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夏鼐关于“夏文化”的界定奠定了日后夏文化讨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它的提出也就决定了这一讨论的结局。回顾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
夏鼐在上引登封会议发言的总结中作了乐观的预测：“虽然这次会上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离做结论的日期是一天比一天近了。”[xvi]
然而，纵观数十年的论战，二里头文化究竟属夏属商仍在争议中，主流观点摇来摆去，无法认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论题，可以认为都是在无从验证的假说的层面上进行的，已超出了考古学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初期王朝”与“前王朝时代”
关于夏商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偏于保守，倾向于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考古学、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上限，是殷墟文化——商王朝晚期的遗存。再往前，就是所谓的“原史时代”。在当时的有足够的历史信息的文书发现之前，文献上的族群、国（王朝）、都邑等，都无法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无法得到确认。因而在我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暂时只用考古学的定名。
我（许宏）非常赞赏冈村教授在《夏王朝》中的称谓：“郑州城”而非“郑州商城”；“偃师城”而非“偃师商城”。至于二里头，本人只知有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而不敢断言其即为夏都和夏文化。因为我们排除不了它属于商都和商文化（甚至其他国族？）的可能。
因而，对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期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日本学者首倡的“初期王朝”的提法[xvii]是妥当的。
年代上进入了文献所载夏王朝纪年的龙山时代晚期，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发现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规模相近、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核心文化”遗存。在中原腹地，我们见到的仍是不相统属的小的地域集团及其中心聚落林立。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群），都属于这类遗存。
由于在所谓的王朝诞生传说地、时值“夏王朝”早期尚未发现与“王朝”相称的气象，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归为“前王朝时代”。
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主干道路网、前后多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带有围垣设施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含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xviii]，这些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最早的。
新近发掘的5号基址就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与同时期的3号基址东西并列。后者以院内发现成组贵族墓，其中一墓出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龙杖或龙旗？）而著称。
两座大型建筑都是至少三进院落，5号基址在发掘区内的面积已超过2000平方米，向南伸出发掘区。
鉴于3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2号、4号等基址所叠压，具体面貌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宫室建筑。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宫室建筑群以北的巨型坑中用幼猪祭祀的遗存也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为偃师商城宫城内发现的国家级祭祀场的源头[xix]。
依最新的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研究，二里头聚落中以猪的饲养最具规模，黄牛和羊（以绵羊为主，也有部分山羊）有外地来源的迹象，但在晚期都有本地饲养增强的趋势[xx]。
虽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还没有发现如二里头文化晚期那样的宫城、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容器群（已有陶、漆礼容器群）等，但从上述迹象看，中原初期王朝的都邑制度、宫廷礼制产生的时间可能上溯至二里头文化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