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有文章介绍:鲁迅在《小说史略》中引用中国作家的东西，都做了说明）。
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有关凌叔华（民国才女之一）画作抄袭的问题，徐志摩作了澄清: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应该就是对这桩“公案”的点评吧。
“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高长虹（1898年3月~1954年），中国现代作家，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此人就是赵辛楣的主要原型。唐晓芙的“无意修饰”也是从此人的率真化出。
“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感觉小说中的这句原文就是为这张照片“定制”的（高长虹写过一篇杂文《论杂交》）。《围城》此处一语数关，钱钟书先生对于小说细节的讲究，由此可见一斑。

高长虹是20世纪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新文学作家，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创办了《狂飙》、《弦上》、《长虹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他所创立的狂飙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共有成员六七十人，相当于创造社（郭沫若等创立）、太阳社、未名社（鲁迅创立）、沉钟社等五六个社团的总和。
《围城》中，唐晓芙有许多朋友，方鸿浙因此心中“作酸泼醋”……。

1924年底，经孙伏园牵线，高长虹与鲁迅相识…，鲁迅力邀高长虹及“狂飙社”与自己（包括后来成为“未名社”的几个人）共同创办《莽原》周刊……。
《围城》中，汪处厚作媒，三闾大学“汪派”形成。

如同利用学生的韩学愈一般，鲁迅也充分消费了高长虹对其的崇敬与信任:
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中说，鲁迅告诉他，舆论不欢迎他的创作，而欢迎他的批评。高长虹在文中表示，他并不喜欢批评，但他还是按鲁迅的意思做了。对胡适、陈西滢、周作人、徐志摩、杨荫榆…等人的批评不遗余力。

高长虹创作发表了百首新诗，结果只得到了八块钱的稿酬（鲁迅在北京的月薪245块，南下后400~500块，当时普通熟练工人的月薪20块，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鲁迅在青莲阁邀妓略坐，与以一块）。

“未名社”的马仔韦素园欲谋《民报副刊》主编职位，应鲁迅之请，高长虹利用自己的人脉助其成功，结果却被人误会……。

高、鲁二人最初的合作是紧密的，据《鲁迅日记》里的记录，在最初的近8个月里，高长虹的拜访次数高达52次，有的月份甚至平均隔两天就登门……。
《围城》中，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就应当彼此爱见面……”。

彩雲易散。
1925年8月5日，为了提高《民报副刊》影响力，“未名社”马仔韦素园在《民报副刊》上刊登的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将鲁迅吹捧成“思想界之权威”……。
《围城》中，李梅亭任职的是“三闾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名片上印的却是“三闾大学主任”。
登广告自封“思想界之权威”——汪处·（脸皮）厚。

高长虹特别反感“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称谓，他认为在思想领域里根本不存在“权威”这个东西。高长虹当面向鲁迅提出了质疑，可鲁迅却说：“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鲁之间裂痕初见。
（高、鲁反目后）高长虹在揭露鲁迅真实面目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围城》中，从法国新回来的沈太太，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唐晓芙与方鸿渐因为沈太太身上的“愠羝”而成了患难之交，赵辛楣因为伤风鼻塞，而和沈太太谈得“拆不开”……。

为《莽原》“奔走最力者是高长虹”（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时人都把高长虹看作鲁迅的副帅，但是鲁迅南下后却把《莽原》主编的位置给了马仔韦素园。表面看是高长虹主动的辞谢，实则不然，因为“未名社”的掣肘，高长虹根本无法顺利承接这个职位。（1925年4月,高、鲁二人敲定《莽原》的出版事宜。1925年8月,“未名社”成立。可以看出：成立“未名社”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衡高长虹“狂飙社”的巨大权重，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莽原》交给高长虹的）。
《围城》中，“……替如夫人争气，为副教授出头……”。

韦素园主持《莽原》不久，随即就发生了将狂飙社成员高歌、向培良创作的稿件退回事件（其中一篇还是约稿，还有一说：两篇都是约稿）……。高长虹先后质询鲁、韦二人，两人利用所处地域不同（韦在北京、鲁在厦门、高在上海）无法当面对质而默契的踢起了皮球，鲁说交给韦了，高又问韦，韦回答：“鲁迅交给他的时候，说‘就说你们不发表吧。’”（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
高长虹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926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狂飙》周刊第二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在给鲁、韦的公开信中，高长虹除了指责韦素园的宗派立场、对狂飙派作家的打压之外，还回忆了创办《莽原》的过程、他本人“以生命赴莽原”的付出，以及对鲁迅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邦进来的强烈不满——这也是他在《莽原》改组时谢绝担任编辑、执意重新与高歌、柯仲平等狂飙旧友在上海开办《狂飙》周刊的原因。这两封信，将他与莽原社的矛盾或者说狂飙派文人与安徽派文人的矛盾公开化。（以上这段文字摘自楚梦写的《高长虹的悲情人生》）
《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浙对汪处厚做媒的不满……。

“公开信”发表后，高长虹一直在等待着鲁迅合理的解释，从而能够继续两人间的合作，但鲁迅沉默以对（是自知理亏？不屑？亦或以静制动，伺机反扑？）。
《围城》中，唐晓芙向方鸿渐提出一连串质问……，“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都抖出去，开步走了”。

至此，高、鲁两人间的裂痕迅速扩大，高长虹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讽刺、揭批鲁迅（《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给鲁迅先生》、《时代的命运》、《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琐记两则》、《从北京寄到广州》、《戏答》…，有兴趣者可翻看高长虹文集《走到出版界》）。
而随着鲁迅“耍花枪”式反击的到来终于让高长虹全面看清了鲁迅的真实嘴脸…高、鲁彻底决裂。
以下这段《围城》中的文字恰似对高长虹心路历程的归纳：
“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鸿渐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