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安娜担任了“种植吧小园丁”项目的形象大使，希望通过在幼儿园和小学植树和种植蔬菜的活动，唤起孩子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2017年，她又成为了中法环境月推广大使，鼓励更多人选择环保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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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身上有种持久而又完整的生命力。为公众略知的一部分是，她活得投入、朴实而又仔细；另一方面，她是一个在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里沉思、又不露痕迹的女人。安娜诚恳起来差不多一览无余，是一个暖色调的透明人。到今天为止，这已经不仅仅是天性，它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认真考量过的态度，它融汇了她的本性、自信、机智，以及一种明确的宽厚。

教育:
绝不是孩子成名了,我就成功了
安娜发现教育孩子是一个挑战：“我是一个法国妈妈，要养育两个属于中国的孩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教育问题上表现得比较集中。
诺一当时两岁，一家人去法国探亲，安娜姐姐的孩子比诺一大一点。大一点，就强一点，玩耍起来难免有以大欺小的意思。在安娜家看来，这是孩子们自己的事，要他们自己学着处理。但刘烨的想法不同，他相信教育就意味着给孩子基本的是非标准，“如果大人不去教他们，小孩子怎么知道什么是对错”。在安娜家，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压根不教育，安娜的姐姐“就是让孩子在花园里玩，让他们自己跟自己玩、跟朋友玩，玩着玩着，就长大了”。而在中国，大人平时都在细心照看孩子。安娜亲历了这些差异，感受到了东方西方的“矛盾”；但她丝毫没觉得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处境。在她看来，法国的教育观特别好，所以她的外甥们自主又独立；中国的教育也特别好，所以传统观念得以一代又一代传承，“我觉得我姐姐是对的，我丈夫也是对的；我认为两者都是对的。双方都要学。”

但有一件事，安娜为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她给家人制定了一个政策：尽量不买新东西。诺一今年才七岁，世界对他是新奇、缤纷的、充满诱惑力的，所以他反复问妈妈类似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要这个？可不可以要那个？安娜执行她的政策，因为老是拒绝孩子，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Mother No”。即便在带他去做他最喜欢的运动、找好朋友玩、旅行这些事上尽力满意他们的愿望，安娜也承认在消费的问题上自己“有点儿严格”。买不买东西，“不是他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主要是让不让。孩子总是想要拥有一切他们得不到的东西，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的欲望一个边界。”
孩子小小年纪，星光熠熠。真人秀播出之后，他们上街，常被人认出来求签名、合影，这世界提早向他们显出无边无界的那一面来。对于各种赞美，安娜态度审慎，“孩子只有几岁，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本能。但是他们在长大，一切都会变。不是说他们有名了，我就成功了。要等他们长大以后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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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更自信了”，有着特别“安娜”的意义：它不再是对自己能力的确定，它更是对自己的弹性、柔软度、宽容和体谅之类品质的信心：“从前我以为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所需的无非是努力而已；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现在我知道自己的限制，我不能使事事完美。所以我会更宽容，我也会跟别人说，你做不到，做不好，都没关系。”

环保: 早在全世界之前
安娜从七岁开始，被父母送去参加童子军，一直到20岁为止，那是一个人的全部少年岁月。保护环境是童子军的重要一课，出去露营，要保护营地清洁，从来到去，不留一点儿垃圾。“早在全世界都在强调环保之前，早在全世界意识到环境危机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了，已经是我们的生活规范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为了应对现在的灾难才那样做的。”
它确实是她的一部分，所谓“一部分”，就是须臾不能离、永远不能改的意思。比如家里点外卖，一次送来大量一次性餐盒，安娜尽量会把餐盒洗洗再送回去；她请刘烨的助理买金属饭盒，用于代替塑料餐盒；她限制孩子买玩具、买没必要的东西。

她也说自己喜欢买东西，不过再回头审视这种习惯的时候，她又有了新看法。买东西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到头来却发现“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省更多时间，办事更直接。安娜给孩子们买了一支会发音的笔，他们可以用它来读书，听拼音。她随后发现孩子不听也不用。最后仍然是要一个人坐在他们旁边陪他们才好。“我家孩子不跟玩具玩，他们跟人玩。所以最终是我要回到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祖先，没有环境问题，环境灾难也不过这五十年的历史。安娜出生时祖母给她做过一些衣服，她一直保留在那里，这些年过去，再拿出来发现品质还是特别好，孩子还可以继续穿。 安娜的母亲出门去买鸡蛋，从来都是从自己家里带一个盒子专门装鸡蛋，“一个黄盒子，从我出生时到现在就有，妈妈还在用。”

文化差异:
人不是因为相同才成为朋友的
安娜说刘烨是非常敏感的人，而她自己的敏感，是在两种文化、数种语言之间游走，熟知文化地形、敏感地带、关键语词，并且随时准备切换，或者“出逃到另外一种语言里”。两个孩子跟父亲讲中文，跟母亲讲法文，她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他们是中国人，讲中文，他们生活在这里，他们的朋友是中国人；同时他们讲法文的时候，也非常法国，也更easy-going”。
Easy-going也许是安娜最为珍视的一种日常品质，以至于她在采访中罕见地用了一个宏大的语词：“生命的意义”，来强调族群与族群、人种与人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easy-going。“我不喜欢那些不可逾越的鸿沟。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打破那些刻板的印象：西方人是这样，是那样，白人是这样，黑人是那样。”
“文化差异只是表面一层的事，它不过是冰山一角，余下的，大部分、绝大部分，其实是人类共同的本质。在人跟人的关系中，只有善良还是不善良，自私还是不自私的问题；这个法国、中国、美国，别的国，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是法国人而有不同。

我们不必相同；我们不必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人并不是因为相同而成为朋友的、而互相理解的、而互相接受、而不去伤害的。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不一样，但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不是问题。只要你不强迫我变成你，不强迫我相信你所相信的、追求你所追求的，就没有问题。或者只要我们在学习、研究、观察彼此的不同，那我们就在越走越近。”
音乐爱好者安娜遗憾自己没有学音乐。她爱唱歌，采访时她随口哼了两首，一首是I am an alien, I am an alien in New York; 另外一首是MJ的We are the world。她用前一首说经历：一个外星人在纽约；她用后一首来说出路：同一个世界，不必有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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