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鼎和晏子碑背后的故事
铭刻我们祖国历史文明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和器物瑰宝，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展厅中，安放着举世闻名的周公鼎。这件历史文物除了铭刻着周公东征的功绩外，还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一个东夷大国的珍贵记载。让我们且从铭文看起：
“隹周公征伐东夷，丰白、甫古咸。……”
西周武王驾崩后，成王初立，周公摄政。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结伙商纣王之子武庚和丰白、甫古等东夷方国部族联合叛乱。周公亲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胜利平叛。周公鼎就是在周公班师回朝后，由周成王下令铸造的。据唐兰先生考证，铭文中的“甫古”即当时一个重要的东夷诸侯方国——“蒲姑国”。随着周公鼎的铸就，甫古方国的风采便永远消逝在了历史长河的云烟缭绕中，化作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谜团。

虞舜故迹何处寻  蒲姑地望陶河滨
“周公鼎”和“晏子碑”，都见证了蒲姑这片土地上的斗转星移：爽鸠氏——季荝氏——逢伯（丰白）陵——蒲姑（甫古）氏——姜齐氏。其实，早在爽鸠氏确立统治地位前，大舜就曾率领先民在这里开创了以河（黄河）济（济水）地区为重镇的远古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徐北文先生生前致力于大舜早年行迹的研究，对“耕历山”、“渔雷泽”等都有丰硕的成果问世，惟独对“陶河滨”语焉不详。如今，斯人已逝，我们追慕先生的治学精神，对大舜“陶河滨”进行了考古考察并且初步得出结论：大舜“陶河滨”之地在古河济地区，即蒲姑国地望，也就是今山东省滨州市境内。
“河”在先秦典籍中专指黄河。在入海口附近，丰美的三角洲的形成直接得益于母亲河的馈赠。在历史上，尤其是上古时期，黄河曾有数次改道入海的经历。通过对先秦古地图的叠加式描摹并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太行山麓以东至今京广铁路以西，鲁中山区以北至今渤海南岸，在这一巨大的扇形区域内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的文化遗址。这就说明上古时期黄河漫流入海正在此处，即今山东省滨州市惠民、阳信、无棣三县及其以西地区。在黄河再次改道入海后，这里的先民们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为逢伯陵和蒲姑国成为东夷大国和后来齐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里作为上古时期典型的大陆半岛区域，也为先民认识和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渔盐业始终是蒲姑国和齐国的支柱产业。梁启超先生说：“齐，海国也。上古我中华民族有海权思想者，阙性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一曰世界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处，先民在精神上呈现出异于中原地区的风貌。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诸先生都将包括此地在内的东夷文明视作早期中华文明的商文化的重要源头。

通过对《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等典籍的考察，我们发现：大舜早年活动集中在“历山”和“河滨”两地。其中涉及“历山”处只言“耕”，而提到“河滨”处则主要是“陶”（制陶业），还有 “钓”（捕鱼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舜早年生产活动首先在今山东南部山区领导部族进行“农耕业”，然后在今山东北部沿海领导先民们进行“制陶业”和“捕鱼业”。根据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梳理上述“地上之文献”外，借助先进的考古技术，还可以通过“地下之文物”坐实我们的假设。
1985年，在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和石羊村之间发现丁公龙山文化遗址。自1985年至1995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1991年钻探，1992年山东大学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举世震惊的刻字《丁公陶书》，成为当年度的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考古学家证实：“丁公成属于龙山台城类型，年代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丁公所获龙山文化遗址有房址、井、陶窑、灰坑、沟、路面以及墓葬。……窑分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类，由窑道、火道、火膛、工作面等部分组成。”（《龙山文化》，张学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可见，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制陶业已经相当发到。严文明先生依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把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定为公元前26至21世纪，即古史文献中的唐尧虞舜时代。（《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严文明，《文物》1981年第6期）这与大舜在此“陶河滨”相吻合。从丁公台城到蒲姑方国，不止是巧合，更是在生产力和文化层面上发展相续的必然结果。
此外，1987年，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孙家遗址中采集到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的陶器残片。同时，在阳信县小韩村遗址采集到数件古陶器。1988年，在无棣县碣石山以东韩家村发现一座西周以前的古窑遗址以及大量陶器残片。2003年，山东省考古队在阳信县李屋遗址出土了上至商代下至汉代的大量文物，其中包括陶器、蚌器、骨器、玉器和青铜器等数类，被确认是一个典型的从前商代到汉代的大型盐官驻地和军营。2008年初冬，为配合国家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山东省考古队又对博兴县东关和寨卞两个考古点进行了大型的发掘活动。考古发掘显示：博兴东关考古点发现了大量新石器、陶器、骨器、捕鱼器、纺织器、兵器、生活灰坑等，是一个典型从龙山文化到商代再到汉代的村落丘邑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器皿上的东夷文化和商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寨卞考古点发现，此地曾是从东周战国到宋元时期的重要城邑，城墙的年代层次清晰可见，并且有大量文物和生活器具残片出土。从建国后土地改革到文革时期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再到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古齐水（济水）今黄河水道以北的滨县兰家遗址、惠民大盖遗址、路家遗址都有龙山文化到夏文化的陶器和商代铭文青铜器出土和商代大墓发现。这一些列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从大舜陶河滨到蒲姑国时期，这里的富饶与沧桑。除了史书上对蒲姑国遗址的记载外，我们大胆猜想：真正的蒲姑遗址（包括营丘遗址），很可能在今黄河以北的滨城的西部、惠民和阳信的东部和沾化的西部这一带，因为这个区域从远古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丰厚密集，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存在。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等学者和滨州的历史文化工作者正在一致努力探寻着国家重点建设催生的考古发现，逐层揭开这个历史谜团那神秘的面纱，解密蒲姑国的历史真相。
大舜“陶河滨”的壮举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农耕文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这里河济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蒲姑国和齐国都秉承了“国家观”与“世界观”兼备的发展方略。纵观整个河济地区的先秦史，蒲姑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积聚的地区，也是历史文脉传承的纽带。尽管作为一个曾经的东夷大国，它已经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我们对“尧舜盛世”叹为观止的时候，对齐国的“泱泱大国之风”憧憬不已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承先启后的东夷大国---蒲姑国的存在和历史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