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论浅见 萧羽新 一九年八月底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兼爱”、“非攻”是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但我觉得“非攻”思想还远远达不到可以和“兼爱”并肩的程度，在墨子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中可以和“兼爱”并称核心的只能是“尚同”。我试着以一个历史和哲学爱好者的身份介绍下以“兼爱”和“尚同”为核心的墨家思想主张。（ps: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在下篇《墨子尚同论浅见》中试做浅论，暂定为下月动笔）
兼爱是墨家的第一根本，一如仁义之于儒家。“非攻”“节葬”“非乐”是兼爱的延展，“尚贤”“尚同”“天志”“明鬼”是推行兼爱的手段。
那么何为兼爱呢？

乍一看，两者所说，不是一个意思吗，其实一个“及人之老”“及人之幼”的“及”字和“若视其身”“若视其家”的“若”字有本质区别。朱熹解释道“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也就是孔孟的仁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差别的爱，对待他人的爱，要以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差别实施的，对待父母要比对待其他亲人要爱，对待亲人要比对待邻居要爱，对待邻居要比对待国人要爱，对待国人要比对待外国人要爱。类似于一石激起千层浪，每向外一层，爱的能量便有所递减。这就是及，推己而及人。而墨子主张的“若”字，就是兼爱的“兼”字，墨子说：“兼以易别。”墨子将儒家这种“亲亲”的仁爱看做了社会动荡的原罪：“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放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认为这种有差别的爱，都使得人以自我为主心，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正是这样，我才说墨子的矛头不可能第一对准的是“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而奉一身，不取也”的杨朱。于是“兼爱”就成了墨子治乱的武器，他认为，如果天底下的爱是无私无差别的，那么天底下谁还做损人利己的事呢，他认为，如果将别人的家看做自己的家谁还会去偷窃呢，把别人的国看做自己的国，又怎么会存在攻杀战守呢？只有家与家不相乱，国与国不相攻，才能真正的天下大治。

墨子的兼爱的理想社会，易中天老师曾用“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利互爱”十六个字来总结，易中天曾诙谐地说：“墨子的主张好不好？好，好的就像‘社会主义’，墨子这个人好不好？好，好的就像古代雷锋。”
但是，问题就来了。大家都知道“自私”是人类的本性本能，这种兼爱，如果放到现在来看，恐怕会被不少人打上“圣母婊”的标签，墨子自己也清楚，要实现兼爱太困难了，他自己就说：“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当然墨子自己是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拿出了“尚同”和“明鬼”两大武器；但正因为这个兼爱太过于理想，理想到相悖于人类的本性，“尚同”和“明鬼”都存在极大的漏洞，所以兼爱的大治社会免不得要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但是梁启超认为，墨子的学说并非“善而不可用，”在《墨子学案》中认为：“古代社会，是否有这种理想的组织，我们虽不敢轻下判断，但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注：即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理想的一部分。”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平均主义就是墨子兼爱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梁启超不知道的是，他死后几十年，中国向苏联学习，也曾经历了大锅饭的年代。所以易中天老师认为，墨子的兼爱社会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最多只能带上引号，等同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能再扯了，扯多了，查水表）。
为什么说墨子的兼爱社会类似于“贫穷的社会主义。”呢？这里必须先谈谈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的一些主张了。墨子“以自苦为极。”他认为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基本温饱为度的消费就是奢侈，是侵害他人生存权的罪行，所以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厚葬厚礼，他认为绸缎的衣服并不加暖却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是“加费不加利于民”。
所以墨子反对高于生活最低要求的消费，这里我姑且也用奢侈二字来说，更反对一切精神享受上的满足。他认为贵族的声色犬马简直是罪无可赦，免不得要唾弃一声“小资情调”（怕查水表，不延展。）正是于此，墨子的“非乐”便由此而来，上篇我吐槽了《秦时明月》不把朱家划归墨家，这次我又不得不再吐槽下《秦时明月》编剧把高渐离和雪女划在了墨家。这简直是不清楚墨子主张的无知表现，墨家主张“非乐”，就是排斥儒家的礼乐制度中的乐，即音乐。墨子认为，上流社会沉迷音乐就会耽误政事，下层黎民沉迷音乐就会耽误生产。是“废国家之从事。”所以墨子说“为乐，非也！”

当然今天我们会觉得怎么墨子的主张这么反人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生产之余的适度娱乐不是能提高生产效率么？人类的生产不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么？。的确，站在现在的脚步，墨子怎么看都不合时宜。但是在战国那个动荡的社会，墨子讲的却非虚妄。当时的社会，“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是极大挑战和威胁的情况下，墨子主张每个人以最低的生活的成本保证绝大多数人最低的生存条件，所以非乐的墨子主张将“珠玉鸟兽犬马”的开支挪做“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用，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不仅如此，墨子在阶级方面是鄙夷出生决定地位的，他在主张非命（非命和明鬼在下篇才能阐述）的同时，还主张按劳分配社会财产。甚至是“时间即金钱”的版权拥有者，他说：“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按劳分配，似乎是一个很近代甚至很现代的一个词，由此可见墨子在生产制度和财产分配上的眼光是那么超越时代性。
和孔子不一样，墨子的步伐是那么的有力，因为他脚踩的是最厚重的黄土。孔子是看不起工商阶层的，《论语》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弟子中有个叫樊迟的两次向孔子求教如何种菜耕地，孔子默然不语，等樊迟走后，孔子发出了鄙视的指责：“小人哉，樊须也！”墨子则不然，他在肯定了士大夫统治者的贡献的同时，对劳动者发出深深同情，当然他自己就是“腓无跋,胫无毛”的劳动者。墨子说：“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所以卿大夫必须‘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老百姓必须‘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这样的社会才是大治的社会。

易中天老师认为，墨子认为人是劳动的存在物，易中天承认墨子的劳动光荣论，但同样认为墨子主张劳动是人类唯一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墨子的节葬（这个主张，不铺陈解释了，很好理解，攻击的是儒家的厚葬重礼，守孝守丧制度）节用是基于当时贫穷落后的社会生产，墨子从未鼓吹过人应该生而贫困，生而受苦。公平公正也不等同于一起过苦日子。相反，他认为，劳动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墨子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后句话我们在下篇文章《墨子尚同论浅辨》中再谈论）。所以墨子认为劳动是去贱从贵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劳动等于贫贱，劳动安于贫贱。
正是因为对劳动的尊重，墨家才是大写的学派，墨者才是大写的人。同样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曾用‘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的批评指责过告子。所以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因为兼爱所以非攻。在战国那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墨子见惯了流离失所的百姓和白骨森森鲜血淋漓的战场，墨子认为，一个人偷窃有罪，是因为它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利益越多，犯下的罪行越大，故而，偷人牛马的罪过要大于偷人瓜果蔬菜者，杀人者又罪大于偷盗者。所以墨子对当时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政治家军事家却被奉为英雄享受高官厚禄的优越对待十分反感并进行了严厉抨击。墨子怒斥这些被披上英雄外衣的刽子手，他说：“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为之，则此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