈到其中逐日作为感想记下来的一些美妙的段落.歌德笑着说,"人们总以为人到老才会聪明,实际上人愈老就愈不易象过去一样聪明.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会变成一个另样的人,但是很难说他会变成一个较高明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他在二十岁时的看法可能就已和在六十岁时的看法一样正确.
　　"当然,我们对这个世界,从平原上去看是一个样子,从海岬的高处去看另是一个样子,从原始山峰的冰川上去看样子又不同.从一个立足点比从另一个立足点所看到的一片地界可能广阔些,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不能说,从这个立足点上看到的就比从另一个立足点上看到的更正确些.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作家要在他生平各个阶段上都留下纪念坊,主要的条件是他要有天生的基础和善良意愿,在每个阶段所见所感都既真实而又清楚,然后就专心致志地按照心中想过的样子把它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这样,他的作品只要正确地反映当时那个阶段,就会永远是正确的,尽管他后来可能有所发展和改变."
　　我对这番高见表示完全赞成.歌德接着说."我最近碰到一张旧纸,拿起来看了一下,就自言自语地说,'呃,这上面写的不算坏,我自己也只能这样想,这样写呀!,可是仔细一看,才看出这正是我自己作品中一个片段.因为我老是拚命写下去,就把已写出的东西忘记了,不久自己的作品就显得生疏了."
　　我问到《浮士德》近来进度如何.
　　歌德回答说,"它不会再让我放下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怎样写下去.我已经把第二部的手稿装订成册,让它作为一个可捉摸的整体摆在眼前.还待写的第四幕所应占的地位,我用空白稿纸夹在本子里去标明.已写成的部分当然会促使我去完成那个尚待完成的部分.这种物质的东西(指装订成册的手稿.)比人们通常所猜想的更为重要.我们应该用各种办法促进精神活动."
　　他叫人把装订好的《浮士德》稿本拿来.我看到他已写了那么多,很惊讶,面前摆着厚厚的一大本哩.
　　我说,"我来魏玛已六年(爱克曼一八二三年到魏玛,目前是一八三一年,应为八年.).这些手稿都是在这六年中写的.您有那么多的事务,能在这部作品上花的功夫实在很少.由此可见,日积月累,积少就可以成多."
　　歌德说,"人愈老,愈深信你这句话中的真理,而年轻人却以为一切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如果运气好,我的健康情况如常,我希望到明年春天,第四幕就可以写得差不多了.你知道,这第四幕我早就想好了,但是在写作过程中,这剩下来的部分扩展得很多,以致原来的计划中只有纲要现在还可利用.我得重新构思,使新插进的段落可以和其它部分融贯一致."
　　我说,"《浮士德》下卷所展现的世界远比上卷丰富多彩."
　　歌德说,"我也是这样想.上卷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这个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会令人喜爱.至于下卷,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
　　我说,"读下卷须用一些思考,有时也需要一些学问.我很高兴,我读过谢林关于卡比里的小册子(谢林(Schelling,1775—1854),继费希特和黑格尔之后德国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古代神话方面也下过功夫,写过一部《希腊莎摩特勒斯岛上的一些神》,其中提到卡比里神的秘密宗教仪式.歌德在《浮士德》下卷里引用过它.歌德和谢林本相识.),才懂得您为什么在《古典的巫婆集会之夜》那一景中的有名段落里援用它."
　　歌德笑着说,"我经常发现,有点知识还是有用的."(歌德写《浮士德》下卷花了七年,临死前才完成.单是最后写成的第四幕就花了一年.他对写作过程的叙述以及对上下卷区别的评价,对研究《浮士德》的人们是很有用的,一般作家也可以从中看出周密思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