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才(600—665年)，《旧唐书》、《新唐书》有传。
　　他是博州清平(今山东省临清市东)人，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629年)，以精通音乐被荐举，唐太宗令其直弘文馆，此后累迁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
　　永徽(650—655年)初年，参与修《文思博要》及《姓氏录》。
　　显庆年(656—661年)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吕才出色地完成任务，高宗很高兴，又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龙朔年(661—663年)中，吕才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年)卒。

　　永徽六年(650年)五月，玄奘译场的助译僧栖玄法师，与尚药奉御吕才为少年时的旧友。玄奘译出《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栖玄以其义趣幽隐，抄写一本，送给吕才阅读，并附信说：“此论极难，探究玄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
　　此位栖玄法师，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被征召为玄奘译场证义大德，当时隶属长安普光寺。吕才仔细披阅二论，反复推研，自认“依极成而探深义，凭比量而求微旨，反复再三，薄识宗趣”。

　　后来，吕才又借到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的义疏，相互比较，觉得三家所说虽议论丰富，文理会通，但所持观点不同，自相矛盾。
　　由此认为三家既然同样禀承于玄奘，岂能有不同的说法呢?进而怀疑问题出在玄奘宣译有误，导致他人歧解，所谓“衅发箫墙，故容外侮窥则”。遂确信自己无误，也作起了注释。就三家所说觉得有道理的，并加论证，成立其说。
　　对于可怀疑之处，举出四十余条，加以驳斥。分为上、中、下三卷，名为《立破注解》。并画出义图，共相比较，名之《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即所谓“方丈图”。图前作序文，宣称他无师自通，学无再请，闻一知十，其注解合理无纰紊。并公然挑战说：“法师等若能忘孤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择善而从，不简真俗，此则如来之道，不坠于地，弘之者众，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于人我，义不察于是非，才亦扣其两端，犹疑质之三藏。”时在永徽六年(650年)五月。

　　吕才的宣战，在学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七月，译经僧慧立听说后，遂向尚书左仆射于志宁致书，论其利害。其文说：
　　近闻尚药吕奉御，以常人之资，窃众师之说，造《因明图》，释宗因义，不能精悟，好起异端，苟觅声誉，妄为穿凿，排众德之正说，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不惭颜厚，靡倦神劳，再历炎凉，情犹未已。然奉御于俗事少闲，遂谓真宗可了，何异鼷鼠见釜灶之堪陟，乃言昆阆之非难，蛛蝥覩棘林之易罗?亦谓扶桑之可网，不量涯分，何殊此焉?
　　慧立的反驳主要是从信仰者的激奋出发的，理论上的反驳力度不够。因为朝廷的压力，吕才暂时搁笔。

　　冬十月，太常博士柳宣，闻其事寝，乃作《归敬书偈》声援吕才。
　　其文先有七行偈颂，其后是散文的“归敬”，其主要意思是，自古以来释经论义，都不过囿于文字，停留于表面。实则“息言明道，方契证于凝寂。犹执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义虽冥会幽途，事理绝于言象。然摄生归寂，终藉筌蹄”。言下之意，是说出家为僧、译经作疏者，未必真能得意忘象，领会玄理。儒士处俗，虽不事佛门，也未必不能得其真谛。而柳宣对吕才大加赞赏：

　　尚药吕奉御入空有之门，驰正见之路，闻持拟于昔贤，洞微侔于往哲。其词辩，其义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觉之分，影响成教。若净名之诣庵园，闻道必求，犹波仑之归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须然其所长。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见僧徒云集，并是采石他山。朝野俱闻，吕君请益，莫不侧听，泻瓶皆望，荡涤掉悔之源，销屏疑忿之聚。

柳宣认为，僧人对吕才的抨击没有做到以理服人，不能平息疑问。
柳宣并且引用精通历法的李淳风的说法，其文说：

　　有太史令李淳风者，闻而进曰：仆心怀正路，行属归依，以实慧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然皎日丽天，寔助上玄运用，贤僧阐法，实裨天师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黄叶为金山，鸡成凤，南郭滥吹，淄渑混流耳。或有异议，岂仆心哉?岂仆心哉?
　　然鹤林已后，岁将二千，正法既遥，末法初践，玄理欝而不彰，觉道寖将湮落。玄奘法师，头陀法界，远达迦维，目击道树金河，仍覩七处八会，毗城鹫岭，身入彼邦，娑罗宝阶，仍验虚实。至如历览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辈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论般若，东国疑义悉皆质之。彼师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舍;毗昙明义，亦洞观而为常。苏妬路既得之于声明，耨多罗亦剖断于疑滞，法无大小，莫不韫之胸怀，理无深浅，悉能决之敏虑。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诃之号，乃罗卫之所共称，名实之际，何可称道?然吕君学识该博，义理精通，言行枢机，是所详悉。至于陀罗佛法，禀自生知，无碍辩才，宁由伏习?但以因明义隐，所说不同，触象各得其形，共器饭有异色。

　　柳宣的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藉李淳风之口，指责玄奘门下对于因明的理解只是盲人摸象般的某一方面之所得。而吕才之所得也是一集之所得，他也是学识渊博之士，其见解应该同样得到尊重。
　　柳宣最后提出，“吕君既已执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侧听锺鸣，法云既敷，雷震希发，但龙象蹴蹋，非驴所堪，犹缁服壸奥，白衣不践，脱如龙种抗说，无垢释疑，则苾刍悉昙，亦优婆能尽，辄附微志，请不为烦。若有滞疑，望谘三藏裁决。以所承禀，传示四众，则正道克昌，覆障永绝。绍隆三宝，其在兹乎?过此已往，非复所悉。”柳宣的核心意思是请玄奘法师裁决。

　　接到柳宣的文章，译经僧明濬以柳宣之文的格式，写成“答柳博士宣书”，以批驳柳宣之文的错误。
　　明濬的生平不详，《慈恩传》记载说，他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以长安弘福寺沙门的身份进入玄奘译场，现在署名的译籍有：贞观二十一年秋八月，译出《因明入正理论》，弘福寺沙门明濬笔受证文;贞观二十二年，译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十六卷，弘福寺沙门明濬受旨证文;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译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弘福寺沙门明濬正字。
　　可见，明濬是玄奘译场的重要助译僧，从其积极参与这场争论来看，应该属于奘门弟子。

　　明濬《还述》首先颂扬玄奘三藏，然后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反驳吕才。赞扬部分文字是：“吕奉御，以风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该通，夙彰博物，戈猎开坟之典，钩深坏壁之书。触类而长，穷诸数术，振风飙于辩囿。摛光华于翰林，骧首云中，先鸣日下，五行资其笔削，六位伫其高谈;一览太玄，应问便释，再寻象戏，立试即成。实晋代茂先，汉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此后则分几个方面批驳吕才的轻率立论。
　　其一，吕才虽敬慕大乘，夙敦诚信，但因为朋友的一句戏言，忽然异想天开，搞起因明来了。不去拜师求教，而自行穿凿附会，推论诸疏，指斥求非，甚至弄到朝廷，发动议论，引朋相援。看他的愿望自无厚非，而考察他的说法，则确实让人感到困惑。

　　其二，吕才的《论》“以一卷成部，五纸成卷，研机三疏，向已一周。举非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为是所是。是是恒非，不为非所非。”这是说，吕才以一周时间研究三疏，举非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为是所是;是是恒非，不为非所非。

　　其三，举例指正吕才的具体错误。
　　如就“生因”(指立论者的启发作用)、“了因”(指论敌的了解作用)，吕才“执一体而亡二义”，即把两种所用当作一体，故以为只能有了因，没有生因。就“能了”、“所了”，吕才“封一名而惑二体”，即把两个体当作一个概念。
　　就“宗依”、“宗体”言之，吕才“留依去体以为宗”，即不知宗依与宗体的关系和分别，排除宗体，只把宗依当作命题。就“喻体”、“喻依”言之，吕才“去体留依而为喻”，即不知喻体、喻依共同组成喻，以为去掉喻体、只有喻依就可以了。
　　吕才因为没有搞清楚这两层基本概念及其涵义，就乱起猜疑，迷惑重生。“迷一极成，谬生七难”。即“极成”一句没明白，把“极成能别差别为性”(意即命题是由立论者和论敌一致认识的宾词区别了而成的)一句译文，竟改作“差别为性”，进而自生问题，反来辩难别人。

　　明濬法师又指出吕才宣称钻穷因明二论，实则往往自以为是，错误百出，甚至连上下文句都没有搞通，字音都弄错了。
　　“滞文句于上下，误字音于平去”。如把“数论”误作“声论”，将“生城”误作“灭城”。所以吕才的错误岂止在因明格式的离合关系的误解上，就连语言文字的前后倒顺的常识都违背了。
　　吕才又以汉语的民间俚语俗言与讹传的所谓“韶音”来比拟梵语的“转音”，虽广引七种，而只当梵语的一转，但还不包括梵文的七转声，仅涉及第八呼声而已。其舛差乖讹，不知从何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