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正史史料对于隋唐时期的京师定义是非常明确的，两京制下皆有称呼。今天着重就两条史料进行展开，论点如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是两京制而不是所谓的五都制
何为首都？一者要有名号，即名正言顺；二者典司之重鼎，即朝政覆奏之所；三者帝王驻跸，京都辇舆所在；四者四祀不绝，有南郊明堂之祭；五者宗庙所在祭享不缺；六者宫室完备，有北宸紫微之势。满足以上几点或绝大部分即可称首都。至于西京无明堂之祭而混于南郊，东京高宗时期未立宗庙却是首都皆如此类。
五都制起于安史之乱后的唐肃宗时期，一时垂设而已，既不具备上述多个条件，也非盛唐制度，不做表述。在盛唐之前称京都者唯有长安，洛阳，太原，但结合史料与上述条件可知，太原也并非首都之选。
其实两京制是有真实记载的：
《旧唐书.张玄素传》载，唐太宗欲兴修洛阳宫室，张玄素劝解到：“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用的是两都制度而非三都，此时太原未立都号，情有可原。
《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议曰：谨按国初故事，无两都并建宗庙、并行飨祭之礼。伏寻《周书》、《召诰》、《洛诰》之说，实有祭告丰庙、洛庙之文，是则周人两都并建宗祧，至则告飨。然则两都皆祭祖考，礼祀并兴。”中晚唐穆宗太常博士之言，称两都立庙而非三都五都。
如果说以上还不清晰，那么请看下面记载：
《旧唐书.礼仪志》：武宗朝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快打他！敢称洛阳也是京师！）
《旧唐书.礼仪志》武宗朝太常寺：“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
以上非常明确的点明了京师以及唐朝是"两都者少"的两京制，盖棺定论，至于三都五都云云皆未提及，翻遍整个唐史都难见将后者地位等同于前者的荒谬言论。德宗宰相杜佑所著《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载：“至于我唐,并为帝都。”更是极为真实的写照，而在唐廷的制敕与言论记载中，几乎均为”两京“并举，罕有听闻”三京“者，也可见一斑。

长安武德以来一直称京师？
《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载：”天宝元年，以京师为西京。”按此，长安一直称京师，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才改称西京。
《唐会要》关内道又载：”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按此，长安一直称京师，在唐玄宗开元元年才改称西京。
上面两者就出现矛盾了，长安改称西京中间差异幅度二十余年，到底信谁？答案是都不正确，长安称西京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唐玄宗。
《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四年，车驾发东都，还西京。”
《旧唐书.中宗本纪》：”景龙二年，是冬，西京吏部置两侍郎铨试。“
《唐会要》唐中宗：”景龙二年，侍中苏瓌充西京留守。“与《旧唐书》苏瓌传同
《唐会要》唐睿宗：”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苏良嗣为西京留守。“与《旧唐书》苏良嗣传同
《唐会要》唐高宗：”咸亨二年，以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
《金石萃编.奉先寺像龛记》：”咸亨三年，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
西京留守，皇帝驾在东都的长安实际最高领导人，官号是西京而不是京师，足见早在唐高宗后期，长安已经称西京而不唯独称京师，因此上述武德以来京师等称呼皆是长安根本站不住脚。
再者，京师也并非是首都的唯一代名词：
《旧唐书》文水县：“以天后乡里县,与太原、晋阳并为京师。”文水太原晋阳是京师？或者这三个地方属于长安？
《唐会要.卷九郊议》永徽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引前朝奏议云：“以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长孙无忌在引南郊圜丘史料时一并用了京师王城，最后制可，可见时人态度与名词含义。
《旧唐书.高宗本纪》建东都诏：“二京之盛，其来自昔。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置槷之规犹勤，测圭之地载革，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都於四塞；来王之邑，匪建国於三川。”结合以上，你看唐高宗说的来王之邑是不是王城。

为什么这两段京师指洛阳？
《旧唐书》：“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于京师，上责而宥之。。。及至京，数日而卒。。。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并为竖碑。”
《旧唐书》高总本纪：”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
从行文来看，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皇帝所在的京师洛阳，根本没有其他着墨地方，详细解析如下：
两唐书没有任何敌国首领不送往皇帝处的记录。
高宗自显庆四年十一月就到了东都，根本没有往来西京记录。
参照其他俘虏记录，《旧唐书》：”鸿胪卿萧嗣业于石国取贺鲁至，献于昭陵。“”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诣阙，献于社庙及昭陵。“可见在长安时，高宗朝均会献俘虏于昭陵且着重写出，但百济却无此描述。
苏定方八月破百济十一月献于洛阳，自朝鲜到河南历时三个月，而唐高宗从长安到洛阳就要一个月路途，是什么样的速度能在三个月之间去了从朝鲜长安再到洛阳再到长安？又是什么样的脑回路绕个大圈先到长安，又是谁给的胆子绕过皇帝送给皇太子？？？
”及至京，数日而卒“本话意思是百济王到了京师洛阳后，没几天就挂了，唐高宗”两京之盛“”东西两京“无不标榜东都称京的事实，而现在此话竟被人扭曲成百济王到了长安就死了？然而百济王墓就在东都邙山啊，除了发笑没办法，真是没文化真可怕。
”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并为竖碑。“孙皓陈叔宝这些后主都在邙山，再次证明“及至京，数日而卒”到底是到了那里。让我们回味一下“等到义慈到了京师长安，没几天就死了。这才是正确的解释”这闻之令人不禁发笑的笑话。
《旧唐书.张九龄传》：”开元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洛阳），请行朝典。九龄奏劾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曰：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藩。“
由上可知，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资治通鉴载张九龄五月加中书令）因安禄山事件与唐玄宗当面奏议，张九龄与唐玄宗俱在文中京师，妄言什么张九龄在西京，真是胡编乱造也要有个限度。
《旧唐书.安禄山传》：“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觉，守珪剥坐，欲棒杀之”
二十年还是一个小偷，咋十九年就送京师了？穿越了？还循环穿越？
再来看一下张守珪在送安禄山前后的动作，《旧唐书》：“二十一年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剌、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可见张守珪所往来的帝国中心一直是洛阳。
那么执送安禄山这一个小败将可能去长安吗？
我们且收录一下唐代献俘传首的记录：“高侃执突厥车鼻可汗。献太庙。”“苏定方俘贺鲁到京师”“左骁骑大将军苏定方。讨思结阙俟斥都曼。献俘于东都。上御干阳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献。”“李绩平高丽还。上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奉职。伪可汗泥熟匐为其部下所杀，传首来降。”““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执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献之。”“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可突于。。。斩屈列及可突于等，传首东都。”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副大使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择日告庙。”我们可以发现献俘传首无一不是在皇帝所在地进行，从无例外。
再看《旧唐书》一则记录：“乙卯夜，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权，屯营兵数百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构逆。至晓兵败，斩梁山，传首东都。”发生于长安的谋逆尚且传首东都，为何一个发生在幽州的小小的送败将事件会被曲解为送到长安？？？
因此问题核心就是皇帝及张九龄在哪里？
《旧唐书.玄宗本纪》：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至东都。
此问题圆满结束。

史霸西 会看你这些东西 他们压根儿不认这些东西 上次一个西吹就不认史记 说什么史记是纪传体 不是编年体 这样都能找到喷点 我就回了一句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就不吭声了 所以想靠这些东西说服史霸西 想多了哥门儿

最后再抛一条：
《旧唐书.桓彦范传》，唐中宗神龙元年五月：“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故得 出入禁闱，挠乱时政。陛下又轻骑微行，数幸其室，上下媟黩。。。“
《资治通鉴》：”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
是长安，哈哈

有人说诸武并在京师是指的长安，桓彦范弹劾的是长安僧，所以京师不是洛阳？
桓彦范当时什么官位？
《旧唐书》：“明日，太子即位，彦范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拜纳言，赐勋上柱国，封谯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又改为侍中，从新令也。“
”
桓彦范说的什么话？
《旧唐书》：“彦范尝表论时政数条，其大略曰。。。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教。。。”
后果呢？
《旧唐书》：“帝竟用三思计，进封彦范为扶阳郡王、敬晖为平阳郡五、张柬之为汉阳郡五、崔玄暐为博陵郡王、袁恕己为南阳郡王”
什么时候被贬?
《旧唐书》：“二年，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与韦氏奸通，潜谋诛之。事泄，为三思诬构，言同皎将废皇后韦氏，彦范等通知其
情。乃贬彦范为泷州司马、敬晖崖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暐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并仍令长任，勋封并削。”
《旧唐书》：“二年六月戊寅，特进、朗州刺史、平阳郡王敬晖贬崖州司马，特进、毫州刺史、扶阳郡王桓彦范泷州司马”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在桓彦范是在身为侍中的时候发表言论，然后唐中宗明升暗降，至神龙二年六月贬斥为一州司马。
因此问题是此时桓彦范及唐中宗在哪里？

《旧唐书》：“神龙元年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
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
《旧唐书》：“二年春正月丙申，护则天灵驾还京。。。户部尚书苏瑰为侍中西京留守。。。洛阳城东七里许，地色如水”
《旧唐书》：“二年九月，祝钦明贬青州刺史。壬寅，幸白马寺。”
《旧唐书》：“二年冬十月己卯，车驾还京师。戊戌，至自东都。”
可见唐中宗在神龙二年十月才去长安，有人竟然掐头去尾拿武则天灵驾说事儿？谁告诉你唐中宗护棺了？哪本书写了？唐中宗九月还在白马
寺，正月就穿越回长安了？
因此可知唐中宗，诸武，桓彦范京师均在京师洛阳。

至于慧范，神龙元年到神龙二年出入京师宫廷是挺合逻辑，但这是洛阳又跟长安有什么关系？
《新唐书》：“长安浮屠慧范畜赀千万，谐结权近，本善张易之。及易之诛，或言其豫谋者，于是封上庸郡公，月给奉稍。主乳媪与通，奏
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传弓劾其奸赃四十万，请论死。中宗欲赦之，进曰："刑赏，国大事，陛下赏已妄加矣，又欲废刑，天下其谓何？"
帝不得已，削银青阶。大夫薛谦光劾慧范不法，不可贷，主为申理，故谦光等反得罪。玄宗以太子监国。。。监察御史慕容珣复劾慧范事”
可见慧范参与洛阳的神龙政变，辅证其人在京师洛阳，也可见慧范之事从武则天时期一直持续到唐睿宗时期，弹劾不断，无伤分毫，桓彦范说的是他也是神龙元年二年的慧范，请问如何论证到长安
？
《旧唐书》：“二年闰月乙卯，以特进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三人为滑、洺、豫刺史。。。丙申，僧会范、道士史崇玄等十余人授官封公
”此段恰恰证明桓彦范的言论发表在神龙元年正月左右，正月则天灵驾都还没到长安，你诸武又穿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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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唐睿宗时洛阳也称京师:
<新唐书>:
久之，下诏阳若复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请临朝，制可。乃冶铜匦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谶步秘策。诏中书门下一官典领。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
这里的京师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洛阳！
建议楼主好好整理一下上面的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都能找到唐朝京师洛阳的记载。成为一文。
唐高宗、唐睿宗、唐中宗、唐玄宗时，洛阳都被称为京师。

敬晖等帅百官在洛阳给唐中宗的奏折：“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资治通鉴》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二年
春，闰正月，丙午。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洺、豫三州刺史。
-----《资治通鉴》
这两段中唐中宗的京师都是指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