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定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是在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遵循或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进去的。

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马克思

一方面整个社会都在高唱反腐败，而另一方面由于“贬低道德”，至少在法庭辩论中，腐败似乎也成了一种“权利”(“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

法治建设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在一个转型的中国，在一个还没有完全从熟人社会中走出来，还没有形成陌生人社会需要的和而不同又相互信任的群体中，人们根本不可能真正信仰基于抽象的非人身关系的、在操作上势必依赖法律职业人士的法治。

在法学界，这一民主与法治的争论更多集中为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质疑，比尔德甚至指责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是一个“伟大的篡权”——篡夺了人民或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国会和总统的权力。

一切深奥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却不能使他信服……。当我们离开了小房间、置身于日常的事务时，我们推理所得的结论似乎就烟消云散了……。
——休谟

换言之，洛克和密尔并没有“创造”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而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创造了洛克和密尔；不是洛克和密尔说了自由主义的话，而是自由主义说了洛克和密尔。
伟大学者的身后历史并不是其著作之意蕴的展现，相反是其身后之历史作为语境决定了其著作的意义。

这就好比一个人论证了克林顿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论证了自己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
有些问题似乎在智识上解决了，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也仅仅是通过概念界定完成的。

也许麦金太尔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隐含在<追求美德>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圣本尼迪克特”。

其实，如果从求知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进落后之分别的，落后的只能是学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

观察、理解生活中的问题是回答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理解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读书、读“先进的”理论书完成的，而必须面对生活本身，让生活的问题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开，理论仅仅是一套工具，把引发你关注的似乎不相关的社会现象勾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