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性包含的内容。国民性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国民性是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不过，国民性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位考察国民特点时使用；民族性格则相对于人格概念。中国学者庄泽宣在《民族性与教育》(1938)一书中说，“民族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之势力”。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在《民族性格》(1969)一文中把民族性格定义为成年人中最频繁出现的比较持续的人格特点或方式，并称之为“众趋人格”。

2.国民性及民族性的意义
国民性的狭义是民族性。民族性格是一个结构体，由生物的、地理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等要素构成。民族性格是各种心理要素的组合系列。构成民族的其他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这些要素主要有：①生物要素。如种族的血统、身体基准、人口的生殖和生长的能力等，它们是民族存在和延续的生理基础，同时又影响民族心理功能的发挥和心理活动的特点。②地理要素。如疆域、气候、地形、物产等。生物要素和地理要素是影响民族性格的天然因素。③文化要素。这是影响民族性格的社会因素。中国学者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文化是维系民族统一而不破灭所必需的内在纽带，是体现民族特点的东西，民族性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文化模式。

3.研究国民性的方法。
国民心理结构是国民性的基石，离开国民血型分布结构的特殊性去研究它，势必不得要领。尽管有人往往把国民性说得天花乱坠，但不会彻底的，古今中外这方面的文章与著作不少，虽可以借鉴，但既不彻底，也不“解渴”。一个国家与地区的血型分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基本国民思维心理特点与历史文化心理，是其国民哲学观最深层次的决定因素，及最重要的基本国情依据之一。通过重点分析一些血型结构典型性国家，如O型----美国，A型----日本、德国，B型----印度，O型、A型、B型、AB型均衡----中国等，从血型思维角度剖析其国民性，有助于我们举一反三深刻认识相同血型结构中的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心理及社会发展历史的缘由，为包括对其心理优势及劣根性作出客观的哲学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分歧创造理论条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血型分布结构是几百万年人类进化与多种原因迁徙及血型组合的结果，原因比较复杂，我们这里不再做具体探讨，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进一步研究，完善血型心理理论，这同样是很有意义的。（参见本部分：主题5、6）

二、O型社会
1.O型社会的特点。
O型人占到40%以上的社会是O型社会。O型社会的国民性一般表现为：比较重视生命的意义、讲究法制、科学观念强、有竞争意识，追求公平、公开、公正，民主与自我意识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派别林立，暴力倾向，指手画脚、强人所难，想当“调解人”或“世界警察”。
（O型社会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标志）以希腊哲学为代表，以自然为出发点，以实验为核心方法。表现的目的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科学的关系较近。 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是提倡以“科学数据”为理论的依据，也就是说理论要靠数据的“实证”才能得到认可。不管理论是否实用，只要是被证明符合实验数据的就是行，所以从本质上严格的说，西方的哲学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实证主义的。西方文化对社会与人生的态度是以自然规律为指导的，在西方人眼里，自然是如何运动的，社会和人也应该如何运动，所以中国人所谓“克己复礼”而天下平的思想，在西方人眼里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自然界没有“礼”、“义”之类的东西，自然界所有的是“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正是这种区别，东西方人在感情的表达上也有区别，很多人都发现，实际上东西方人都富于感情，可东方人总感觉西方人好象没有家庭情感，但同时又迷惑于西方人对人道主义的发扬。这种区别与矛盾正是其哲学传统思想在大众的价值观上的具体社会表现。东西方人同样有感情，但西方人的感情要求符合自然规律，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存在小养老的现象，人就也不应该；自然界的其他动物都会保护幼类的规律（尤其以群居动物明显），人自然也应该保护妇女儿童；……总之西方人的一切活动都要有自然规格的根源依据。

（2）“难离战争”的心理病因是什么？美国《国家利益》期刊发表题为《美国：嗜好战争，惧怕和平》的文章：一是难离战争。为战争作准备而不问问战争为什么是非打不可的，可以说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灵魂的一部分。从广泛意义来讲，美国打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国民与领导人对于和平这个概念即便不是惧怕也都有些不自在。几十年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离不开战争的地步了。这种对永久战争的接纳态度给国家安全空想家提供了一个惬意（并且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扫一眼未来，就网络战、无人机运用等国防话题侃侃而谈，关于战争未来的预测很少就永久战争的必要性给出有意义的解释；相反，更多是满足于谈论国家的弱点、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需要，又或者谈论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条件。强调“世界不太平的风险”。我们被告知，虽然美国在全球拥有强大的势力，但仍然面临“连续不断的攻击风险”。这些不断升级的挑战是多种多样的。这份文件的作者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只有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美国自然是其中的领导者——抢先根除邪恶才能存活下去。二是隐藏动因。在解释战争必要性时往往对美国到处打仗的经济因素轻描淡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用自主自由等崇高的字眼无法充分解释我们的战争冲动，一些学者强调，文职决策者与职业军人渐行渐远可能是造成这种冲动的原因。随着军人与平民之间越来越疏远，美国人对永久战争的理念不再那么不安了。三是畏惧和平。其实我们并不想要和平。我们不仅是醉心于战争，我们已经到了担心离开战争无法生活的地步。战争变成了我们消除恐惧的手段，恐惧又成了参与更多战争的正当理由。战争不再成为历史的休止符。它变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怎样定位自己。即便参加战争的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但是我们的社会中许多群体认为，战争于整体利益而言不可或缺。简言之，我们对和平的畏惧甚于对战争的畏惧。至少从二战结束后，这种畏惧滋养战争的恶性循环就变成了美国生活的支柱，认为离开永久战争的状态是危险的。于是，和平再无可能了。在此过程中，战争的目的已经扭曲。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战争就是目的本身。因此，对于和平从未降临，我们或许不应感到惊骇。四是疑神疑鬼。我国对战争的醉心已经超越了务实准备的程度。尽管经济和安全考量应当贯穿一国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似乎受到广泛焦虑的制约。从深层次来看，我们担心失去不可或缺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哲学家凯莉·奥利弗所说的“妄想症爱国主义”。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2014级毕业典礼上说，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军事解决方案，不过，他同时也觉得必须鼓吹美国独一无二的领导责任。这位总统说：“我对美国例外主义深信不疑。”但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种例外地位，让我们对任何可能挑战这种自封的全球地位的国家和实体疑神疑鬼。其结果是，我们的妄想症爱国主义加剧了我们对战争的嗜好。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我们是时候摆脱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了。疑神疑鬼不等于准备。现行《国家安全战略》声称，我们必须“抵制根据恐惧作出决定时出现的自不量力倾向”。但是，要做到言行一致，我们需要停止把自己看得如此脆弱。停止配合折磨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的、无休止的军事化。最要紧的是，不要这么担忧。美国建国200多年，多数年份都是在参与战争。在找不到竞争对手心理亢奋时，弱小的邪恶国家或势力也能用来成为兴奋剂。这就是美国O型社会政治心理的现实。

三、A型社会
1.A型社会的特点。
A型人占到40%以上的社会是A型社会。A型社会一般来说比较关注人格尊重，讲究传统、恪守礼节、卫生习惯好，爱面子、工作细致认真，时尚、安静。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心口不一、从众心理强、不自信、死不认错，心理压力大、敏感脆弱、忧虑而变得追求扩张、狂妄自大，对讨厌的种族甚至想赶尽杀绝。

四、B型社会
1.B型社会的特点。
B型人占到40%以上的社会是B型社会。B型社会一般来说比较重视自圆其说讲道理，喜欢争辩一些问题，理想化想象力丰富，创新意识强、自由乐观、随遇而安。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自控能力差、不善总结与回顾，散漫，凑热闹，无规矩意识，卫生习惯差。
（B型社会主要以印度文明为标志）以古代哲学为代表，以思维为出发点，以瑜伽为核心方法。表现的目的为人与自心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较近。印度文化的特点是宗教性，在印度，宗教一词完全失去了它在西方的传统定义，一种思想、观点，如果不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在印度是没有市场的。甚至如果你是唯物论者或是无神论者，都要以宗教的外衣包起你的思想，才能被人聆听。印度人不关心自然与社会，可能是因为这些都人自己太远了，也是人最终都无法真正控制的。但人自己离自己最近，离得近应该最容易掌握，快乐与痛苦说到底都不过是人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样的事物，你感觉美而人家未必感觉如何，所以一切美好最终的源泉是人的“心”。印度的哲学追求的是美好的东西，但与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后两者始终认为内心感受必须靠外界刺激才能生起，而印度人则认为感觉可以受心灵的控制任意生起，所以不必关心自然与社会，人一样可以得到最终的美与解脱，有时甚至对自然与社会的关注会妨碍人对自己的认识。于是出世思想与瑜伽的自我修行，成为印度文化中最大的成分。印度文化不是实用性的，也不靠实证，只要内心得到满足即可，大致可以算是属于心灵享受性的，或是说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性的。

五、ABO型社会
1.ABO均衡型社会的特点。
四种血型人都不占优势的社会是ABO型社会。ABO型社会一般来说包容性强，文化多元、各种思想丰富、攻击性不强、重视伦理道德观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思想分散、一盘散沙、各顾各命、人际关系复杂、内耗严重，拔尖人才不容易出现。
（ABO型社会主要以中国文明为标志）以先秦哲学为代表，以社会为出发点，以伦理为核心方法。表现的目的为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较近。中国哲学不关心自然问题，一切研究的现象都会被赋予社会性，如：围棋的理论就是谈人生与兵法；对天地等自然的探讨要与人事相结合。等等。正是这种对社会的关注，使中国的史学异常发达，通过对历史的总结而研究社会的走向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正统哲学家无一例外也兼是史学家。中国哲学存在一个隐藏的特点——实用主义。中国文化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用主义文化。中国古代科学界在这里表现中国这种实用主义文化最为明显，中国的发明创造很多，但真正被持续发展的技术并不多，就是因为很多发明在当时看来并不实用。这与西方人不同，一种科学成果被证实以后，如果现在没有用，西方人也会想办法为以后可能的实用性保留它。但中国人是选择放弃，原因就是它现在没有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最实用主义的文化。与西方人以自然规律为社会、人生规律依据不同，中国人把社会与自然分开来看待，中国人认为社会与自然最大的不同，是人有伦理观念，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而人的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伦理才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伦理不是原子，父与子、上与下的关系无法用电子绕原子核运动的规律来说明。更明显的说，社会规律应该是包括自然规律的更广泛、更高级的规律系统，所以在自然中可以找到社会规律中存在的东西，而在社会中不可能找到所有自然规律能包括的内容。完全服从自然等于退化。正是为了认识这种通过自然方法无法完全认识的社会，人有必要摆脱顺应自然的方法，另辟蹊径，于是自然科学被正大光明的排斥到了哲学研究方法的大门之外了。这也正是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但技术发明众多而又得不到发展的最深思想根源。但中国文化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社会的平衡与和谐，非自然的就是理想化的，理想化的东西是浪漫的，无论这个民族处于如何困窘的地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浪漫“阿Ｑ”，最终总是寿命更长，并能把这种心态传染给周围的人（甚至是敌人），而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在平静中的快乐。一个国家被灭掉，胜利者却被同化（如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清人入关）在西方人眼里简真是神话。英语成为世界语的原因之是就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而这在中国不太可能，胜利者可能是最终的失败，因为他们将完全失去自己这个种群而成为失败者种群中的一小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好象中国人从没有败过，这个，西方人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见2018年1月28日微信公众号“哲学”：《世界三大哲学体系略说》）

2.正确理解国民性文化差异。
有学者探究国民性文化的根源，认为在西方、中国与印度产生如此大范围的不同文化、哲学类型？估计可能初期和地理的自然环境有关，后来应该属于于一种习惯性，再到后来则完全是有意识的自然行为了。这种观点显然是模糊的。国民性的文化差异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血型分布结构的差别。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血型思维之间相互碰撞，加上其它外在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及其差异。这种差异既能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可以造成各个地域人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甚至还容易引起纷争，从而对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文化差异的矛盾与融合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经阶段。中西方血型思维结构不同，决定了他们文化不同，也间接影响了价值观的异同。也有人“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这两种观点，一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另一是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当今世界是相互沟通的时代，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会比较激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从全局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出身”背景与益处，不必过于批评某种文化现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最后实现世界大同。

（1）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结构的特殊性。我国著名思想家楚渔先生指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术”无“学”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但历史的积累和经验也使古中国有众多的发现和发明。除了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物理、医术、算术、农业、地理、建筑等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发明和发现还有100多种。因此，美国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中感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四大发明”的作用没能延伸扩大，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基本上是用来看风水，没有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助推器。针对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而我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模糊、混乱、僵化。我国许多知名学者高度评价楚渔先生的观点，称他正面回答了“李约瑟难题”中关于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混乱僵化的思维模式（或称思维方式），为中国人治愚开启了智慧之门。作为对楚渔先生观点彻底性的好奇，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会长期存在这种思维模式呢？现在我们具体可以这样理解：这是B型与AB型的思维方式，以其儒道两家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缘故。由于不同血型思维结构的差异，在对待科学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分歧。西方社会O型与A型思维为主导，追求的科学是规范的标准与最终的真相，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而国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最终选择的是能够眼见为实的收益，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无用之谈，察言观色适应社会才是做人的必修之课。但大家知道，任何单一哲学都有其片面性。所以说，并不能过于认为儒道两家学说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应该再补充一些法墨学说思想才能完善国民性的哲学底蕴。这才是科学的客观认识。比如，让一个人经常只吃肉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吃肉本身有什么大问题，而是说应该补充其他营养均衡饮食罢了。也就是说没必要过多地研究儒道两家有什么大的问题，作为单一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肯定没有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完美，所以注意再补充一些其它传统哲学思想相互学习就行了。这才是正确对待我国文化传统及改造国民性的正确态度。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四种血型思维心理均衡的国民性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根本原因，这样理解对于正确认识基本国情是极有益处的。

（1）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国民性血型思维原因。通过以上了解，比如说，当我们谈到中西方宗教哲学与国民性时，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即中国是B型与AB型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AB型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所占比例最高；西方是O型与A型所占比例高的地区。这样才会找到问题与差异的根源。O型推理思维的茫然需要“权威对比物”，A型因果思维的不自信也需要“最高权威”训示，在这种集体思维心理环境中形成了西方整体上的基督教文化氛围，由上帝改造先天的恶行、指点迷经、确定是非、反思自我等，宗教信仰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与依赖对象；而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B型人发散思维联系地看待事物，可以形成自我世界，AB型人聚合平衡思维，也是内心自我对立统一，在这种思维心理环境中，中国人更强调的是自我内心的修炼体验，认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佛、成仙”，宗教信仰只是他们修炼的工具，而不是依赖的对象，甚至宗教仪式有时只是一种渴望祝福的心理过程罢了。西方宗教的作用是强迫改造恶念的训导师，中方宗教的作用是自我提升善念的引导者。都各自适合该地区的心理特点。中西方宗教作用的心理源头在于地区血型分布结构的巨大反差。了解了这个缘由，国民性的相互理解就容易多了。再比如说对“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人的心理本质，更深层的原因进行探讨。一是，西方也有农耕时代，为什么没有形成农耕文明，以及所谓“同质化”竞争？我国是四种血型均衡，其中B型与AB型占优势，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农耕文明很是适应，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到来之前“同质化”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在同质化争斗中，无论是思想交锋，还是战争决斗都难以以一方绝对取胜，因此“最终走向大一统，就是这样的经验试错过程，以大一统来克服这样的困境，也就成为华夏文明集体经验的成果。”而西欧这些地区虽然也经过了“农耕时代”，但他们那里 O型占多数的单一血型地区，他们对于农耕文明的依赖与适应及相互之间的“同质化”与B型、AB型的“同质化”不是一样的。他们的性格取向喜欢自己占山为王，在争斗中以力量大小分胜负，最后以地理条件为依据进行利益分割，形成一个个国家，且相安无事，而不会是走向“大一统”。二是，“安分敬制”为什么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在四种血型均衡的国度，要想统一思想形成大家都赞同的秩序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某种宗教也不行。怎么办？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安分敬制”为基础，建立“合乎道理的平衡”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任何血型思维的人不管是“讲道理、按礼制、依法治、搞平衡”都说得通，都可以接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的位置，所以也就长期延续下来了。三是，即便是“小一统”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也没有形成“安分敬制”？在单一血型的O型社会，人际关系并不复杂，大家个性都强，相互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在长期集体“经验与试错”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公平与民主”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秩序，来实现同质个体之间分配平衡。一旦出现科技发展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时，这种“平等、自由”秩序思维可以很快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然需求”。

3.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与发展。
（1）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一是，人生哲学和谐优美。由于我国四种血型思维均衡的特殊性，对为人处世之道格外讲究，形成了一些非常精良的人生哲学。有学者是这样总结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类型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结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种类型。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从文化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影响来看，诸子百家中主要是儒、道、墨、法这四大家，因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也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种类型。儒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道家人生哲学是重境界、图个体自由放达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墨家人生哲学是“兼相爱，交相利”、耐艰苦的公利主义人生观。法家人生哲学是急功近利、追逐权势的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法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儒家重视道德人格、道家提倡精神境界的话，那么法家追求现实和功利。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本原性的“正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本原民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认为：对“绝对者”的觉悟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自任是一种文化成为本原性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殷商对“上帝”的崇而不祭，表明殷人崇拜的“上帝”已超越了自然神而为一至高神；周人的“天”则进一步纯粹化为“无亲”而“与善人”的公义之天。诸子之“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削弱殷、周对“绝对者”的这种觉悟与确信，相反，实乃加持了这种突破性的宗教信仰。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仁爱法则的发现，则完成了对“绝对者”的信仰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之间的贯通，从此把华夏民族带上了担当普遍性原则的“世界史”之路。本原文化民族之间的相遇是普遍性升级的必经之路。就绝对的一即是绝对的源头而言，真正的“我们”实乃绝对本原的守护者与承担者，因此，“我们”展开的历史才是有所守护、有所担当而有道统的历史。借此道统，“我们”的历史不仅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义。这样的“我们”在哲学上才被称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我们”的文化才成为本原文化。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指出：就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身之肢体，有正脉，有支脉，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的。坚守道义原则、以人类万世太平为终极目标的文化，即可视为正脉。中国文化便是其代表；坚持利益原则，以发展、创新、竞争、超越等为生存手段的文化，即可视为支脉，欧美文化便是其代表（注意：这里谈的只是“代表”，而无排他性）。人类要想健康、幸福的生存，还必然谐调大脑与四肢的关系，关注使人生命延续的“正脉”，让这种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正脉与支脉的关系，犹如汽车发动机与方向盘的关系。故世界级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所以说，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本原性“正脉”，是中华民族之根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三是，“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什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在四种血型思维均衡，“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唯有伦理才方能说服大家，只不过要将旧的伦理加以改造，树立起新的伦理是了，此乃解决团队意识淡漠与组织起来困难等中国文化问题的突破口，即顺其自然而解决。

（2）“大同世界”哲学思想的历史担当。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对文化差异，特别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独到的研究。季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总之，我们要做的努力：一是，中国文化要与世界文明接轨。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春文教授指出：中国文化不是文明形态，而是文化形态。在西方文明已经将各种文化形态都压缩到角落里残存的情况下，我们应有勇气正视文明与文化的根本不同，并以此来摆正我们的文化的位置。虽然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带到那里，但在涉及对世界的理解时，中国人无疑也在学着与文明对话，与在文明体系中的世界对话，这种文明体系已经变成了和世界等价的语言。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正确理解这种语言。我们要正视文化形态已被文明体系所覆盖这一事实。而且尽早进入对这种文明体系的理解反倒有助于我们主动地自觉地有选择地保留或发扬我们的价值传统，否则就有被连根拔起的危险。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指出：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如何将其中国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文明部分是两者接轨的关键，文化好的部分各有特点需各自保留传统，文明部分可以形成共性，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