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也是要分人的，站在什么高度上自然就是什么思想。
老子那是正经八百的帝王学，那是他的地位决定的，所以《道德经》中都是天之道压制人之道的观点。
孔子也就是现在的教授，他的观点最多也就是人之道内的巅峰，离着天之道远的很呢。
但是说到真传，个人支持老子把自身所学传授给了孔子，至少是把自身所学的易学体系传授给了孔子。那不也不会有孔子五十岁开始学易的故事，也不会写就易传了。

70岁老人家，终于明道了。

根深蒂固，

道家分两支，一支称黄老，又称道法家，范蠡是其代表人物，注重治国，代表作有《管子》《吕氏春秋》《黄帝四经》《淮南子》等，核心思想就是“道生法”；另一支称老庄，庄子是其代表，注重修身养性。法家晚于道家，多少会受到道家的影响，故司马迁作《老子韩非列传》，把他两写在一起。

庄子也不算正宗的，他被忽悠到玄之又玄去了，变成了“无其正”理论，只能说是有所理解而已，只是理解了一问他，还不足够忽悠其它人。

道家与儒家的关系。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的古佚书四篇，应即《隋书·经籍志》所说的《黄帝》四篇，亦即《汉志》所说的《黄帝四经》。这部书的内容，是在“道生法”的原理的基础上，论说法律、权术、刑名和兵事。考虑到孔、孟、荀等儒学宗师都不喜欢谈论刑名和权术，可以知道《黄帝四经》的立场与儒家相距很远。另外，对于孔子及孟荀所标榜的仁、义、礼、乐，《黄帝四经》似完全忽视。从这些情况来看，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可说是难以相容的，甚至是敌对的。

由于《黄帝四经》的这种思想特征，黄老学派与儒家各派的关系便不会融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从《史记》、《汉志》等书的记载来看，慎到应是稷下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整个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荀子·解蔽篇》说慎到“蔽于法”，也指明慎到学说具有法家的性质。 《荀子·解蔽篇》中“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一句话颇值得推敲，这话表明在慎到的学说中，尚法思想与尚贤思想是不能相容的。慎到所提倡的主要是名法，所反对的主要是“尚贤”，而他这么做主要是以黄老为依据的。考察先秦诸子关于“贤人”的议论，除《老子》代表的学派之外，多持肯定的态度，例如孔子对于他所赞赏的许多人物，都给予“贤”的评价；孟子主张“进贤”，并提出一套“进贤”的办法（见《梁惠王下》）；墨子主张“尚贤”，是人们都知道的。那么，慎到所主张的“不尚贤、不使能之道”，只能是承袭《老子》上篇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

法家本有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融合三派的学说，构筑了一个兼备法术势的理论体系。在这体系中，法最重要，术则次之，势又次之。由于势的地位稍逊，故而论者多以为韩非的学说是以法术为主，而称之为法术家，如《史记》本传指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帛书《黄帝四经》关于法与刑名的议论，往往涉及如何制定法律的问题。如帛书中《经法》首章首句言：“道生法。”《老子》有“道法自然”的命题，这一命题在政治学领域的意义，即是帛书《黄帝四经》所言“名自命也，事自定也”。名之自命，形之自定，即民之自然。统治者执道，任由民众自定其形名，此即早期道家所常说的“有形生于无形”，“有名生于无名”。

帛书《黄帝四经》关于“道生法”实际包括三个环节，即由道之自然法则，生出民众自定的形名与分理。统治者通过审察并因循民众之形名，推究其分理，建立官方的刑名与分理的系统，这系统便是“法”。统治者“以法断之”，“以法为符”，使“物自为正”，“事自定也”。这一“道生法”的学说体系，在黄老之学当中应处于中心地位。《史记》述及“黄老之术”，或称为“刑名”，或说为“清静无为”，所指均为此种“道生法”的体系。

世传《庄子》各本，都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学界一直公认这种内外杂的划分带有根本性，可视为全书体例，充作研究《庄子》的出发点。传统的说法是，内篇在先，外杂篇在后，研究《庄子》必须以内七篇为主；少数学者则敏锐地指出，外杂篇是更为可靠的，内篇则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史记·庄子传》云：‘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今《胠箧》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

汉末儒家根据古书各篇与官方经学的关系来区分内外，若是“皆合六经之义”，便在内篇；若是“不合经术”，“毁诋孔子”，便在外篇。用这标准来衡量《庄子》内外杂篇的思想内容，竟是惊人地吻合。大家都知道，《庄子》内篇思想温和，在注家的巧妙的解释下，与儒家思想是可以贯通的。《庄子》外杂篇思想激烈，与儒家思想难以相容。由于这个缘故，中古的注释者往往要宣称解《庄》以内篇为主，极力提升内篇的价值，贬低外杂篇。当儒生校订《庄子》时，他一定会注意到大部分篇章“毁诋孔子”，“不合经术”，只有七篇可与经术相调和，因而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七篇为内。

内篇中的《逍遥游》之名很像是原名《逍遥》，而《世说新语·文学篇》正好提到：“《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可见《逍遥游》的“游”字的确是后加的。《齐物论》也很像是原名《齐物》，而《经典释文》正好引崔譔说：“《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可见《齐物论》的“论”字也是后加的。《大宗师》的得名，与篇中许由“吾师乎！吾师乎”一席议论有明显的关联，郭象解题云：“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显示出《大宗师》原名《宗师》，“大”字是后加的。《人间世》的“世”字显得多余，《淮南子》有《人间》篇，加上高诱训注才可名为《人间训》，则《人间世》篇的原名应当是《人间》篇。不但内七篇的三字标题是补字而成，杂篇的三字标题也可能是如此，如《庚桑楚》篇名，在高山寺本写为“庄子杂篇庚桑第廿三”。今本题下《释文》说：“本或作《庚桑楚》。”可见通行本原来的篇名也是《庚桑》，“楚”字是后加的。由此推断，内篇《德充符》的原名应当是《德充》，《应帝王》的原名应当是《帝王》。今列内七篇的原名如下：
《逍遥篇》 《齐物篇》 《养生篇》 《人间篇》 《德充篇》 《宗师篇》 《帝王篇》

《庄子·外篇·在宥》讲治理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无撄人心”，即不要扰乱人心。当初黄帝用仁义扰乱人心，此后每况愈下，贤者隐居于山林，君主忧惧于庙堂。当今之世，刑狱连绵，死人遍地，儒家和墨家居然还在枷锁之间鼓吹自己的学说，实在太无耻了。我怎么知道圣智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不是枷锁的孔枘呢？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是夏桀、盗跖这样的大盗的先导呢？所以说“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老庄的内在逻辑：绝圣弃智是正确的，而一旦标榜圣智，其后果一定就是庄子不喜欢的。——历史上当真上演过这种场面，汉元帝以四科取士，四科依次是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王夫之认为，这是孱弱的君主和奸佞的臣子鉴于先前一些名臣的骨鲠难制，而以柔惰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自此之后，刚正之士没有了，江山社稷拱手让人，却还自诩敦厚朴让的多福。汉宣帝说过：“乱我国家者，必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也。”这话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