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高第任辽东经略，着手推行自己的主张，提出“归并宁远”方案，主要内容就是以锦右为“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言下之意：锦右既成“游哨”，原先部署的明军主力自然撤回，驻扎关上。
撤军方案提出，袁崇焕上书反对，言：“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 （《三朝辽事实录》）。“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明确拒绝了“归并宁远”——如果您坚持要“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我不敢当此重任（另请高明）。
后来，高经略坚持撤军，袁崇焕愤而辞职。十二月，朝廷慰留袁崇焕（哪里再找个“傻瓜”守宁远送死？），加山东按察使（本官晋升一级，实职仍然是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又回去上班了。
看“宁远之战”战前部署，高第于锦右仅留兵数千，宁远兵不足两万，自拥大军于关上，有放弃关外的意图。“宁远之战”，明军没有任何一位实授总兵参战——三个月前高第建议调回山海关的三总兵部到哪里去了？查《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壬寅，“蓟辽总督王之臣言：“宁远事急，臣意关门有重兵可分一万，则各将面面相视，此云兵少，彼云马弱。即询车营何在？李秉诚云：马帅在时营已尽废矣。””《孙公行状》：“出十二车营于关外”（天启五年夏）。宁远之战时，蓟辽总督王之臣到山海关组织援军，“意关门有重兵可分一万”、“即询车营何在”，表明他知道高第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马世龙是柳河之战前线总指挥，宁远之战时他的部队出现在山海关。多方史料记载和反映高第撤军，且无反证，可确信无疑。
有人言：《实录》未见高第撤军疏，故无撤军之事。此说谬矣！高第撤军的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岂因不见原疏而轻易否定？如：熊廷弼“三方布置”原疏亦不存于世，这能否定熊廷弼上“三方布置”策吗？个人认为：历史文献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部分，高第撤军疏没有保存下来，可能保管不善，也可能因为事涉朝廷颜面“被消失”了。以常理推之，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调整，高第应该奏报朝廷方可施行。
有人疑：“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宁远哪里撤了？前文引《孙公行状》，有“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兵”语，此为一说。又读《明史·满桂传》，天启四年，（宁远）“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宁远之战”这么多军民哪里去了？窃以为“驱屯兵屯民入关”当不止锦右。再以常情推之，孙承宗调出关外的三总兵部也可能有部分部队驻扎宁远，奉命撤回。
又有人疑：“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与高第要求守宁远矛盾，而且守宁远是朝廷方略，高第岂敢违背？这种怀疑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排除其它可能。个人认为：袁崇焕的话是句口语，见于周文郁《边事小纪》、茅元仪《督师纪略》，两人都有当事人资格，《孙公行状》也有记载。可能是高第在袁崇焕谒见的时候提出并撤宁、前，袁崇焕当场拒绝，且反应强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常情推之：高第议撤宁前并非真心，而是给袁崇焕设套，如果袁崇焕赞同就是“怕死”，政治上完了；拒绝就得有所行动，不怕他撂担子——这叫“两头堵”。袁崇焕明知入套，便顶撞了两句。以上就是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日还见人大批“尽撤关外”，不知从何而来？问其出处则顾左右而言它。本人只见过“令撤锦右、宁前之兵”、“且欲并撤宁、前二城”、“议撤宁前”等语，从来没见哪份史料写“尽撤关外”或者表达相同的意思，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史载高第撤军，于锦右留军数千，宁远兵不足两万，“尽撤关外”明显失实。倡议大家在读史的时候尊重原文、准确把握、减少误解。当然，谁都不会永远正确，籍此与各位互勉。

二、战役经过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汗努尔哈赤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大举攻明，“宁远之战”爆发。正月六日， “经略辽东高第奏：“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得旨：“狡奴蠢动有形，右屯积聚刍粮，俱要收拾内地。卿新莅关门，锋刃方锐，宜严敕道将，倍修战守，务保万全” （《明熹宗实录》卷67）。”朝廷要求将将右屯存粮“收拾内地”，这哪里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右屯距关门四百余里，存粮三十万石，守军不过一千，平时皆赖海运。高第于冬季撤走明军主力，而使右屯暴露在敌军锋镝之下，海面结冰无法船运，却没有预作筹划，派大军运粮（这么多粮食，难道吹口仙气就飞回来了？），待六年正月恍然大悟，悔之晚矣！
不久，天启帝喻旨：“朕以渺躬缵承祖宗统绪，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今逆奴有将至右屯之报……。度兹小蠢之情不过为抢夺右屯粮草之计，而藉兹为饵致逆奴天亡之日也”（《明熹宗实录》卷67、《三朝辽事实录》卷15）。圣喻称借右屯粮草为饵“致逆奴天亡之日”，显然站不住脚，不避嫌疑地替人掩过。能请下圣喻为自己掩过的，自然不会是小人物，且非天子近臣不可。

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大军“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有前锋至西平堡，捉哨探问之，告曰：“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清太祖实录》）。
“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明史》）
袁崇焕揭：“奴酋入犯，本道与总兵满桂、同知程惟模住扎宁远，为死守计：城内以广武营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衬兆兰带领步兵，与都司徐敷奏凭城为守。总兵标下内丁城上及四门为投，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其传宣督阵，则中军孙绍祖、何可纲……等是也。修武营参将祖大寿领营内健丁，出兴冰瓦窑冲为援。前锋既撤，王承胤、肖升、左副将不许西入，领其辖下之兵，缘红罗山一带堡在贼后。副将朱梅、游击马爌、邓茂林，各简其健卒，与参将合迎，为宁远外援。其各小堡，俱归并于觉华、宁远。各堡官如孟继孔、孙呈惠、王太运、周良驭、张存仁、余国凤、戴光祖、孙定辽、赵邦宁，马兵一、二百或数千，俱攒而入在大营中，从北应援。水营游击姚禹贤、乔桓、季士登，都司王锡斧，守备王鳖、查应才，各简其船上劲兵，援之于南。中右所城虽小，然在宁远之后稍缓，该将刘永昌与尤岱自愿为死守,应听之各。总兵赵率教自应以步卒守其信地，为宁远之后劲，其马兵及各小堡主将、战将如窦成功……等俱应令其领所部马兵从西应援。总之今日以宁远为前锋，宁远一固，则奴必不敢舍坚城而西；宁远不守，诸城堡如中右、中后未必能存，又当集关内之力，援前屯”。（《三朝辽事实录》卷15）
时锦右已撤，宁远成为前线核心，袁崇焕判断“宁远一固，则奴必不敢舍坚城而西”，上报了一个作战方案，归纳为五点：
1、城防布置。以广武营步卒守城内，撤中左所，都司陈兆兰率步兵与都司徐敷奏守城墙，满桂标下内丁投放城上及四座城门。袁崇焕督内丁专门在城内搜拿奸细。派中军孙绍祖、何可纲等传宣督阵。
2、外围布置。以修武营参将祖大寿出兴冰瓦要冲，命副将朱梅、游击马爌、邓茂林与祖大寿合兵迎敌。
3、敌后序列。（锦右）前锋既撤，命王承胤、肖升、左辅不许西入，于红罗山（弘螺山）一带依托堡垒牵制敌后。
4、援军序列。各小堡俱归并于觉华、宁远。堡官孟继孔等从北应援；水营游击姚禹贤等从南应援；调赵率教及堡将窦成功等部骑兵从西应援。
5、宁远以西布防。刘永昌、尤岱自愿死守中右所；以总兵赵率教率步兵守前屯（所属骑兵增援宁远、觉华岛），集关内之力援之。
袁崇焕表示：“奴之蓄锐三年，其图我必深，万一不测，本道定与此城为存亡。而本道申明内有各将领或守或援，俱当与本道为存亡”。又请明军法，称：“本道法所得及，径于军前诛之；其法所不及，恳上台必正之法。……若溃而入前屯，赵总兵以贼论执而杀之。放一贼过前屯，亦总兵赵率教之罪。总兵杨麒固守关门，即放一逃兵入关，亦杨麒之罪”。 （《三朝辽事实录》卷15）
由于锦右奔溃，敌长驱直入，袁崇焕方案中的外围战与敌后牵制作战未及实施，祖大寿、朱梅、左辅、邓茂林、肖升等入守宁远。“马爌挺身赴援松锦本道令回守中右（所）”（《明熹宗实录》卷70），王承胤与之俱。
正月十九日，“觉华岛各将议凿冰壕” （《三朝辽事实录》卷15）。“高第又疏言：“初闻奴报过河，即檄觉华岛将官凿冰自卫” （《明熹宗实录》卷68）。”袁崇焕下令将“龙官寺（宁远城西南五里）收贮粮囤好米，俱运至觉华岛”，“遗下烂米，俱行烧毁讫”。 （《明熹宗实录》卷67）
正月二十一日，各路兵马收聚于宁远，“时城中士卒不满二万”。总兵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均认为奴兵不可以野战争锋，决定以死守拒敌。“大寿遂发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彭簮古率勍兵挽而登之。尽焚城外民舍积蒭”。又“令同知程维模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鸠办物料；诸生守巷口” 。城内戒严，“有一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以满桂提督全城，守东南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明熹宗实录》卷70）。
正月二十二日，“城中部署定”。

一、东江牵制全无。
《明熹宗实录》：
天启六年二月丙子，“总兵官毛文龙复请释旧抚王化贞，……。得旨：“功罪原分两途，信赏必罚，系朝廷操柄。毛文龙即使有功，岂得代人赎罪？况奴酋入犯（宁远），文龙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乃为失陷封疆之人求宥，藐视朝廷，是何法纪？念海外孤军姑不究”。”
天启六年四月己卯，“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疏言：“奴酋鸷伏数载，毛文龙自信牵制之能，臣愚初意其或然。不虞今岁正月，奴倾巢入犯，虽稍挫其锋，而攻围抢掠逍遥内地者二十多日，略无踉跄返顾之意。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逞，一似不知有牵制者。兹据塘报，尚叙去年十月间事。其於入犯情形，槩乎未闻，犹曰侦探最真，朝谋夕计，闻风扑杀者耶？……”。得旨：“这本说的是。……至奴犯宁远已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据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毛文龙当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勿徒以献俘塞责”。”
2、蒙古观望打劫。
《明熹宗实录》：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五日，“经略高第报：奴贼於二十二日巳时至首山，离宁远十里。虏酋束不的纠聚精兵达子二万，要在二月初一日，起兵犯抢，东西交讧。”
天启六年二月四日，“辽东经略高第报：“西虏（蒙古）乘奴入犯，率二千余骑犯平川、三山堡等处，赵率教率兵御之。前后斩虏首级八十三颗，获达马一百五匹，又犯中后所，副将杨应乾率兵追至高台堡，斩虏首级二十颗，获达马七十匹”。”

后事：
“宁远之战”，后金攻宁远失利，喀尔喀蒙古攻掠后金，四月遭努尔哈赤讨伐。内喀尔喀五部盟主炒花（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率主力与努尔哈赤会战于西拉木伦河，大败，囊努克台吉被杀。后金乘胜追击，先后破扎鲁特、巴林等部，各部相继奔逃。蒙古林丹汗乘机武力兼并遭重创之乌齐叶特（朵颜三卫之福余卫）、巴岳特两部，收服翁吉刺特部（朵颜三卫之泰宁卫）。天启七年又攻扎鲁特部，扎鲁特、巴林两部投科尔沁不成，崇祯元年归附后金。
三，“宁远之战”胜败得失
“宁远会战”，从战略上看，明与后金打平，明军成果较大；战术上，后金胜。“宁远守城战”打破了努尔哈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话，凝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明军对女真主力不敢守战的局面自此改变；战后，明军收复锦州，巩固了关宁锦防线，初步扭转了开战以来后金频频进攻，明军节节败退，战线一再西移的战略态势，取得战略成果。
理论：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近现代以是否达到政治目的或取得政治优势为判定战争胜负的最高标准。
同时，军事上战略高于战术。作为战争一部分的战役、战斗以是否实现战略目标或取得战略优势为判定战役（战斗）胜负的最高标准。
“歼敌”不超过一定的量只是战术成果。
《明熹宗实录》：“守者以全城为上，援者以退敌为功，俘馘或斩级皆所不计”，与现代理论相合。
战略上：“宁远会战”，明军取得明清（后金）开战以来首次大胜，振奋人心为一得，“守土”、“退敌”，巩固关宁锦防线又为一得；后金掠得右屯存粮为一得（在明为一失），攻宁远不克为一失。
《满文老档》：皇太极云：“我父汗曰：‘……汉人、诸申（女真）各立为国，以安生业。遂未入山海关而还，……然明乘修葺宁远，不肯罢兵，遂往征宁远’。”以明朝“修葺宁远，不肯罢兵”为侵略借口固然是强盗逻辑，但也清晰地表明攻破宁远为其战役目标。以常理论：后金经济落后，缺粮少食，抢掠为又一目的。
明朝起初认为后金只为抢掠，事实证明判断有误。努尔哈赤掠得右屯存粮并没有急于搬运回国，而是继续西进，猛攻宁远，撤军途中路过右屯下令将来不及搬运的粮食付之一炬。
战术上：“宁远守城战”估计杀敌上千，守军损失较小；明方丢弃右屯存粮三十万石，沿途城塞堡垒遭敌破坏，觉华岛“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惨遭屠戮。
“宁远会战”，袁崇焕时任宁前兵备道，“宁远大捷”指“宁远守城战”胜利，在他的管辖范围胜利无疑。战前，辽东经略高第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使右屯、觉华岛暴露在敌军锋镝之下，导致重大损失，战后被明朝革职。右屯参将周守廉没有焚毁存粮既行逃窜，问斩。
“宁远守城战”估计杀敌上千

（二）觉华岛败因
王在晋认为是当初决策失误，《三朝辽事实录》记录了天启二年的讨论情形：
王在晋：“若觉华则去宁远三十里，可收粮而不可长守也，冬月水坚可渡。”
阎鸣泰：“虏至将凿冰为堑，以限虏骑。”
王在晋：“冰可踏者必结，土冻凿堑土可填也。”
阎鸣泰：“守岛则虏不敢犯宁城，为宁城之犄角。”
王在晋：“虏用骑，而水兵舍舟则失其长技矣。可与骑兵格闻乎？守之何益？”
事情发展——“枢辅至檄兵守，高经略未及议更，虏踏冰而岛兵尽遭其惨戮……”
由此可见，“凿冰为堑”是阎鸣泰提出的作战预案，“高经略未及议更”。宁远会战，“觉华岛各将议凿冰壕”，高第“即檄觉华岛将官凿冰自卫”，均是沿用阎鸣泰预案。觉华岛失陷，姚禹贤、王锡斧、季士登阵亡，袁崇焕提出的水营游击姚禹贤等从南应援似未采纳。
现代看来，阎鸣泰“凿冰为堑”确有失误，但觉华岛之败的主要原因还是高第撤军。当初，孙承宗营筑关宁锦防线，以锦右屏障宁远、觉华岛，高第主辽后调整部署，将明军主力撤回山海关，致使“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觉华岛防务“未及议更”有高第计划不周、草率撤兵的问题。觉华岛是辽东后勤基地，平时依赖海运，缺少陆上运输工具。高第在冬季撤军，海面结冰无法船运，待奴兵入犯，粮草、商民（包括大量明军家眷，女人小脚）都来不及撤走。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走两百里避入关内，不知道路上会死多少人，更不知道如何逃过骑兵追杀（当时认为宁远守不住）——觉华岛选择“凿冰为堑”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当事人不知道结果……
（三）高第撤军问题
高第撤军是右屯失粮与觉华岛之败的必要条件，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一节，我阐明“关宁锦防线”的极端重要性和“不战而弃锦州不可取”，谈了守御锦州的必要性，这里再讲一下可行性。
高第言：“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薄”，以锦州“朽坏”为由推动撤兵。
而袁崇焕言：“今但择良将守之（锦州），必无他虑。”
——谁的陈述更接近真实、判断相对准确？
事实胜于雄辩！“宁远之战”，锦州失陷，遭后金破坏。战后，袁崇焕收复并修缮了锦州城，四个月完工，“宁锦之战”经受住了战争考验，锦州又抵御满清十五年。由此可见，锦州城防可恃，高第所谓“朽坏”并不属实，有故意贬低的嫌疑。又暗指孙承宗渎职，任锦州“朽坏”，即可推卸责任，也可为政争口实。
当年，孙承宗主辽，练兵十一万；高第代之，报兵只五万八千，王在晋亦从此言。有人认为：高第撤军是“不得已”，马世龙空额吃得太狠，孙承宗竟不知情，及高第到任，发现兵只五万八千，不得不收缩防御，马世龙、孙承宗负主要责任。
本人认为：说马世龙吃空额符合常情，但要说孙承宗全不知情，任其将十一万兵额吃掉一半，我却不信。以实绩量之，孙承宗主辽三年间，复土四百里，奴未能大举入犯，应该是有水平的，怎么会昏聩到这种地步？高第、王在晋是孙承宗政敌，在利益相关的场合，他们的话不可全信。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看孙承宗怎么说。钱益谦《孙公行状》：“明年正月，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第仓皇叫苦曰：“关兵只五万。”逆党喜而相告，此可以难倒枢辅矣。公遣人告户部曰：“高尚书散十一二月饷，且有全镇布花，五万人乎？十一万人乎？今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予姑不置辩，尚书可自悔失言。予一疏使东有不识兵数之尚书，当为四夷传笑，遂轻中国。”奴既退，再奉旨核兵。第乃具疏认罪曰：“前止据见在五万，今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其欺妄如此。”
双方各执一词，再看明朝的调查结果：
《明熹宗实录》：
天启六年二月乙未，“先是，奴酋突犯，经臣高第疏奏兵马不敷调兵应援，诏诘责之，兵部覆称关外各兵不过三万、关内又止二万八千，而粮饷未闻报减，宜听经臣从实核奏。后以关饷诎乏复有旨，前减汰兵饷，以八月初一日为始，是时报额兵十一万七千，今见在止五万八千。实少一半，其饷安在？便著巡按御史，从公将五年分逐月查筭。经臣乃复疏言，关内兵三万五千五百余员名，关外兵九万九千五十余员名。关内外兵数原不止五万八千，营伍众多，每月皆有逃亡事故，应补未补者数目参差不齐。仍候道镇详细查明核实，再奏报闻。”
癸卯，“巡关御史洪如钟奏：覆查过关门兵马钱粮实数得旨。据查五年分兵马钱粮除逐月发过外，扣筭还官银八千一百四十两，并存剩二项，共银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两。俱以充六年分兵饷，及查各处见在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较之枢辅清汰后略有不同，亦未尝少一半。但文武各官名下占役，无一非兵，其工食无一非饷，今当限定名数不许过多，另造一册，毋使混淆，亦是清饷一法。”
《三朝辽事实录》：
天启六年三月，“督饷省直巡按御史刘述祖提称：“据关臣所报，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

《明熹宗实录》印证了《孙公行状》所言，高第承认误报；《明熹宗实录》与《三朝辽事实录》均记录核查结果为“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请各位自行斟酌。
综上所述：高第撤军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拿上桌面的“理由”大多搀杂了政治斗争因素——无论锦州“朽坏”还是“兵只五万八千”，矛头暗指孙承宗。若非“宁远大捷”扭转战局，孙承宗将背负战败责任，而高第新任，只要守住山海关就可以据此表功。个人认为高第军事糊涂，却是政争老手。
历史证明：自私自利和自作聪明的政治斗争，是明朝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认真检讨“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斗争传统，才能减少类似的问题一再发生。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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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没有缺页 把疑惑缺页的补上 一、战前形势
四百年前，大明王朝静静地步入晚年，庸人柄政，百官旷职，文恬武嬉，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是为醉梦之期。辽东一隅，建州女真悄然崛起，至万历四十四年建国称汗，四十六年悍然攻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短短四年时间，明军屡战屡败，至望风奔逃，“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丧师数十万而捐弃全辽，“逐步退缩至于山海关，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后金兵锋所向，明朝如何应对？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固守山海关，代表人物先后有王在晋、高第；第二种意见：修建关宁锦防线，代表人物有孙承宗、袁崇焕。
本人支持关宁锦防线。从军事上看：防御正面越窄、纵深越大，越有利防守。辽西走廊夹山临海，不过几十里正面；关、宁、锦形成四百里纵深——如果锦州失守，还有宁远；宁远陷落，才到山海关。山海关是阻止满清逐鹿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退无可退。如果弃辽西四百里退守长城，防御正面从几十里骤然增加到数千里，且纵深全无。按当时的条件，要守住数千里长城（敌只需突破一点）绝无可能。历史也证明了这点——崇祯年间，满清（后金）曾五次绕道蒙古掠劫中原（“己巳之变”多少还有点突然性），长城是挡不住的。而如果后金绕道蒙古夹击山海关，关门（山海关）失陷就只是时间问题。
有人认为：山海关牢不可破，地形胜于宁、锦，弃宁、锦而守山海足矣。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就连当时力主守关门的王在晋、高第都不这么认为。分析如下：山海关比宁远、锦州，地形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有利方面在地势险要，不利方面则是一个线形防御（敌只需突破一点）。高第言：“守四面之城易，守数十里之长城难”。战略上能够容纳的部队有限（一条长城能容纳多少部队？比四百里辽西如何？）。
天启二年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评价山海关“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发现附近山头高于城垣“数仞”，但心敌军登上山头，居高临下覆盖射击，又说“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提议“再筑边城……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后来，孙承宗视察发现问题——王在晋谋划的新城与旧城距离太短，一旦前线兵溃，敌军驱赶溃兵反冲我城（常用战术），到时候要不要开城接纳败兵？——开城就会被敌乘机抢关（不开则可能丧失军心，引起哗变）。于是否定了八里铺重城方案。
再作一个简单的战术计算：宁远城周长3200米（约六里半）、锦州稍大，不过十余里，两者都是四面之城，城中可驻扎精锐为预备队，当某段城墙告急，能很快增援。王在晋议筑的八里铺重城一条线就长三十里，数倍于锦州、宁远，城墙上需要的兵力更多，预备队增援的距离更是增加了五到十倍左右，难易如高第之言。
最后作一个战役推演：若满清绕道蒙古进逼京城，明朝肯定会调山海关守军入卫，不能不去吧？赴京途中有没有被打援的危险？就算先到京师，敌军突然调头东向，同时从国内出兵夹击山海关（弃宁远则关门失障，使前后夹击成为可能），结局可知？
又有人认为：守关宁足矣。概因“松山之难”而厌锦州。我也不赞同。
分析：不战而弃锦州不可取！1、平白丢弃一层防线,纵深减小。2、锦州为宁前屏障，辽西大部分屯田在宁前一带，弃锦州而将宁前暴露于敌军锋镝之下，是损己利敌。且“宁远之战”教训深刻。3、锦州作为关宁锦防线的前沿核心，主要作用是阻挡和消耗敌军，非决战之地。简单地说：只要满清付得起代价（要么付出数千人以上的伤亡强攻坚城，要么花几年时间、消耗大量物资将其围陷），锦州失陷也可以接受，白送不行！
历史上“松山之难”概因明朝背弃袁崇焕“孤守”之策，派大军救援锦州，与满清主力决战所致（想一想：防御纵深起什么作用？如果在第一道防线与敌军决战，第二道、第三道防线还有多大意义？）。满清拥有野战优势，有意布局，而明朝采取围一城必援一城的错误战术，被围城打援不可避免。即使没有锦州，宁远、山海关乃至于京师皆可以“打援”。
前面提到“孤守”之策，简要讲解如下：袁崇焕的守城思路是固守、孤守、死守。所谓“孤守”，就是靠自己守城，别指望，也不会有什么援军——没有援军，自然不会被“打援”。他要求别人做到，自己率先施行！“宁远之战”，袁崇焕孤守宁远城。他派人去山海关，不是求救，而是要了一道死命令——宁远将士入关皆斩。“宁锦之战”，皇太极围攻锦州，当朝令袁崇焕出兵援锦，袁崇焕只派偏师虚应……。战后，袁崇焕因“不援锦州”被指为“暮气难鼓”，辞职下野。回头看，我认为“孤守”是正确的战术。天启末至崇祯初，后金不过六、七万余丁，强攻宁远、锦州不是不行，但损失太大——明朝亏得起，后金亏不起。长期围困依赖经济，当时后金无此实力。强攻太亏，打援不成，便只能撤围。历史上锦州又抵御满清（后金）十五年，早已经值回票价。满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准备，在义州屯田，用了两年时间才将其围陷。真正的败笔是明朝不该派主力援锦，派骑兵在外围虚应既可。若如此，即便锦州失陷而明军主力尚存，闯、献何得以纵横无忌？明祚可以延长。时过境迁，华夏或免于沦陷。
言归正传。天启二年六月，孙承宗巡边，否定了八里铺重城方案，召将官议防守之策，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王在晋坚持不可，主守中前所。其时，明军前哨名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孙承宗经过考察论证，决定主要采纳袁崇焕的意见，在宁远筑城；部分采纳阎鸣泰的意见，组建觉华岛水师，与宁远互为犄角；回朝后奏请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因此结怨）。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熹宗任之。
孙承宗立志复辽，以袁崇焕、满桂、祖大寿营筑宁远（天启四年完工），又“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天启五年夏），关宁锦防线初步建成。主辽三年间，复土四百里，练兵十一万，奴未能大举入犯。
天启五年九月，柳河之战，明军小败，引发政争。十月，孙承宗去职，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钱益谦《孙公行状》记：“第在兵部日，请减兵，请撤关外以守关内。……甫受事，即下檄马世龙，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袁崇焕力争曰：“宁前道与宁前为存亡，撤宁前，我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兵，驱屯兵屯民入关，弃屯粮数十万石。死亡塞路，哭声震原野。明年正月，奴长驱入犯，路无留行，第撤兵之效也”。
高第上任后做了一件大事——“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周文郁《边事小纪》、茅元仪《督师纪略》亦作是言。周文郁、茅元仪身为辽将，有当事人资格，为第一手资料。《明史》又综合了《三朝辽事实录》，记：“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高第“请撤关外以守关内”的奏疏见于《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五年九月……兵部尚书高第奏：“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山海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关外，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仇，都令欲逞，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是在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

明代首级检验十分严格，正常情况下“斩首”远低于歼敌（排除杀X冒功）。 如：万历朝鲜战争，明军攻克平壤，歼灭小西行长第一军万余人，又击溃前来增援的大友军数千，斩首却不过两千。这还是战后明军完全控制了战场，平壤仅有极少数人逃脱的情况。“宁远守城战”以不足两万明军独抗五、六万后金主力，攻城方战死城外，割级更难。《明熹宗实录》：“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按平壤之战的斩首与歼敌比例估算，杀敌上千。
现代采取根据战役（战斗）结果，参考交战各方战报进行评估的方法。
“宁远守城战”，明方估计“伤敌数千”，夸张的上万；后金《满文老档》自承折损五百——这是明清（后金）开战以来满清承认的最大数字，超过萨尔浒之战、浑河血战。由于胜方夸大战果，败方减报战损是一种普遍现象，满清在这方面劣迹斑斑（如：永定门之战，满桂四万大军覆灭，《满文老档》居然自称“我军无一死者”，违背军事常识，明显吹牛）。现代估计“宁远守城战”杀敌上千。
当时，后金不过二十几万人口，六万余丁，攻宁远两日折损青壮达到总丁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就算按满清承认的“五百”也接近百分之一，可谓“伤亡惨重”。后金不能承受强攻坚城的重大伤亡，从宁远撤退。
另据明方记载：正月二十六日，明军火炮“并及黄龙幕”，努尔哈赤可能被波及受了轻伤（指挥部中炮，混乱中负伤），由于战场目测不十分准确，出现“重伤”、“毙”等传言可以理解。
努尔哈赤是否负伤尚存争论，但“宁远守城战”击退后金主力的历史事实无可置辩。努尔哈赤正月二十六日从宁远撤军，二十七日已至右屯，日行两百余里，甚至下令烧毁来不及搬运的右屯粮草，退得仓皇。
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看，“宁远大捷”（ “宁远守城战”胜利）当之无愧，是明军取得的第一场大胜。
四、明方主要失误及责任分析
《明熹宗实录》卷68：“恢边胜筭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皇上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酬报于前，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策励于后”。
客观评价“宁远之战”，既要充分肯定“宁远大捷”成果，也要认真检讨战役层面的若干失误，右屯失粮与觉华岛被屠使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错在哪里、该谁负责？
（一）右屯未撤之过
《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因当时有“悍军倡言抢粮”而误。高第组织撤军不辨轻重、不分缓急，指挥失措，难辞其咎。
“兵科罗尚忠题称：“闻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倡言抢粮，遂寝其说。今奴且营右屯，搬移既以无及，焚毁亦奚容迟，不然已为盗资矣。然掷尽屯积之千百，而靳言用力之一朝，倘愤前屯之为盗积，而坐视见在之为军饥也，……””
“礼科张惟一题称：“……右屯露贮之三十万……,久奉撤入之命,而徒惮抢劫之虚声,辄举而委之奴可惜也。既不然抢粮之说实有其事，散之军不犹愈赍之盗乎”。”
“刑科陆文献题称：“右屯储米三十万，以之饷军以为续命之丹，以之委敌则为盗粮之赍。既鉴于前军之覆（柳河之败）而请旋，煽于妖言撼而寝，即未及先事之防，亦不宜贻后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马之说，既不欲藉寇兵矣，岂其欲赍盗粮哉”。”
这么严重的失误，起初即有天启圣喻为之开脱，事后明朝亦未深究，不合常情。个人推测：高第可能奏报过朝廷，而内廷决之。此为一“说”。
近年，网络传言右屯未撤因“管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阻挠所致。理由是金启倧曾反对撤军，猜测其拒不执行撤粮命令，并以金启倧在“宁远守城战”中“手放大炮”遇事故身亡为由猜测是袁崇焕指使其阻挠撤粮，而后“杀人灭口”。
这种说法仅凭猜测判定袁崇焕“杀人灭口”，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金启倧阻挠撤粮，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崇焕“杀人灭口”。 天启五年十月，金启倧、袁崇焕上书反对撤军是战略争论，由于高经略坚持，其反对无效。以常情推之：撤军应先撤粮是军事常识，主力既撤，岂有阻挠撤粮之理？金启倧一小小通判，更无此能。“宁远之战”，右屯参将周守廉弃粮而逃，以其贪生怕死，怎么会受金启倧指使拒绝撤粮？战后明朝追究右屯失粮，只见周守廉弃粮而逃和高第指挥失误，未见“阻挠撤粮”说，设使有——高第怎会不加辩解，而无只言片语流传于世？
学界允许怀疑权威，提倡百家争鸣，但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历史学讲究言必有据，没有依据，天马行空般的胡乱猜测便成了“编故事”。司法更要讲证据，用无法证明的猜测给人定“罪”，这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就叫做“莫须有”！与大家引以为戒。

《明熹宗实录》印证了《孙公行状》所言，高第承认误报；《明熹宗实录》与《三朝辽事实录》均记录核查结果为“官兵尚有九万三千二百余名”。请各位自行斟酌。
综上所述：高第撤军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拿上桌面的“理由”大多搀杂了政治斗争因素——无论锦州“朽坏”还是“兵只五万八千”，矛头暗指孙承宗。若非“宁远大捷”扭转战局，孙承宗将背负战败责任，而高第新任，只要守住山海关就可以据此表功。个人认为高第军事糊涂，却是政争老手。
历史证明：自私自利和自作聪明的政治斗争，是明朝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认真检讨“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斗争传统，才能减少类似的问题一再发生。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