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苏力
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有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我们不能也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马克思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

马伯利案的先例意义——借钱钟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事后追认的，“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离死太远，我们总是浑然不觉。只有长大到某个节点，我们才会幡然醒悟：为人一世，究竟要让后来人如何定义自己？

人一般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人或环境才有一种比较切身的责任感，不可能真正做到墨家主张的“兼爱”。

说到各种职业道德，其实已经隐含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 例如律师应遵循的职业道德与律师作为社会个体应遵循的社会道德之间，甚至法学人与法律职业人之间都有矛盾。

善是出于利，而恶与害相联系，并且有阶级因素 。
尼采对道德的谱系学分析

国家不幸诗家幸

正如贵族王子落难乡间可能洋相百出，一旦进入上层社会，他则可能风流倜傥，挥洒自如。

法学的现实性还表现在，就总体来，法律人和法学家无法按自我的偏好来进行选择，尽管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一个小说家，一般说来，可以不写他不喜欢的题材；一个经历学家也可以不研究他没有把握的问题；而一个法官不能说，“这个案件太难了(或我不喜欢)，你撤诉吧”，或者说，“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们等一等，等我想清楚了，再作决断”；一个律师，也不能因为仅仅被告罪恶累累或欺诈成性而拒绝为被告辩护。

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或对应的“法条”在那里可供套用，可以作为退守的堡垒，因此，法学家才必须更注意社会实际，注重吸收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人情世故和常识，才可能大致地但必定不会令所有人满意地履行他们的使命。法学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形式化、条文化的学科，尽管人们想象中的法学面目恰恰相反。

科斯定理指出 权利相互性以及侵害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边际原则。

事后理解的往往是生活的道理，但生活本身不仅有道理，还常常伴随了情感。

一个制度的正当和合理并不在于其是否百分之百有效，或是否达到了设计者的预期，而在于在社会层面上其收益是否大于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