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以上这种情况下，鲁迅却毫不脸红地宣称高长虹们在喝他的血…。
也是这种情况下，所以高长虹才会写下“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围城》中，被‘欧亚大旅社’里的蚤、虱、臭虫吸了一夜血的赵辛楣、方鸿渐在结帐时跟老板娘说店里的跳蚤太多，老板娘大不答应，说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

方鸿渐套在大多数书生身上都能适用

《莽原》中创作与批判性的工作几乎都由‘狂飙社’承担，而‘未名社’只能作一些翻译介绍类的工作…。高、鲁二人决裂后，‘狂飙社’成员全体退出‘莽原’。鲁迅想凭着自己和‘未名社’将《莽原》继续办下去，苦撑了一段时间，《莽原》停刊…。由此可见：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实在没几个人关注‘思想界之权威者’每天在思些什么，想些什么…。
小说中，因为赵辛楣的出走，三闾大学‘汪派’无形中解散。

第一次听说 《围城》是一部伟大的抗战小说，
能否给个理由？

通过“狂飙社”和“未名社”的成员数量、素质的对比，似乎让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高长虹对有才华的年青人的吸引力要远大于鲁迅…。若非“浙江籍”、“太炎门生”，或许鲁迅的名声未必会比高长虹更响。
可以看出赴三闾大学的“赵、方”组合就是“狂飙社”的象征，而“李、顾”组合则是“未名社”的影身。那么钱钟书笔下的孙柔嘉又会是谁呢？

挺好

孙柔嘉的主要原型是日本间谍，钱钟书先生写得分明。
《围城》原文：直到傍晚，鸿渐才有空去通知孙小姐，走到半路，就碰见她，说正要来问赵叔叔的事。鸿渐道：“你们消息真灵，怪不得军事间谍要用女人。”孙小姐道：“我不是间谍…”。（《围城》有一条‘镜像’规律——小说与现实正好相反，比如鲍小姐未婚夫是基督徒，周作人：我不是基督徒。）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饱受战火的中华大地上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
孙柔嘉在方鸿渐面前装天真，问他有没有见过大鲸鱼…赵辛楣提醒方鸿渐：孙柔嘉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1927年4月，鲁迅从中山大学离职…。
现在能看到的普遍说法是：鲁迅因为不愿与顾撷刚同在一处共事而离职去上海定居的…。
真的这样吗？从这普遍的说法可以看出顾撷刚、陈西滢揭露蔷薇大叔抄袭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相当大…，而此时高长虹正全方位揭批鲁迅…。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文化圈里，蔷薇大叔处境相当的狼狈尴尬——正如方鸿渐在离开三闾大学之前的窘境，毕竟在1927年的时空，除了鲁迅自己，没人会把他当作“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