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什么？”她问，双眼变大了。
　　“怀疑你和这件事有关。”
　　“老天，没有。每个人都十分同情我，但是这件事紧紧的跟住了我，我工作的单位每个人都清楚这件事，他们不断讨论这件事。每当再有男人约会我，总有多事的人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男人因我而死了，我是扫把星。”
　　“你怎么办？”
　　“我又不能打他们，只好笑笑，甚而谢谢他们。我不久辞了职，换个单位工作。不到3个月，大家又都知道了我的底细。如此一次又一次，我永远是扫把星。我并没有爱上那死去的人，我只是不讨厌他而已。和他有过断续的约会，但同时也有其他男友，我没有意思要嫁给他。假如我知道会这样结果，我会阻止他，我不要他为我而死。他很勇敢，也很高尚，可以说……也很仗义的。”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男子汉都会如此做的。”
　　她说：“统计证明你错了。”
　　我知道她这句话有理，所以没有再说。
　　“你看，”她继续，“朋友都在背后窃窃私语，恐怖和惨剧的记忆老在脑子中徘徊……我决定旅行。我来到纽约，找到了模特儿工作，为内衣做广告。有一阵一切都好，不久有人认出了我照片，朋友们又开始耳语了。
　　“自由的生活只过了一年。我才知道做一个普通人，自由自在多快乐，要怎样就怎样，过自己喜欢的方式。”
　　“所以你决定再失踪？”我问。
　　“是的，我知道换个姓名、换个地方是可行的。在纽约的错误是自己选错了要照相的行业。我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切从头开始，而且绝不给人照相。”
　　“新奥尔良？”
　　“是的。”
　　“之后呢？”
　　“之后一切你都知道了。”
　　“你怎会遇到葛依娜的？”
　　“现在看来也说不上来，开始是在餐厅或是咖啡店……也许波旁酒屋。再想想……没有错，是在波旁酒屋。那地方比较狂放一点，大部分常在那里吃饭的人认识其他常客。有不少作家，编剧，演员在那里吃饭。那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小地方，有气氛，有真实感，有信誉，是个可靠的小地方。”
　　“我能理解到。”
　　“不知如何我渐渐和她熟了，我发现她也在逃避什么。她好像做得没有我成功，所以我表示使用她的身分一阵子，而让她用我的身分。”
　　我说：“绿黛，有一点，我希望仔细问清楚你。是你提出这个建议的吗？”
　　她想了一阵说：“是她开的路，我想是她的意见。”
　　“能确定？”
　　“绝对确定，是的。唐诺，再给我一杯酒。你看我现在完全醒了，都是你叫我说这些事的。今晚上我不想太清楚，我要享受一份陶醉。”
　　我说：“还有一些小事，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譬如，你说说看，你知道曲律师死了，做了些什么？”
　　她说：“请你站在我的立场看一下。我已遇到过一次谋杀案，我一直在避免丑名外扬。当这件事发生后，我……我立即反应，我要逃开这件事。”
　　“不太好，绿黛。”
　　“什么不太好？”
　　“你说的逃走理由。”
　　“但是这是真的理由。”
　　我直视她双眼说：“你更知道，1937和你一起出游男友被杀的案子，根本没有一个人怀疑和你有关。但是一个女人一生牵进两件凶杀案，就太多了些。人们会开始追问那件旧凶杀案，问的问题和5年前就不会相同了。”

　　“老实话，唐诺，我从未想过这些。给你一说，别人会怎么去想，是值得担心的。”
　　“我们回到那个抽恋爱税的坏蛋。后来被捉到了吗？”
　　“捉到了。”
　　“认罪了吗？”
　　“对这一件案没有认罪，他一直否认做过这一件案子，他对其他的都承认了。”
　　“把他怎样处分了？”
　　“处死了。”
　　“你有机会见到他吗？”
　　“有，他们带我去，看我能否指认？”
　　“你能吗？”
　　“不能。”
　　“你看他的时候是单独一个人，还是数人一行请你认？”
　　“是一行人站在强光下，他们见不到我，但我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你无法从这些人中指出一个来？”
　　“不能。”
　　“他们又怎么办？”
　　“他们把他放在一个暗一点的房里，穿上他做案时用的大衣和帽子，问我能不能指认。”
　　“你能吗？”
　　“不能。”
　　“杀你朋友的戴了口罩？”
　　“是的。”
　　“你能记到他什么吗？任何小地方？”
　　“能。”
　　“什么？”
　　“他从暗处出来的时候，走路有点破。开了枪，逃走的时候，他不破。”
　　“这一点你告诉警察了？”
　　“告诉了。”
　　“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我认为没有。我们能不能不讨论这些，喝杯酒？”
　　我把侍者叫过来，指着酒瓶要再来一瓶。
　　“我对葡萄酒已不太有兴趣，来点别的吧。”
　　“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我说：“绿黛，好不好？”
　　“可以，唐诺，再帮我个忙。”
　　“什么？”
　　“限制我，酒到此为止。”
　　“为什么？”
　　“我要好好享受今天夜晚，而不是真的醉到人事不知，第二天起来头痛得混身是病。”
　　侍者拿来我们要的酒。我把自己杯中的喝了一半，站起来，向她抱歉暂离一下，走向洗手间的方向，迂回到电话亭，用纸币换了一大把硬币，打电话新奥尔良找在旅社的海莫莱先生，接线员叫我等候。
　　我等了3分钟电话才接通，我不断的放硬币进电话。
　　我听到海莫莱焦急的声音：“哈啰，哈啰，什么人来电话？哈啰。”
　　“哈啰，海先生，是唐诺。”
　　“赖，你在哪里？”
　　“洛杉矶。”
　　“老天！你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为你担心死了，不知你出了什么事。”
　　“我没问题，我忙得连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我已经找到了方绿黛。”
　　“你找到了？”
　　“是的。”
　　“在哪里？”
　　“洛杉矶。”
　　“你真能，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没有理由，没有推辞，只有结果。你真值得……”
　　“你还保有那公寓的钥匙吗？”
　　“当然，有。”
　　“好，”我说，“方绿黛在那里住过，房东会认识她的照片，案子牵涉到一件有阴谋的离婚诉讼。方绿黛是住在公寓里当葛依娜的替身，葛依娜住在雪港城一个叫滨河别墅的公寓里，是她支援方绿黛离开新奥尔良的。
　　“你快和葛马科联络。他会在新奥尔良的一家旅社中，告诉他葛依娜安排好了一个聪明的阴谋，把他引进陷阱，使他派的人把传单送给了一个不是被告的人。把葛马科带到公寓去，同时不要忘了让他找到剪报和手枪。把警察也找来，让加州警方重开已结案的郜豪得命案，你办好这些后乘飞机来洛杉矶，我把方绿黛交给你。”
　　一连串赞美之词像肥皂泡冒出水面一样，然后他说：“赖，你真好，方绿黛在洛杉矶吗？”
　　“是的。”
　　“你知道在哪里吗？”
　　“是的。”
　　“什么地址？”

　　“我正在跟踪她。”
　　“能告诉我她真正所在吗？”
　　“目前她是在一个夜总会中，她快要离开了。”
　　“有人和她在一起吗？”他渴望地问。
　　“目前没有。”
　　“你不会让她溜掉吧？”
　　“我始终看着她。”
　　“太好了，很好，很好。唐诺，你是个少有的人，我说你是只猫头鹰，我真正……”
　　接线员说：“3分钟到了。”
　　“再见。”我说，把话筒挂回去。
　　19
　　星期一早上，人们纷纷回到办公室工作，电梯显得特别挤。男士们有的前额有日晒，那是因为去了海滩或玩高尔夫没戴帽子。女士们有的化妆比平时浓，那是为了遮掩缺乏睡眠引起的眼角皱纹。大家有点愁苦的脸上，证明经过周末的欢乐回来上班是相当乏味的。
　　卜爱茜比我先到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上印着：“柯赖二氏私家侦探社。”
　　我还未进门，就听到机关枪似的打字声。
　　我进门时，她抬头看我：“哈啰，欢迎回家，旅途愉快吗？”
　　她自打字机前旋转向我，匆匆地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时钟，好像要决定，有多少分钟的合伙老板时间，她能用在一个合伙人身上。
　　“马马虎虎。”我说。
　　“佛罗里达的案子办得很成功，是吗？”
　　“还不错。”
　　“新奥尔良的事情怎么样？”
　　“吊在火上。白莎呢？”
　　“还没有来。”
　　“她有没有调查一下洛克斯地产公司的事？”
　　“嗯哼，有个卷宗……相当多资料。”
　　她自椅中站起，走向档案柜，看看索引，打开一个钢屉，灵巧地找到要的厚纸口袋，麻利地交到我手上。
　　“所有找得到的资料都在里面。”
　　“谢谢，我会仔细看一下的。建筑事业搞得怎么样了？”
　　她匆匆向外门看一下，降低了声音说：“那事业有很多的信件来往。档案齐全，不过一部分在白莎办公室里……锁着。她没有送出来归档，我也不知在哪里。”

　　“那些是什么信件？”
　　“把你归在一种不同的类别里。”
　　“成功了吗？”
　　爱茜再度往外门看说：“我不能说，她知道了我就惨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有权知道吗？”
　　“这件事不行，她一再交待的。”
　　“说呀！她做成功了吗？”
　　“是的。”
　　“什么时候？”
　　“上星期。”
　　“定案了？”
　　“是的。”
　　我说：“谢谢你。”
　　她好奇地看我，两条弯眉蹙在一起：“你就让她替你这样办？”
　　“当然。”
　　“噢！”
　　“你想我能做什么？”
　　“不做什么。”她说，没有抬头看。
　　我把洛克斯地产公司档案带回自己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仔细观看。
　　档案没有告诉我什么特别的。
　　洛克斯有多种投资，很多事业。有的是他全权控制的，有的只是投资的。洛克斯死于1937年，遗有一子一女。儿子名洛乐一，15岁。女儿名洛依娜，19岁。洛氏的事业十分复杂，产业一旦分割可能引起整个事业颓废萎缩，所以整个遗产组成了一个洛克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二个遗孤各占他们名下该占的股份。
　　郜豪得一直是洛克斯的私人簿记员，受雇于他近7年。洛克斯地产公司雇用郜豪得为秘书及财务，郜变得意外死亡后一位姓席的接任他的位置。一位姓斐的律师在管理整个事业后成了洛克斯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他用的方法大致与洛克斯本人在世时差不多，因为这完全是一个私人家属的事业，所以经营结果的盈亏不容易查知。白莎经过不少和公司有来往的客户知道洛克斯地产信誉良好，对应付款项从不拖欠，不过谣言显示最近有好几笔错误的投资。
　　当然，有可能洛依娜就是葛依娜。我拿起电话接通洛克斯地产公司，自称是洛家的朋友离开本地好多年了，才回来，问问看洛依娜结婚了没有。他们说洛依娜尚未结婚，我可以在电话簿找到她名字，对方想知道我姓什么，我把电话挂了。

　　我说：“也许你会记得他。他也许代表别人来过，也许你没有他名字。他是6尺高，57岁，宽肩，上肢较长，笑的时候先咬紧牙，把嘴角向两侧拉。”
　　她想了一下，摇摇头，说道：“对不起，帮不上忙，我们的作业性质繁多，洛先生在世的时候私人和商业投资都做。”
　　“是的，这个我知道，你不记得有海先生？”
　　“不记得。”
　　“他甚至可能不姓海。”
　　“我还是不记得。”
　　我转向出口，突然转回头说：“你们和葛马科有交易吗？”
　　她摇摇头。
　　“对不起，”我装作才想起似的：“葛依娜呢？”
　　“小鸟依人的依？”
　　“完全正确。”
　　“是的，我们以前和她有很大生意来往。”
　　“现在还继续吗？”
　　“没有，已经结账了。洛先生和葛小姐曾有不少来往。”
　　“小姐还是太太？”
　　她仔细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记录上是葛依娜。”
　　“她每次来，你怎么称呼她？”我问：“葛小姐？还是葛太太？”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她。”
　　“她的账户已经结束了？”
　　“她的账户和洛先生的是一个共同账户。你等一下，嗨！兰丝。”她叫那位正在操作复印机的小姐：“葛依娜所有的生意都结束了吗？”
　　那小姐回头点点头，又做她的工作。
　　那位女士站在柜台里，给我一个无力的笑容，表示谈话结束。
　　我走出去，站在走道上，想着。
　　葛依娜，和洛克斯有很多交易……却从来没有来过办公室……郜豪得，一个簿记员……和方绿黛一起驾车夜游……郜豪得，洛克斯的一切账册都在他手上，被谋杀。
　　我打电话到办公室，白莎还没有上班。我告诉爱茜，我在办事，中午会回去，如果白莎来上班，要她等我。
　　我来到警察总局。
　　凶杀组的郎彼得警官对我一向有一点好感，因为以前他和白莎为了办案发生二、三次冲突，他恨死了白莎，当我开始为白莎工作时，他想我不过是白莎利用来跑腿的小脚色，顶多两三个月滚蛋的货，事实上后来我变成白莎的合伙人，很多次我都驾驭了白莎，这件事郎警官好像自己也得到了满足，所以对我有好感。
　　“哈啰，福尔摩斯，”我进门时他说，“有什么事？”
　　“是有点事。”

　　“狗鼻子事业做得还好吗？”
　　“可以而已。”
　　“你和白莎处得如何？”
　　“相当好。”
　　“没有看到你屁股上有白莎脚印呀。”
　　“还没有。”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你也许可以多拖几天，但她会整你的，她会在你耳朵上做记号，制伏你，把你送进屠宰场，连皮都做成皮鞋，再找另外一个傻瓜给她跑腿。”
　　“我也有我的办法。”我说：“我始终不吃胖。”
　　他笑着说：“你要想什么？”
　　“1937年，悬案，郜豪得凶杀案。”我说。
　　他的眉毛像刷子，当他蹙眉时它们盖在眼上，有如山上盖着乌云，现在是乌云密布。
　　“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对这案你知道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在新奥尔良？”
　　我踌躇了。
　　“你要骗我，我把你们侦探社踩平了，你一辈子不要再找我帮忙。”
　　“我才从那边回来。”
　　“我就这样想。”
　　“为什么？有什么不对？”
　　他把右手前臂放平在桌上，稍稍抬起腕关节，用指尖敲打着桌面，他说：“新奥尔良警察在查问这件事。”
　　“这件事在新奥尔良有了新线索。”
　　“什么？”
　　我向他直视，张大眼睛坦白地说：“郜豪得被杀的时候，一名叫方绿黛的小姐和他一起在车里，方小姐在新奥尔良混进了另一件谋杀案，警察还未能确定，到底她是无辜的或是凶手，最可能是她怕了，所以逃跑。”
　　“5年之内，遇到两件谋杀案，对年轻女郎说来过分一点吧！”
　　“看起来的确过分。”
　　“你和本案又有什么关联？”
　　“只是侦查中而已。”
　　“为什么人？”
　　“一位律师。”我说：“只是解决件财产而已。”
　　“嘿！”
　　“是真的，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律师叫什么名？”
　　我笑笑。
　　“要你们做什么？”
　　“要我们找一个失踪的人。”
　　“噢？”
　　郎警官自口袋找出一支雪茄，把嘴噘起好似要吹口哨，但没出声，只是把雪茄尾部切去后往嘴里一塞，他一面自口袋中拿出火柴一面说：“说给你听没关系，1936年下半年我们被一个专抽恋爱税的忙昏了头，他会把男的每件东西拿走，要是女的漂亮，他也要拿，因为连干了好多次，所以我们被迫得没有办法，动员大批人马，即派人守候各个情人常去的地方，也派男女警员伪装情侣想引他出来，但是没有结果。”
　　“天气转冷，情人们开始不用汽车出游时，匪徒也不再出现，我们以为把他吓退了，但是1937年春，天气才转暖，我们的抽税匪徒又回来了。
　　“有的男人在了解匪徒对女友的企图后，反对挣扎，郜豪得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共有3位，2人被杀死，1人受枪伤后来复原。整个事件闹得很严重，我们捉不住这个人已无法交待。”
　　“我们布置很多陷阱，他不走进去，有人有了个好想法，一个干这种事的人，不可能突然销声匿迹而突然又出来干，对他说来是一个固定的习惯，如此，天冷的时候他为什么停下了呢，当然乘车出游的人少了，但是天气再冷，还是有情侣停下车到偏僻处偷偷亲热一下。”
　　“所以我们想，也许在冬天的季节里，他到了别的地方去了。我们问了圣地亚哥，他们那里没有事，我们又问佛罗里达，得知在迈阿富于1936及1937年的冬天有个匪徒做相同的案件，而且他们握有指纹及其他线索可助我们进行调查。”
　　“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假设这个匪徒开的车是加州牌照，我们又假设他是走单的狼，尤其他不会有女伴，这是一件冗长而乏味的工作，但动员了大批人马查加州的汽车在佛州使用的，又查洛杉矶次年第一件案子出现前二周内，通过佛州到加州位在犹马的检疫站，所有使用加州车的车号。”
　　“我们找到一个线索，有一位叫吕士曼的男人，在加州1937年第1件案发生前4天，通过犹马检疫站，进入加州，我们找到吕士曼，他是一个样子很好看，黑黑的，阴沉一类的人，他没有工作已很久了，房东不知他干什么，他是忧郁的，易发脾气的，但是从不欠房租，也很有钱，白天要化不少，他使用一辆雪佛兰两座车，车子就停在所租屋子后面，每周他在晚上看三、四次电影，但有二、三次就是开车出去了，房东会听到他回来很晚，这一切都是1937年的下半年。”
　　“当然，这种案件由于女性受辱，可能真正报案的只有案件的1/4或1/5，另外还有男人不允许姓名出现在报上的情况，女人姓名不允许的情况。”
　　我问：“吕士曼是不是那匪徒？”
　　“他是我们要的人没有错，”郎警官继续说，“我们偷偷跟踪他，在第3天他开车到情人常去的一处，停了车，走大概300码，在一棵树的暗影中等，这已很明显了，我们有一个女警官自愿作饵，我们把吕士曼当场逮住——真正的现行犯，当然他强辩了一阵，但是到了这个办公室他完全软化了。”
　　“他就坐在那只椅子上，连肚肠都吐了出来，他知道他逃不了啦，所以什么都不在乎，虽然后来请了律师，但是因为他吐得太多太实在了，也没有什么用，他说他用夜光望远镜，他选很暗的地方，但是对象则是多少有一点点亮光的，他可以耐心地等，仔细地观察，选择对象十分小心，他说有三、四次他看到对象，经仔细观察决定是警察伪装的，夜光望远镜的确使他把警察害苦了。”

　　“他说他不记得所有他做的案子，但多少还记得很多，对曾经开枪的当然全部未忘，但他始终否认郜豪得的凶杀和他有关，有的人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我看不出他要说谎的理由，他已经承认那么多了，他已经把头伸进了吊环了，他不必否认这一件案子。”
　　“他们吊死他了？”
　　“毒气。”
　　郎警官说：“宣判后他变得很粗暴，自第一夜捕捉当时外，他再也不说一句话，律师教他闭嘴，他们说他精神失常，他也假装失常直到行刑，他们希望得到暂缓处决，但没成功，至于我个人始终觉得郜豪得凶杀案还未破，是个悬案。”
　　“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呢？”我问他。
　　“什么也没有，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开始研究，但我有点不成熟的推理。”
　　“说说看。”
　　“那个姓方的小姐可能对他很痴，要嫁给他，他不肯，她什么老方法都使过了，失效，他又爱上别人，要结婚了，她邀他最后一次出游，温最后一次旧梦，她找个理由下车，转到他的一侧，开了一枪，把枪藏了，跑到路上大声喊叫，就如此简单。”
　　我说：“可能是这样的。”
　　“很多凶手没有被注意到只因为案情太简单。”郎警官说：“现在很多所谓智慧犯罪，他们集了很多人，研究了各种可能性，要做一个完美的犯案，但是人多了，步骤太多了，终于因为一个小节未能如理想，案子破了，但像这种简单的案子，大家认为没有什么好挖根的，于是成了悬案。”
　　我说：“郜豪得那件案子，有没有指印或什么可调查的？”
　　“除了方绿黛口述的凶手形态外，完全没有。”
　　“她说了些什么？”
　　他打开办公桌抽屉，笑着说：“自从新奥尔良来电后，我又把它拿到手，她形容那家伙中等身材，穿深色衣服，深色大衣，平顶帽，戴口罩，没带手套，出现的时候很清楚有跛行，但是逃走的时候，一点也不跛，什么形容！”
　　“假如你也在现场，能形容更清楚吗？”
　　他笑笑：“也许不能，但是吕士曼假如没有做的话，一定是她做了。”
　　“为什么你咬定是她？”
　　“只能这样想，这是惟一吕士曼不承认的抽恋爱税导致凶杀事件，自吕土曼被捕后，像刀切豆腐，再也没有类似案件，假如有人模仿吕士曼，应该不止一次。”
　　我把椅子退后说：“你再不把雪茄点着，要嚼烂了。”
　　他的眉毛又蹙到一起：“***问了很多，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呀！”
　　“也许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

　　“也许你有，听着唐诺，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假如你为这个女人搞我们花样，我把你活剥了。”
　　“哪个女人？”
　　“方绿黛！”
　　“她怎么啦？”
　　“新奥尔良警局在通缉她，而现在情况看来，我们也要通缉她。”
　　“有没有下一句？”
　　“假如你知道她在哪里，假如你在掩护她，你会吃不了兜着走，你一辈子忘不了。”
　　我说：“好，知道了，谢谢你。”我走出他的办公室。
　　在大楼的电话亭里我打电话回办公室，柯白莎才正好进办公室，我告诉她我还要2小时才回去，她想知道我在进行什么，我告诉她我不能在电话中讨论这件事。
　　我回到旅社，方绿黛睡懒觉尚未起床，我坐在她床边说：“我们应该谈谈。”
　　“好呀。”
　　“那个郜豪得，到底怎么样？”
　　“我和他处得不错。”
　　“会不会想嫁给他，他不要你？”
　　“绝对没有。”
　　“你有困难？”
　　“没有。”
　　“你知道他替什么人工作？”
　　“是，洛克斯，在洛克斯死后，为洛克斯地产公司工作。”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工作的性质？”
　　“没有。”
　　我看着她眼：“他有没有提过葛依娜？”
　　“没有。”
　　我说：“你可能在说谎。”
　　“为什么，唐诺？”
　　“假如你和葛依娜是存心合作的，假如你和葛依娜是合谋对付葛马科的，那你要面对的是两件谋杀案的追查，不是一件。”
　　“唐诺，我告诉你的是事实。”
　　“你真的不知道，传票会以葛依娜的名字传达给你？”
　　“绝对不知道，我不知道依娜在哪里，我告诉你，我只是正好在那里，照我们约好的方式，以她名义住在那里。”
　　“我知道，”我告诉她，“你已经说过不少次了。”
　　我站起离开床边。
　　“你要去哪里？”

　　“工作。”
　　她说：“我要去吃早餐，再要下去买些衣服，我没有睡衣感到太裸体了。”
　　我说：“你最好不要上街，早餐也最好送到房里来吃，所有要的东西最多只能到对面百货公司买，不可以打电话，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用任何方法和葛依娜联络。”
　　“我为什么要和她联络？”
　　“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不要。”
　　“我不会，唐诺，我答允你，我不做任何你不要我做的事。”
　　我说：“我们再来谈那凶杀案。”
　　她脸上的表情，充分露出她对这话的感想。
　　我说：“对不起，但是我一定要再提这件事，那个戴口罩，穿件大衣走向车子的人是跛行的？”
　　“是的。”
　　“他离开的时候，没有跛？”
　　“是的。”
　　“那人是中型身材？”
　　“是的，比较……我自己曾经事发后回想过很多次，那个时候我太激动了，你知道，如果没有大衣，他是很瘦的。”
　　我说：“好，想想这个可能性，可能是女的吗？”
　　“是个女的！怎么可能？那个人还想要我……他……”
　　“不要管这个，”我打断她说，“要你是个烟幕，只问你一句话，可能不可能是女的。”
　　她蹙眉仔细想了一想：“当然，大衣把体型遮盖了，他穿的是裤子，男人的鞋子，但……”
　　“可不可能是女的？”
　　“是！”她说：“当然可能，但他叫我跟他走，他……”
　　我说：“可以了，不谈这个，你确信郜豪得从未对你提起葛依娜？”
　　“没有，我不知道他认识葛依娜，他认识吗？”
　　“我不知道，所以问你呀。”
　　“他从未说过这件事。”
　　我说：“好，乖乖的，吃晚饭见，再见。”
　　20
　　在海军新兵招募处办公室的人，并没有问太多的问题，他只是重点问两句，拿张问卷要我自己填，我填好了，他随便看一下说：“你什么时候能参加体检？”
　　“最快什么时候？”我问。
　　“要的话，现在就可以。”
　　“我现在参加。”

　　我被引到后面，除去衣服，他们检查我，我通过了。
　　“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一切杂务？”
　　“24小时，好吗？”我问。
　　“可以，请在星期二下午1点钟来这里，准时出发。”
　　我告诉他我会准时到达，开车回侦探社，白莎已等得不耐烦，在冒烟。
　　“你滚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她问。
　　“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两个小时，你没来，我只好自己出去。”
　　她的小眼扇着：“你一直在做什么？把我们这只船在底里打个洞？”
　　“但愿没有。”
　　他交给我一封电报。
　　电文说：“恭喜你的猫头鹰，8点30到，请接机。”签名是海莫莱。
　　“我知道。”我说：“是我给他的电话。”
　　“你电话中告诉他什么？”
　　“我找到了方绿黛。”
　　“我以为你说不要告诉他。”
　　“这一件事告诉他无妨。”
　　白莎说：“下午报纸头条新闻看过了吗？‘新奥尔良凶杀案，寻觅本市旧案线索。’报纸说警方在找方绿黛，报纸又说吕士曼杀死郜豪得的案子，亦有方绿黛混在里面。”
　　“嗯哼。”
　　“你都没有惊奇呀？”
　　“没有。”
　　“想从你口中探听消息，”白莎生气地说，“是没有希望的，我也不试了，我只告诉你，她太烫手了，假如你藏着她，你手都会烫烂。”
　　“你的军事建筑生意还好吗？”
　　立刻白莎警觉了，她攻击性态度消失了，她温和有礼地说：“白莎正要和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假如有任何人要问你任何问题，记住回答你是大政方针的决策人，你对细节不太清楚，告诉他们白莎近日身体欠佳——是她的心脏，所以她渐渐越来越依靠你，白莎签的合约，做得好可以赚点钱，最重要的是你只好几乎全部接管了。”
　　“为了你的心脏？”我问。
　　“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心脏不好呀！”
　　“我也不知道，直到所有烦心和忙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不严重，但很担心。”
　　“怎么不舒服？”
　　“吃多了就心跳。”
　　“看了医生了？”
　　“我也有时呼吸困难。”
　　“看了医生了？”

　　计程车带我回旅社，我拿了钥匙急急走进房间。
　　房间已整理过。方绿黛不在。她显然已购物回来，因为有件极薄的桃色睡衣放置在床上。有两双肉色袜子。床脚上有些纸包未打开，一只小旅行袋在椅子上。旅行袋是空的，标签仍在上面。一份报纸抛在地上。
　　我走回自己房间，拿起电话对接线员说：“我妹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现在已出去见她。她给过我电话号码，但我遗失了。请你看一下登记的，我妹妹最后从她房中打出的号码。”
　　“请等一下。”
　　我等了10秒钟，她告诉我那是海门6-9544。
　　我说：“对了，就是这个号码，请给我接通，好吗？”
　　我拿电话等着，铃声一响立即有人接应，一位女郎说：“松景大饭店。”
　　“请问有没有一位新奥尔良来的葛依那。”我问。
　　“请等一下。”
　　等不多久，我就有了我要的消息。葛小姐20分钟前离去，没有留下前往地址。
　　我挂上电话，乘电梯来到大厅，走进一个店买了一只箱子，上楼，把我所有东西向箱中一掷。我把绿黛床脚的纸包，也不打开一律抛入箱内。我也收拾了睡衣和袜子。她的面箱、牙刷和牙膏等就放在她买的小旅行袋里。
　　我弄湿了一块毛巾，消除所有指印。门把、镜子、桌面、抽屉——每件她可能碰过的东西。做完这些，我打电话请旅社派人上来取行李。我下楼办迁出。我告诉职员我母亲突然病故，我妹妹和我立即要去和另一姐姐同住。那姐姐精神过度激动有点不正常了。我们不愿让她独居。
　　我乘计程车到车站，把行李放在暂寄处，拿了张收条，把收条放进一个信封，写上办公室地址，封上信封，把信封投进邮筒。我看看表，时间只剩赶去办公室接白莎，好去机场。
　　21
　　飞机准时到达，我和白莎在机门等候。
　　海莫莱是第二个走出来的。他一面走，一面和一位很潇洒的男人谈话。那男人蓄着整齐灰白的短髭。看来是个银行家，但太像了一点。
　　海莫莱神采飞扬，好像旅途十分愉快。看到我们，他主动走向我们，人没有到，手已经远远伸了出来，嘴角挂着他独特的笑容。
　　他跟白莎寒暄是短暂的，但大部分的注意力是对我。

　　“赖，我实在高兴见到你！我真希望你能来机场接我，你真好。赖，我要你见见……哦，对不起，我把礼貌都忘了。柯太太，容我介绍新奥尔良警方的卞警官。而这位是赖唐诺，卞警官。”
　　我们彼此握手。
　　海莫莱显然很欣赏自己能控制大局。他说：“卞警官是一位弹道专家。他是新奥尔良最出色的犯罪鉴别人员。他把枪带来了，赖。我告诉他，发现这把枪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辩论过该不该立即交给警方，或是等你在洛杉矶调查郜豪得凶杀案之后再说。”
　　海先生有意地向我看一眼，好像给我一个概念，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方向，要我不要反对。
　　我向卞警官点点头说：“我和这里总局的郎警官已经联络过。”
　　“你没有告诉他枪的事吧？”海莫莱问。
　　我装出很吃惊的样子：“枪，为什么？没有呀！我了解你要我来这里只是调查凶杀案。要是凶案是0.38口径子弹，要是凶枪从未找到，我就通知你，由你来报警。”
　　“你是对的，”海莫莱说，“这正是我了解的方式，但是，”他继续着说，“当我第一次从写字桌里发现这把枪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对吗？这也是卞警官最要弄清楚的一点。他要的是确证。”
　　我转向卞警官说：“海先生正在检查书桌。有一些纸张看得出是从抽屉，落进桌子后隔板去的。我们想办法把它们弄出来的时候，发现了一支枪。”
　　“你再见到那一支枪，当然一定可以认识啰。”警方问我。
　　我说：“那是支0.38口径、蓝钢，我不知道厂牌，我……”
　　卞警官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能认识那支枪。”
　　我无知地看着他：“什么呀，我能告诉你它的一般外观。他像支什么样的枪。”
　　“但是，你不能指定我带来的枪，就是你们找到的枪？”
　　“当然就是那把枪。”海莫莱说。
　　我犹豫了一下，又过了一下我说：“当然我们两个没有一个想到记下出厂号码。我们只是看到那支枪，我们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只要海先生认为是那支枪，我没意见。”
　　“当然是同一把枪，”海先生说，“我保证你是的。”
　　卞警官说：“你保证没有用，我们要使陪审团相信。”
　　“噢，那也没问题。”海莫莱有信心地说。
　　我对卞警官说：“假如枪你带来了，也许我能指认。我在上面刻一个签名，也许有用。”
　　卞说：“这想法好极了。当你站上证人席的时候，你不必多言签名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懂吗？”
　　“我不太懂。”
　　“地方检察官会简单地问你：‘赖先生，我现在给你看这支刻有签名的枪。我问你是什么人刻的签名。’于是你说：‘是我刻的。’他又问：‘为什么？’你说：‘这样下次见到时可以辨别是同一支枪。’检察官就可能问：‘这是不是在新奥尔良公寓里，你和海莫莱先生一起找到的枪？’”
　　我说：“我明白了。”
　　“那太好了。”海莫莱说：“我们两个都应该把签字刻上去。”
　　卞警官把我们带到等候室的一角。他说：“我们现在就办，因为我立即要去这里的警局，发射几个试验弹头，拿来和杀死郜豪得的弹头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