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亦褒亦贬派
两汉时期，能够对商鞅作冷静而理性分析的学者真可谓雪泥鸿爪，微乎其微。相比而言，刘歆是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刘歆对商鞅倍加推崇、赞颂有加，“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师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终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战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足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裴骃.集解》刘歆认为商鞅投身于革命大潮，“终身无二虑”，内重耕织，外重强兵，行法公正，使得秦国“国富兵强、长雄诸侯”。秦始皇之所以能策马东向，一统天下，其首功归商鞅。另一方面，刘歆对商鞅新法中的一些弊端也进行了客观的剖析与批评:“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父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籍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鉄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沦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裴骃.集解》
刘歆对商鞅的批评可概括为两点:其一，诈而无信。通过背叛朋友之信以取得对魏胜利，可谓胜之不武。霸道虽与王道相左，但霸道并非建立在赤裸裸的武力功伐基础之上，霸道并不排斥仁义诚信。秦王之所以能虎视中原，所向披靡，是因为东方六国君王皆庸碌之辈。假定齐桓、晋文再世，秦国能否一统天下难于断定。刘歆此论大有“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嘲意。其二，商鞅专任刑罚，刻薄寡恩，滥杀无辜，致使人与人结仇，家与家结怨。不懂德刑并举，乃治国之治道。在这一点上，刘歆与司马迁等人的观点是趋同的。

（三）讴歌派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围绕盐铁是否应由国家专营一事，召集“贤良文学”就前朝成败得失以及西汉各项政策问题，与桑弘羊等臣展开激烈的辩论。在西汉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商鞅的亡灵又一次被人请出，借评论商鞅以古讽今。
在御前会议上，桑弘羊等人首先立论，对商鞅在历史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积蓄有余。是以征战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盐铁论.非鞅》。
文学者流也突发惊人之论。他们认为商鞅变法的各项新政，恰恰正是秦王朝国祚短蹇的内在原因。“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针锋相对，对问学者流将秦亡之罪归于商鞅的诬妄不实之词进行驳斥:“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盐铁论.非鞅》
商鞅生平年月距秦王朝长达一个多世纪，将亡秦之罪名强加在商鞅头上是毫无根据的诬妄之词。秦亡的原因应是秦始皇父子君临天下，“邪臣擅断，公道不行”。将亡秦之因归结为商鞅变法，就等于把商亡之因归结为伊尹之过一样，无论在史实上，抑或在逻辑上，都是荒谬的。
问学者并不退缩，紧紧抓住两派都承认的商鞅变法为秦奠定国基这一共识立论。他们认为商鞅为秦国奠定的是“重刑峭法”之国基，因此，将秦亡之罪加在商鞅头上并非空穴来风，“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改高而不蹙。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而世而夺。”《盐铁论.非鞅》
文学者流别有用心地将商鞅倡导的“法治”与秦王朝的暴政混为一谈，但桑弘羊并没有洞察其“偷换概念”的逻辑伎俩，而是转移话题，对商鞅为秦奠定的国基究竟起了什么性质的作用进行辩护:“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四面而向风。其后，蒙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盐铁论.非鞅》
文学者流继续狡辩道:商鞅变法，蒙括征胡，诸侯敛衽，并非一点功绩也没有，但这一切恰恰又正是秦王朝短祚之因。因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没有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政治，而是永无止境地劳民役民、残害百姓，最后终于导致国基倾圮。“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非不强也；诸侯随风四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知利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没有对文学者的错误论断进行有力的反驳，而是一再转换论题，将商鞅与屈原、伍员、乐毅等人相论，对历史上那些功如丘山却惨遭陷害的英雄人物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并且含蓄地点出文学者流是与馋害屈原的上官大夫一样，皆属宵小之辈。“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悦，封之於、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者流毫不示弱，面对桑弘羊的影射之词，反而公开声明对商鞅不是妒嫉，而是仇恨:“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盐铁论.非鞅》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朝廷大辩论，气氛热烈，观点明显，针尖麦芒，既没有胜方，也不存在负方。这场社会大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在商鞅评论上过与不及两种倾向。桑弘羊等人对商鞅推崇备至，称颂有加；文学者流则极力诋毁、全盘否认。尽管其间并不缺乏一些正确的论断，但这两派人物在商鞅评价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政治功利。
这诚如鲁迅先生所论:“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通而论之，商鞅在两汉时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对商鞅的评价聚讼纷纷，无法调和。总的倾向是:误解多于理解，否定多于肯定。

（三）、“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二千年”
中国历史有一个颇具规律的现象:后一朝代总是极力诋毁前一个朝代，以此来为当今朝代的存在寻找合理的依据。两汉人物对商鞅的评价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问题。两汉距秦朝太近，历史的尘埃尚未完全沉淀下来，评价前朝得失，感性因素多，理性因素少；政治功利性成分多，历史主义成分少。魏晋以降，虽然暂时没有发生西汉“盐铁会议”那样轰轰烈烈的大辩论，但历代对商鞅的评价仍不绝如缕。譬如，诸葛亮、王安石、苏东坡、黄震、李贽、康有为等人皆先后从不同角度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总的倾向是贬多于褒，否定多于肯定。
自从近代章太炎先生写了关于商鞅评价的专论后，历代非难商鞅的局面才有所改观。

我认为符号化的商鞅，也是被后世人高估了的商鞅。

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目的性的评论，但商鞅的确是一个功利性利己心很强的人。。而且很明确的确不施仁道哦。。

“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学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也。”《商鞅》一文是章太炎为商鞅翻案的巨篇宏文，前面引述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他评论商鞅的总纲。章氏之论，发前人之未发，有许多中肯綮之处，对于还商鞅以历史本来面目大有裨益。概而论之，章太炎从四个方面表述了对商鞅的看法。
其一，商鞅不是“抑夺民权”封建专制主义的倡导者，更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而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生，以震百词，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今辍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弊罪于商鞅。呜呼！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商鞅》 章太炎认为，把秦汉以降“抑夺民权”的罪名加在商鞅头上是荒诞不经的。秦朝以前的封建专制主义与秦朝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大相庭径，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同日而语。秦以前的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作用是进步的、积极的；秦以后的封建专制主义逐渐与董仲舒的“神权主义”和张汤、来臣俊等酷吏的刑罚威慑主义相汇流。后世学人多不加甄别，遂将秦以降封建专制主义的罪名强加于商鞅一身。章太炎为之骨鲠在喉，感慨万千:“商鞅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妄媚其禄位者也。”《商鞅》

其二，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故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桥虔，吏之治乎？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政，使日曏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傅井亩。是故盖藏有余，而赋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觳，其终也交足，异乎其厉民以鞭箠而务充君之左藏者也。”《商鞅》
章氏之论，绍承两千余年来公允评价商鞅之正流，不虚美、不掩恶、不影射、不媚俗，从而一洗数千年来对商鞅评价之诸种诋毁与不公。

其四，偏重“法治”，废灭伦理。不倡行儒家伦理价值观念，过于倚重以法治国，乃商鞅为政之缺失。章太炎说:“吾所谳鞅者，则在于毁孝弟，败天性而已。”《商鞅》这一批评同于流俗，与汉儒之论十分相似。章太炎以为商鞅重法，就等同于完全排斥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信妇贞等伦理观念。
其实不然！商鞅也提倡和宣扬“孝悌”等伦理价值规范的。不然也不会发布“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的法令了。
商鞅治秦21年，实际上一直在按照中原各先进国家的文明礼俗来改造秦国原始、落后的伦理风俗。经过二十多年的宣传与教育，秦国民众道德水平大为改观，与中原各国略无差异。关于这方面的巨变，商鞅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他曾说:“秦始于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营如鲁卫矣”一句，蕴藏着多少艰辛，多少感叹，多少自慰！这一段上，章氏之误解，令人难以苟同。

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商鞅热”
岁月不淹，匆匆如白驹过隙。
历史的时针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州大地狂飙突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与普及，商鞅又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韩非当年说“藏商、管之法者有家之”，那只是说明商鞅之法的普及性，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商鞅热”相比仍稍显逊色。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无论学者、干部、车间工人，抑或田间干活的农民，都能慷慨陈词、口诛笔伐。批孔子、赞商鞅。其颂词之多，美化程度之高，影响面之广，就是九泉之下的商鞅本人也难免惶恐不安。在难于胜数的文章中，发表在《红旗》杂志署名“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影响最广，其中表述的观点集中反映着那个时代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梁效将商鞅定位为“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综上所述，商鞅是一个哈雷彗星式的人物，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每隔一个周期，他的亡灵总要出现一次，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参商是隔的评价。“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忽然想到》鲁迅一语，道破禅机。后现代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反资本主义”，认为作品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意义，以往的学者力图从作品本身来探究作品的“真实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徒劳无益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作品意义”和“作者本意”的客观对应关系，“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个作品一经面世，他的作者就丧失了对他的阐释权，这种阐释权完全在受众者——读者、研究者手中。换言之，作品一经面世，作者实际上已经“死亡”。他们认为，对同一件作品的观点截然相反、阐释的意义完全不同非常正常。关键在于谁能想方设法花样翻新，从而取得“话语霸权”。缘此，九泉之下的商鞅，大可不必在意尘世间的喧嚷与嘈杂。因为人们谈论与臧否的商鞅，或许商鞅自己也不认识。透过历代人们讨论的衍变轨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商鞅和孔子、庄子、朱熹等人一样，也是一个能长久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的历史人物。

不知道吧里的大神有几个了解过七十年代“批林批孔”，那段黑暗的政治活动。。。

商鞅变法是一剂猛药，以当时秦国那种又穷又乱，民间私斗成风，国际上有没有什么地位，的确是需要这么一剂猛药。
商鞅个人是冷酷无情的，这一点司马迁老公公也说了。但是雷厉风行的作风还是很值得欣赏。
但是秦到后面强大了，嬴政在统一后还一直沿用这么猛的要就不合适了，不会变通。。。如果嬴政统一时能好好的安抚一下六国，修生养息，不急功近利就好了。
可惜啊！商鞅也为之背了大锅。。。

符号化的符号

人们可曾知觉？研古不是为了去崇拜效仿 而是要反思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