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雪堂”与宝钗“雪洞”的跨时空精神对话
第41回,妙玉邀请钗、黛去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茶具乃是作为葫芦器的“£(左分右瓜)瓟斝”,其上有注云:“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给黛玉用的茶具乃是“星犀䀉”(庚辰本音讹为“杏犀䀉”,程高本又改为“点犀䀉”),其上无注。方山、爱明悟都发现所谓“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当是隐含了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年)贬居黄州时,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且作《雪堂记》的信息。而曹雪芹刚刚于第40回描写了宝钗蘅芜苑如“雪洞”一般的室内布置,此处又暗点苏轼在黄州隐居于雪堂,并开始自号东坡的信息,显然有以苏轼来比拟宝钗的寓意。笔者以为,这个发现很不错,确实是找到了元丰五年的“雪堂”东坡与《红楼梦》中“雪”宝钗交相辉映的关联所在。不过,细读苏轼的《雪堂记》,笔者以为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曹雪芹将苏轼与宝钗关联在一处,并不是要简单地将二人归并为同类,而是要特意对照二人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概而言之,元丰五年的苏轼乃是内儒外道(佛),而《红楼梦》中的宝钗则是内道(佛)外儒。苏轼是以儒家君子的身份而亲近模拟于佛道,宝钗却是以佛道高士的身份和光同尘于儒家礼法。
按,苏轼《雪堂记》以贬居黄州时,筑堂于东坡为缘起:“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接着,以宾主问答的形式,写了苏轼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内心困惑与矛盾。苏轼虚拟的这位客人,先提出了“拘人”与“散人”两个概念,指苏轼既非名利场上的儒家“拘人”,又非逍遥游乐的道家“散人”,而是“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接着,“客”又指明,苏轼之所以“欲为散人而未得”,是因为他没有摆脱“智”的束缚。这里的“智”,乃是老庄所言“弃圣绝智”中的这个“智”,是特指儒家的忠君爱民之心、愤懑不平之心、角胜斗口之心。当时苏轼之所以贬居黄州,是因为陷入了乌台诗案。而乌台诗案的缘起,则是源于苏轼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动辄写诗作文,大加讥讽,动辄与新党诸人争锋较量,结果被人上纲上线,诬以罪名,虽得免死,终至于流放。因为苏轼天性中有这么一股子不能割舍的“聪明”,见了愚人俗人恶人便忍不住出言打击,所以坎坷不断。而“客”也以此断定苏轼虽有隐居之行,而并无隐居之心:“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而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跼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再接着,“客”又更进一步地指出,苏轼筑雪堂隐居,其实恰恰是他内心摆脱不了儒家之“智”的反映:“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面对苏轼“适然而已”的自我辩解,“客”毫不留情,继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轼刻意绘雪于堂,是内心不空,而故意以空之外形示人:“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有的人在墙上画风雨,实际上是画者内心有怒心、惧心的表现。而苏轼绘雪于堂,其实是内心对官场仕途寒心的表现。但又不是真正丢开了仕途之念,只是想用外在的雪的形象来压制、掩饰内心的不平,越是掩饰、压抑则内心越痛苦。因此是“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苏轼也承认“客”说的很有道理,但又认为要他这种内心充满儒热的人当真去看空看冷一切,他也做不到。因此,他主张将儒与佛、道调和折中一下,既不再留恋入世功名,也不去追求大彻大悟,只是情所起,随性适之,“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他只要这种适性而乐,哪怕是丢掉了获得大彻悟的契机,也顾不上了。苏轼也承认,“客”所说的悟空之道属于上乘法,而他所追求的适性之乐属于下乘法:“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客”所说的悟空之道好比精美的高粱、纹绣,他所追求的适性之乐则好比粗劣的糟糠、皮弁。真正的悟道者肯定对这种较为低级的适性之乐不屑一顾。但苏轼以愚钝自居,则不免正好适合于这些较为粗劣的糟糠、皮弁之乐。故此,苏轼又对客言:“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在争论方面挂了免战牌,只作歌表明自己的心意:“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苏轼的意思是,建造雪堂的用意,不在于取大雪茫茫的气势,而只是取雪景赏心悦目的心意,我不想逃避尘世俗缘,只是想避开官场争斗的机锋。我并不理会欣赏雪景是不是透露了我对仕途的寒心,也不想讨论出世与入世谁对谁错。不过是一时性起,心意便随之,不在乎他物,只在乎内心的诸多感觉罢了。
苏轼《雪堂记》以“堂以大雪中为之”而始,最终落脚于“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说明宋元丰五年这时的苏轼其实是处于似悟而非悟的状态。筑东坡雪堂,看似“自以为藩外久矣”,其实内心并未摆脱儒家思想的藩篱。虽然经过“客”,也就是自身道家思想的劝说,也还是没有真正彻悟,而是选择了一条居中的道路,即以隐居的形式避开官方的纷争,但内心仍然时刻关注着官场仕路,时刻准备着返回中枢,再显身手。这也就是苏轼后来虽一贬再贬,而只要外部环境稍有好转,仍积极争取入世作为的缘由。一句话,这时候的苏轼其实是内儒外道(佛),具隐士之形,而秉儒者之心。他的隐居仅仅是迫于外部形势,只是将佛、道当作调剂痛苦的良方而已,虽师事之,而终究以儒为本:“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这就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形成了一种反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