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将蛤蟆垫桌脚，且用鲁迅解《围城》。
小说开篇：鲍小姐的未婚夫是个基督徒；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
方鸿渐在国外游学多年，未获得任何文凭；鲁迅在日本留学，除了一个二流医专的肄业，也未获得任何象样的学位学历。
1909年6月，鲁迅归国，在家乡绍兴任教员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方鸿渐回乡省亲……。
进入民国后，鲁迅搭上同乡蔡元培（教育总长）的关系谋得个教育部科长级的“佥事”职位（此间兼任过“北大”等国立大学的讲师，从未任职过“教授”），直到1926年3月后离职；方鸿渐在“点金银行”挂了个闲职……。
1926年8月底~1927年4月，鲁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各任职三个月；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书……。
1927年10月~1936年10月，鲁迅长住于上海日租界，成了一名职业撰稿人；方鸿渐回到上海租界，当了报社的资料室主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了日本人的医院里，葬礼上棺覆“民族魂”三个大字；《围城》最后，方鸿渐终于睡着了，成了“死的样品”。

1924年2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杨荫榆（杨绛姑母），为了整顿校风校纪，杨荫榆开除了几名长期无故旷课的学生……其中有名学生的名字叫许广平，为此对政治事态向来保持沉默的鲁迅写文章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未字先寡”；方鸿渐被设定为“鳏夫或拟鳏夫”“未娶先鳏”，小说中更有一段直写“鸿渐这个不近人情的鳏夫……”。
“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兵锋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淫掠。为了庇护难民，杨荫榆数度用日文当面直斥敌酋……1938年1月1日被日寇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时年54岁。可以推知钱钟书写《围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纪念杨荫榆女士（或应称为烈士），以慰藉妻子杨绛丧失亲人的痛苦。
日寇侵华，对钱、杨两位先生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国恨家仇”。

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丧。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京辅仁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详见《今春的两种感想》），其中有一段以下的内容：
“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这样的演讲对比几年后杨荫榆女士的壮烈，如何？）
《围城》中，方鸿渐在一座小城的中学里也作了一番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
方鸿渐穿错了衣服，不认真……
钱钟书先生的幽默看懂了吗？

“一·二八”淞沪抗战，部分上海市民和警察都参加了战斗，2月16日，战事正酣，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围城》中，李梅亭与王美玉一段可供对比一读。

鲁迅积极倡导中文拉丁化，还说“汉字不M，中华必W”；以下一段《围城》中的文字可供对比一笑。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大家争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fessor May （五月）Din（吵闹） lea（草地）”。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鸿渐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lee。李梅亭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诗家谷’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交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鸿渐说：“这片子准有效，会吓倒这公路站长。我陪李先生去”……。
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小说原注释添加的。

1926年8月，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鲁迅携女友许广平踏上了南下之旅（法理上，鲁、许二人只是同居关系）。
《围城》原文：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流年不利，“认真”的鲁迅命犯蔷薇。以下是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书的全文。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为了避免账号被封，以下的部分更新将以“蔷薇大叔”代称某人。

蔷薇大叔的三个主要影身:方鸿渐，李梅亭，汪处厚。

怎么没了

鲁迅喜欢骂人"狗"，各种狗——“汪”。
“一个都不宽恕”——“处厚”。
鲁迅骂人很有分寸，从来不骂军阀——汪处厚不敢僭妄的胡子。
“汪处厚适时丧妻的好运”，这个大家都懂的。如若不然，则只能“协议离婚”或犯“重婚罪”了。其实更好运的是汪太太，否则就只能被别人称为“汪处厚的女朋友”了。

因为“公案”，鲁迅与顾颉刚交恶。鲁迅在与朋友的信中称顾颉刚“鼻，红鼻”，还在《明天》中塑造了“红鼻子老拱”这个人物讥刺顾颉刚……。
《围城》中陆子潇的容貌：“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傍横溢”。

鲁迅的报复不止于“鼻”。1926年，中山大学发出了对顾颉刚聘用的通知，这份通知是由鲁迅的好友孙伏园转交，但孙没有转交给顾颉刚。《顾颉刚自传》记载：“他（孙优园）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围城》中，因为听差的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把行政院（来信）淹得昏天黑地……，从此陆子潇书桌上只有去信没有来信；方鸿渐让孙柔退回所有陆子潇的来信，一个字也不回……；高松年嘴上寄出，方鸿渐永远也收不到的一封信；孙柔嘉口中收到，而孙父却从来没有写过的一封信。
现实中的一封化作《围城》里的四封，并且无缝的融入到故事情节中。钱钟书先生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玩”，是在逗杨绛开心……。可以想象困在“围城”中的钱、杨两位先生，彼此心意相通、相濡以沫的快乐。

没有最损，只有更损。
1927年4月26日鲁迅致信孙伏园，诬顾颉刚以反挡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加上“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挡报副刊上。
当时是“白色恐怖”，如果坐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顾颉刚急着要和鲁迅打官司……。
《围城》中，陆子潇举报方鸿渐收藏“意识形态”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