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还丹众仙论》中《出火毒法》讲述去除火毒的具体内容：“入寒泉中一月日。即入牛乳中煮一日后。又瓶以重汤煮一七日。取出，候干，细研极细，以枣肉丸之。”
《太丹篇》则引用了元阳子的语录：“金丹得就后，须出火毒。如不出火毒服，令人口鼻生疮，时常冲口干，颊（脸颊）似火烧。须出之......”由此可见“火毒”的毒性之重。

唐张果《还丹金液歌注》记载了一则中毒案例：“张果先生云：‘昔有二人契为兄弟，各将水银一斤，入阳城山中烧。烧三年，水银伏火如红玻璃色，光彩可爱，呼为大丹。各服二两。行履之间，须人扶持，不逾百日而死。又何益于身命。又令人多将金公，以汞投中，接其金光，取其精气。修之经年，黄轻黄举者，其铅花如紫磨金色，呼为大丹。服之未过累月，面目痿黄，而成劳疾，颜色转青...’”

《周易参同契无名氏注》卷上第二十二页中对中毒的描述更为详尽：“今人略得其法，云用七返朱砂和九炼铅粉入鼎而烧。不测其理，不晓阴阳运火度数。汞即飞走，唯铅得在，色似黄丹。即云用汞伏火丹矣。故令人服者腰重体沉，瘦人衰阴，必无长生之理。
所以在隋唐时期，关于“还丹”中毒的事件屡见不鲜。

尽管早前隋唐丹师发现了“还丹”的弊端，并试图去“修正”它；改进它，但往往无功而返。

五，“外丹”与医用：
历代著名的外丹祖师皆为著名的医术之家：如东晋葛洪祖师撰写的《玉函方》百卷、《救卒方》三卷（见《抱朴子·杂应篇》）；梁朝上清祖师陶弘景陶祖的《本草经注》七卷、《肘后百一方》三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见《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唐初药王孙思邈祖师撰写的《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神枕方》一卷、《医家要妙》五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丙录子部医术类）皆为当时医学之巨著。

《隋志》子部医方类也同样收录了《太清神丹中经》等诸多丹经。由此可见，隋唐时期，金丹御服之术在医药范畴的运用也是非常广泛的。

又“金丹御服术”中，“服食术”所用的矿物药材多收入历代医家本草经书之中，可见其二者关系之密切。

其中，将“外丹”中的炼制之法，正真运用于医药范畴的祖师，正是药王孙思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卷三十九第十页中，发扬并改进了《九丹经诀》（《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土釜法”，剔除五金炼丹的陋习，提倡选用温和的材料，将外丹之法系统地转入行医制药的行列。

《九丹经诀》卷七第四页《土釜法》原文如下：
“臣按飞药合丹神器，以土为釜，不用铁者，古岂不知模立图样，一铸便成。特以五金有毒，不可辄用。故丹大法，未有一处用铁器者。”
孙思邈祖师《作土釜法》原文如下：
“其法两个瓦盆各受二斗许，以甘土涂其内，令极干。又一法：作一瓦釜，作一熟铁釜，各受九升，瓦在上，铁在下。其状大小随药多少，不必依此说。”
盛唐《太清石壁记》中的《造药釜法》则是继承了孙思邈祖师的方法，作了更进一步的改良（如下图）：

六，外丹的落寞与内丹的崛起：
白居易诗曰：“（韩愈）退之服黄流，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羶。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这首诗，标志着曾经的盛唐开始走向衰落，盛极一时的“外丹主流”也一去不复返。

只有大梦初醒，才能直面事实，故道祖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所以，沉伏已久的另一种声音在“外丹派”的落寞之下，开始崭露头角——它就是提倡“性命双修”的“内丹派”。

隋唐茅山上清宗坛祖师苏元朗（后居于罗浮山，号青霞子；详见《罗浮山志》）是第一个言及“性命双修”之人，其所撰之《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及《旨道篇》云：“天地久大，圣人象之；精华在乎日月，进退运乎水火。是故性命双修，内外一道”，并借外丹术语比喻“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自形中之形入神中之性，此谓归根复命。”
这一观念，要早于钟吕（钟离权、吕岩）二祖的性命之说；

然而隋唐时期，“内丹”这一概念词还并未出现，直至宋朝吴悮《指归集序》在对“性命双修“的总结中，才有了”内丹“一词，原文如下：“内丹之说，不过心肾交会，精气搬运，存神闭思，吐故纳新，或专房中之术，或採日月精华，或服饵草木，或辟谷休妻。”

其中要注意原文所提几点：存神闭思、採日月精华。
这两项内容，承袭了六朝上清派《大洞经》所明“存思之法，郁仪结璘日月之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内容，源头直溯东汉正一盟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