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

杀魏是因为国库空虚，想捞笔大钱吧

全靠同行衬托，老魏虽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最起码还能做点实事，东林那帮子鸟人除了会内斗和收钱外，基本就没什么作用了（不是说东林没有有才能的人，而是有才能的都在底下，上不去）

魏忠贤临死前的话，崇祯想了17年直到兵临城下才明白
魏忠贤作为我国最出名的几名宦官之一，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名声的。打压忠良，排除异己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魏忠贤真的是奸臣嘛？其实并不见得，这件事还要从明朝的统治方式来说起。
众所周知，明朝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君主立宪制。不过这也导致了我国几千年来文武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官们在最初皇帝还有一定掌控能力的时候还算是老实，但是在东林书院成立之后，便开始无限制的打压有才之士。
当时的东林党完全就是一副志大才疏的代表，往往最擅长的是发现问题，但是在解决问题上面却是没什么能力。最为可怕的是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在有才之士自告奋勇的时候，非但没有采取鼓励的态度，反而进行轮番轰炸。往往将其打压至贬官才算是罢休。魏忠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的。
明熹宗当时已经深知他对东林党的控制力已经微乎其微了，再加上东林党实在是太过分。所以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铲除，所以他扶持魏忠贤铲除东林党。本身这可以说是明朝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因为熹宗英年早逝，所以魏忠贤便失去了最大的一个靠山。
崇祯登基之后可能是觉得他可以掌控东林党，所以他便不顾熹宗的临终之言，毅然铲除了魏忠贤。而当时在朝堂之上，魏忠贤便说了一句“东林党人志大才疏，用他们治国必出乱子。”事实证明魏忠贤这句话绝对算得上是对崇祯的忠言了。当时崇祯因为害怕权势熏天的魏忠贤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只能将其除掉。对这句话也是似懂非懂。
但是其实这句话其他人是听懂了的，但是却不敢对崇祯说。因为当时整个朝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已经被铲除的魏忠贤势力。第二个就是东林党。最后一个就是他们这种中立派。但是这个时候崇祯铲除魏忠贤之后便一定会重用东林党。所以这句话一旦说出就代表着要受到东林党的各种打压。
不过之后崇祯也算是终于明白了魏忠贤的这句话，不过却为时已晚，因为当时距离他上吊自杀的时候仅仅隔了五天。李自成的大军已经目所能及。所以这个时候的崇祯无论多么的悔恨，也就只能淡淡的说一句“厚葬魏忠贤”。

两权相害取其轻，很明显崇祯上头了，为了自己能抓到权利时也命也。

杀了影响运势，不杀，会威胁到皇权。两难啊，确实已经到了尽头了。

应该法尧禅舜，起码不至于被侵略…

楼主码了这么一篇作文是替魏忠贤洗白的吗？魏忠贤是忠是奸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吗？如果是忠那崇祯就是昏君，如果是奸，杀个奸臣有什么问题？按楼主所说魏忠贤是能臣？对能臣两个字有什么误解？意思是身上长了毒疮，割则即死，只能养着等毒疮发作再自然死去是吗？

浅议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
首先来说，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都是帝王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帝王之道，就是指作为一个帝王所应有的是态度，知识，智慧，管理，预测等等能力的综合。为帝王者，一人为天，大权在握，审时度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心宽以容天下，胸广以纳百川。其实说白了，为帝王者应该要有气魄，口才，不一定博学，但不能缺乏常识，不一定会做，但一定要会用人，善于招揽人心。而帝王之术就是就是体现出帝王之道的一种谋略。帝王心术属于权术范畴.简单来说，帝王之道就像是药方，而帝王之心与帝王之术就是使用说明。
一、何为帝王之道？
帝王之道，又名“人君南面术”，古代帝王以坐北朝南为尊，古人南面称王也，故此得名。所谓“人君南面术”，即为治国之道、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
“人君南面术”是古代帝王治国之道的政治哲学，这政治哲学涵盖哪些内容呢？范围太宽泛了，各门类学问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都涉及到。那么，帝王要掌握好那些要点呢？在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均提出过治国安邦的方略，唯独法家的方略最受封建帝王青睐，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是历代帝王必研之学。
作为帝王在统治上要面对的无非是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对民，怎样才使民富足及顺服；
二是对吏，怎样才能使官吏更有效的为政权服务；
三是对己，该怎样巩固自己的权势、修养自己的德行、平衡各股政治势力，才不致被其它政治势力所威胁。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该怎样解决，须采取怎样的方略？
《韩非子》以“法”、“术”、“势”三位一体来解决这问题。
何为“法”？“法”者，治民之法典；
何为“术”？“术”者，驭吏之权术；
何为“势”？“势”者，巩己之权势。
对于君王而言，“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手中的治御工具。以势为后盾，用术来驾驭群臣，用法来统治人民，此为帝王之道的根本。除此外人君南面术还应兼盖权谋学、运筹学、管理学、阅人用人术、纵横术等诸多学问辅助运用。
帝王之道是一门综合性、特殊性的哲学。
二、帝王之道都包括什么？
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把帝王之道简单的分成三大部分，既：王者之道、统御工具、纵横捭阖。
1、王者之道
1.1清心明察，无为而治
君王治国之道是“清心明察”和“无为而治”。
所谓“清心明察”即“清心寡欲、不惑馋言，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做到心要清明，辩别忠语馋言；眼要锐利，洞悉人心人性，辨别善恶、真伪。
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以无为而有为”。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
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
“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1.2事不躬亲，知人善用
《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意思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君主要经常把“不知道”和“怎么办”挂在嘴上，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这样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
既然帝王之道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在治国理政上君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贤。
《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事”；《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业。汉朝开国之君刘邦，计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理政不如萧何，但刘邦最大的本事是识人用人，揽天下能人为己用。
王者不能事必躬亲，也不需样样精通，但要懂得识别专才，知人善用，以调动天下人才之积极性为己用，此乃王者之大道。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
识人、选人、量才而用是古今成就王者的关键。

三、纵横捭阖
权谋天然地不受一切仁义道德、公平正义的约束；它甚至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唯一的原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谋的合理性取决于权谋的结果，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也。
时过境迁，在现代社会感觉谈帝王之道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当今社会，一个团队的管理者要想要更好的带领团队，古代这些成功的帝王之道，确实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启发。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不会搞钱的吹牛皇帝。不知道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百姓吃不起饭砸钱，仗打不赢砸钱呀。会不会做皇帝不要紧，谁会搞钱难道看不出来。

你是傻吡

魏忠贤由于与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使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崇焕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鉴于公论，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责任不应该让他来背。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亦确为大弊。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骨子里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并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袁可立（时为天启六年十一月），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有爱国之心，非因大过而一无可取。因此有关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想想为什么魏忠贤当政时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基本上没什么人造反，孙承宗修关宁防线不缺钱，而东林当政后关宁军守防线都那么紧张，国内屡次造反？
　　（4）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5）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况且执政时间也不过区区三年多，要说为祸甚烈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6）魏忠贤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7）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里眼实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本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里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里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么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
　　这甲字库，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里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