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无帝王之才，不懂帝王之术。东林党一党独大，不加以制约，让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污成风祸国殃民。若另一派与东林党互相制约，保持权力平衡大明尚可有救。正直的东林党人早被魏忠贤处死，只剩一些奉承苟且小人之辈，大明岂能不亡。

谈历史就谈历史，别乱说当时，小心请你喝茶。

锦衣亡，大明亡，锦衣被文官玩坏了，被文官荫官封子。。。

自古历史都是成功的人来书写的，魏忠祥的出现证明了一句古话，大忠似奸，大奸似忠，所以岳飞死了，而秦桧活着，

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

我觉得朱由检就算上任挂机也比乱搞强吧

崇祯惨主要还是小时候太惨了，生母早死，养母不重视，最重要的时候帝皇教育没有多少，还怕被人整，多疑性格就这样产生，伴随一生，天启不把精力大部分用在木匠上就好了，其次，崇祯继位后天灾也开始猛了，不要全怪崇祯。

受益匪浅，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

以前或许以东林党为荣，时间长了各种投机分子都往东林党钻，这也是任何美好事物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