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等典籍的考察，我们发现：大舜早年活动集中在“历山”和“河滨”两地。其中涉及“历山”处只言“耕”，而提到“河滨”处则主要是“陶”（制陶业），还有 “钓”（捕鱼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舜早年生产活动首先在今山东南部山区领导部族进行“农耕业”，然后在今山东北部沿海领导先民们进行“制陶业”和“捕鱼业”。根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梳理上述“地上之文献”外，借助先进的考古技术，还可以通过“地下之文物”坐实我们的假设。
1985年，在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间发现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自1985年至1995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1991年钻探，1992年山东大学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举世震惊的刻字《丁公陶书》，成为当年度的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考古学家证实：“丁公成属于龙山台城类型，年代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丁公所获龙山文化遗址有房址、井、陶窑、灰坑、沟、路面以及墓葬。……窑分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类，由窑道、火道、火膛、工作面等部分组成。”（《龙山文化》，张学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可见，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制陶业已经相当发到。严文明先生依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把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定为公元前26至21世纪，即古史文献中的唐尧虞舜时代。（《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严文明，《文物》1981年第6期）这与大舜在此“陶河滨”相吻合。从丁公台城到蒲姑方国，不止是巧合，更是在生产力和文化层面上发展相续的必然结果。
此外，1987年，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孙家遗址中采集到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的陶器残片。同时，在阳信县小韩村遗址采集到数件古陶器。1988年，在无棣县碣石山以东韩家村发现一座西周以前的古窑遗址以及大量陶器残片。2003年，山东省考古队在阳信县李屋遗址出土了上至商代下至汉代的大量文物，其中包括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等数类，被确认是一个典型的从前商代到汉代的大型盐官驻地和军营。2008年初冬，为配合国家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山东省考古队又对博兴县东关和寨卞两个考古点进行了大型的发掘活动。考古发掘显示：博兴东关考古点发现了大量新石器、陶器、骨器、捕鱼器、纺织器、兵器、生活灰坑等，是一个典型从龙山文化到商代再到汉代的村落丘邑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器皿上的东夷文化和商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寨卞考古点发现，此地曾是从东周战国到宋元时期的重要城邑，城墙的年代层次清晰可见，并且有大量文物和生活器具残片出土。从建国后土地改革到文革时期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再到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古齐水（济水）今黄河水道以北的滨县兰家遗址、惠民大盖遗址、路家遗址都有龙山文化到夏文化的陶器和商代铭文青铜器出土和商代大墓发现。这一些列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从大舜陶河滨到蒲姑国时期，这里的富饶与沧桑。除了史书上对蒲姑国遗址的记载外，我们大胆猜想：真正的蒲姑遗址（包括营丘遗址），很可能在今黄河以北的滨城的西部、惠民和阳信的东部和沾化的西部这一带，因为这个区域从远古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丰厚密集，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存在。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等学者和滨州的历史文化工作者正在一致努力探寻着国家重点建设催生的考古发现，逐层揭开这个历史谜团那神秘的面纱，解密蒲姑国的历史真相。
大舜“陶河滨”的壮举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农耕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这里河济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蒲姑国和齐国都秉承了“国家观”与“世界观”兼备的发展方略。纵观整个河济地区的先秦史，蒲姑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积聚的地区，也是历史文脉传承的纽带。尽管作为一个曾经的东夷大国，它已经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我们对“尧舜盛世”叹为观止的时候，对齐国的“泱泱大国之风”憧憬不已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承先启后的东夷大国---蒲姑国的存在和历史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