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商和票号的关联?票号的兴起除了山西还有哪些主流?什么是龙门帐,其先进性在哪里?
1. 晋商和票号的关联?
晋商的业务很多，有丝绸，瓷器，盐业，茶庄，票号，布庄等等，但以票号规模最大，最为出名。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就有票号"。我想这句话能很好的诠释晋商和票号的关联。
2. 票号的兴起除了山西还有哪些主流?
据资料显示，除了晋商经营票号出名外，徽商等也有经营票号。
3.什么是龙门帐,其先进性在哪里?
龙门账法是产生于我国明末清初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把全部账目分为"进"、"缴"、"存"、"该"四个部分，以“进－缴=存－该 ”作为会计平衡等式，“进”相当于各类收入，“缴”相当于各种费用，“存”相当于各种资产，“该”相当于负债和资本。
龙门账法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而且在资金平衡式上，比西方奉为圭臬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平衡式更为完善与先进。“龙门账”是把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所谓“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全部资产；“该”指全部负债(包括所有者权益)。“进”、“缴”、“存”、“该”之间的平衡式为“进－缴=存－该”。
每年终结账时，一方面可以根据有关“进”与“缴”两类账目的记录编制“进缴表（利润表）”计算差额，确定盈亏；另一方面还应根据有关“存”与“该”两类账目的记录编制“存该表（资产负债表）”，计算差额；两者计算确定的差额应该相等。当时，我们的祖先实在是聪明，把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核对账目的方法叫做“合龙门”。

三、何为空股、顶身股，票号的股份制优缺点是什么 为何产生?票号对学徒的培养模式？运城盐湖对晋商的意义，山西船舱的故事，灵石的历史典故
1.空股
空股股权，即通常所说的未缴付资本的股权，在授权资本制度下，未缴付资本的空股股权并非不正常的公司法律现象。
2.顶身股是什么 为何产生?
从1824年日升昌诞生，到1940年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改组为银号，票号业经历了一百一十七年的漫长历史。纵观这一百多年的票号经营发展史，可研究、探讨的方面颇多，尤其是山西票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的组织管理制度颇具特色，其中的身股制度就是当时一种很特殊而且行之有效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代理人激励方式。
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又称顶身股制度，是山西票号中一种特有的组织管理及利润分红制度。山西票号中的利润分配一般由大致三种“股份”参与：银股、身股和财神股。银股是指财东（出资人）在立合约时的股资。如资本20万两，每万两为1股。则银股共为20股。银股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即原始股东的合约投资，即东家（又叫财东，今叫发起人）投资，只分红，无利息。副本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以其所得分红再投资入伙的资金，不分红，只得利息。银股正本、副本注入后，不得随意退出。一般正本资金较少且分红较多，副本资金较大但利息比率少于正本红利，这是保护原始东家的措施。
银股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即原始股东的合约投资，即东家（又叫财东，今叫发起人）投资，只分红，无利息。副本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以其所得分红再投资入伙的资金，不分红，只得利息。银股正本、副本注入后，不得随意退出。一般正本资金较少且分红较多，副本资金较大但利息比率少于正本红利，这是保护原始东家的措施。
身股分别为23名伙友所持有；而到1908年，银股仍然是20股，但身股已经从9.7股上升到23.95股，拥有身股的伙友也从23名增加到57名。身股并无真正的出资，但在利润分配上却同银股享有一样的权利。在有些票号，经理或其他职员去世后，每逢账期，已故的经理或有功人员仍然按照生前所拥有的身股参加1至3个账期的分红，这时的身股又可被称为“故股”或“协账”。
身股即人力股，是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其中，总号经理的身股，要写入发起人合约中，伙计的身股则只记入万金账中。若将票号总股份分为十股，每股又分为十厘，那么总经理最高身股可抵一股，即10%的股份，可以分取10%的利润，确实不低；襄理等二把手、三把手可以抵八厘、七厘，一般伙计，可以根据能力抵一二厘或三四厘，但无论是谁，最多身股到一股为顶，成为”全份”，这也是对银股股东的保护措施。随着票号扩大，分号很多，经理也就很多，这时候，就有一个灵活方法，突破十股的限制。例如，百川通票号实收资本（银股）为十股，总经理等管理人员身股为二十股，分红时，按照三十股平均分配，实际上管理人员的利润超过了股东。日升昌则银股三十股，身股为四十股，合计按照七十股平均分红。
伙计要得到身股，一般从学徒做起，每年二两年俸，以后每年加二两，到年俸七八十两时，（工作几十年）就有资格享受一二厘的身股分红，即1-2%。达到条件且德才兼备的，由总经理推荐，股东们同意了才写入“万金账”中。有的票号，伙计工龄至少需要三个账期，才有资格被推荐持有身股。
账期是指票号每四年分红一次，三个账期就是十二年。因此，伙计获得身股是不容易的。
财神股则类似于现在的公积金，只存账一次，比如最新的一次帐期财神股可得分红1万两，到下届红账结算时，就把这1万两分了。另有新的财神股代替旧的。票号有财神股的较少，有公积金的居多。

补充：顶身股和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比较
（1）、身股的基本性质
身股的性质很难判断，首先，从身股的分配方式来分析，经理的身股一般是在票号设立时与出资人订立和约时规定的，可以被认为是技术或管理入股，但是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股东权利；随后分配给其他职员的身股，是根据职员在票号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对票号的贡献，可以说只是一种利润的分配方式。其次，尽管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经营方式，经理在平时的经营决策中拥有极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影响票号的兴衰，但如果出资人将经理辞退的话，经理的身股也就随之灭失了，因此经理并不是票号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因此本文认为身股从基本性质上看是一种激励方式，而并非实质性的股份。
（2）、身股和股票期权的相同点
尽管身股和股票期权好像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同为激励方式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毋庸赘述，身股和股票期权都是为了解决两权分离企业中代理人问题而产生的激励方式，两者都在实际的应用中取得的很好的效果，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减少了人才的流失。其次，身股和股票期权的授予都是面向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员，而并不是一种职工持股计划。第三，当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员拥有身股或股票期权时，对个人而言，经济利益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票号经理一个账期（一个账期为三年到五年）的分红一般都不少于8000银两，个别利润高的票号可以达到3万到4万两，而西方大企业的CEO执行股票期权的收入经常以千万美元计，上亿美元的也不鲜见。正是由于具有巨大的物质利益刺激，身股和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都非常明显。第四、身股和股票期权都是已经制度化的激励方式，这和那种由于短期内企业业绩或价值的提升而给予管理层或职员的分红等临时性的激励方式不同。制度化的激励方式所设定的标尺（benchmark）更高、更长远，激励的刺激作用也更强、更持久。第五、身股和股票期权都只是企业里系统的组织、管理和激励制度中的一个环节，两者的实施和效果有赖于企业中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单纯的身股或股票期权是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的。这一点将在下文分析身股和股票期权两者之间的不同点时有详细的阐述。
（3）、身股和股票期权的不同点
山西票号和现在西方大企业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票号是在封建制度下建立的传统金融机构，当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环境，外部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两类企业所选择的激励方式的不同。
（一）、就实施的范围而言。身股并不广泛地实行在当时中国的企业里，而只是在山西票号中才有。由于票号的经营地域广泛，出资人不可能将企业活动时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票号作为金融企业经营的是特殊的商品——货币，出资人往往并不具备金融方面的专业技能，只能将票号的经营委托给经理，而且当时既懂金融专业技能又懂票号的组织经营的人才是相当稀缺的，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两权分离的企业组织经营方式。其他种类的在异地设有分号经营业务的企业中，并未见有系统地实行类似于身股的激励制度的。股票期权则在西方企业中相当普遍，全球排名前500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在1986年时就已有89％的公司实行了经理股票期权计划。
（二）、与企业目标的关系。身股和股票期权的选择实际上包含着出资人的目标问题，既出资人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山西票号所处的时代显然出资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且当时也不具有衡量企业价值的手段和条件，相比而言，现代企业的股东就将目标放在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上。
（三）、具体实施的外部条件。股票期权的实施必须以对企业价值的公认估价为基础，这需要有一个比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价值可以直接从股价中得到反映，非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也可以通过与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比较而估计。身股的实施并不需要有类似的外部条件。
（四）、相关的管理制度。山西票号有非常系统科学的薪酬管理制度与身股制度相配合，这是身股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山西票号在职员中普遍实行“辛金”制，即年薪制，一般一年发一次或分为二次发，辛金的等级从初级学徒每年二两、四两一直到高级职员的七十两、八十两，学徒和职员的辛金逐年增加，到每年百两或百两以上时一般就有资格享受身股了。票号的约束制度也极为严格，号规对业务办理、职务变动、品德修养、待人接物到探亲休假都作了细致的规定，比如：分号人员无论出门路途之远近，一律以三年为一个班期，除遇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轻易告假；每月可寄平安信回家，但不得私寄银钱及物品；不准接眷出外；不准在外取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设商店；不准捐纳实职官衔；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山西票号尽管相关的管理制度非常健全，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人才培养上也主要采用学徒制。目前西方大企业，管理制度非常健全。在组织上基本采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构架，并且还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设置薪酬、审计等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公司内部的管理层次分工专业、细致，尽管每个企业具体的管理制度会有不同类型，但都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企业自身的特点相适应的，同样这些制度也是股票期权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
（五）、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一般将企业文化描述为是一种从实际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企业文化会影响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与规范成文的管理制度相比，企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广泛，包括许多不成文的属于本企业特有的“软约束”。票号的企业文化则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封建性的特点：有一票号有老掌柜所遗鞋子一双，如想成为该号的学徒，必须本人之足与此鞋合适方可，也有票号以帽子、衣物量才的。而现代西方企业则追求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民主化和学习型。与股票期权类似，员工持股计划在西方大公司中也很普遍，很多公司都同时拥有这两种分别针对高管和普通职员的激励计划。票号中除了身股制度外，不存在其他相类似的激励计划，身股制度虽然已经涵盖到了普通职员，但普通职员要在三个账期（大概十年左右）后，才能开始拥有身股，这是和封建学徒制密切相结合的。

3. 票号的顶身股制优缺点是什么？
顶身股的优点
顶身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激励办法， 将员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发展捆绑到了一起。
这种顶身股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避免了企业内盗行为，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因为，你一旦顶上了股份，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就和员工个人的利益挂起了钩，你也不用三心二意，另打算盘，只有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企业效益好了，水涨才能船高，自己才会得到好处。
顶身股的缺点
首先是产权不清，容易造成东、掌矛盾。第二是身股增多会造成权利主体间权、责的不对等，出现产权残缺。
顶身股制度执行到后来，引出的问题便越来越多。因为初开始，除极个别企业外，都是银股大于身股的，以后，银股没什么变动，身股却越增越多，以至出现了身股数额大大高于银股的情况。以大德通票号为例，不用从创办时说起了。就拿1889年的情况来说，当时银股有20股，身股仅有9·7股，分别由23名从业人员持有；到了1908 年，银股没有任何增减，依旧20股，而身股却上升到23·95股，持股人员达到57名。协成乾的情况也是这样，它是1860年，从志成信的掌柜阶层中分裂出来的股东，初创时，银股是13·5股，身股只有3·9股；可到了1906年，银股未动，身股增加到17·5股，身股是银股的132·7%。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一是产权不清，容易造成东、掌矛盾。譬如 ：大盛魁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出资人。它是在清廷征讨西北边境时，大将军费扬古帐下的三位伙夫结伴共同经营起来的。一个太谷人、两个祁县人，他们都没什么资本。后来利润越滚越大，成了最大的旅蒙商，从掌柜到伙计，顶身股的人越来越多，初创人的后代就感到利益上太不平衡了，因为，他们的先人虽为创业者也并不占有多少股份。于是，就向大掌柜发难，要求增加股份，但是，道理讲不通，你家先人没拿出过银子，怎么能有银股呢？无奈，大盛魁给三个东家各顶了一个“永远身股”，执行几年后，东家又来找麻烦了，于是大盛魁号伙们集议将“永远身股”改称“财股”，金额每股100两，可这和大盛魁商号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只好把万金帐上每股100两的金额，改为2000两。就这样，东、掌矛盾也没有解决，财东家族越支人越多，经常会千里迢迢找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来。大掌柜没法，只得规定每年一次结帐会议，财东家可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支取红利，平时，字号不予接待。直到大盛魁歇业散伙，东、掌斗争始终未曾停止。
二是身股增多会造成权利主体间权、责的不对等，出现产权残缺，掌柜和伙计们因为没有出资，便降低了对资本安全的考虑，为追逐利润，增加分红额，看到贷款利息较高，就热衷于过大放款，掌柜们“搭便车”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而每遇突发挤兑，企业就束手无策，难于应对，而掌柜们一看大事不好，就溜之乎也。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债主索债自会去找东家，也就是说掌柜只管犯错误，有东家去承担损失，这是产权不清下的畸形激励造成的恶果，是身股制与生俱来的弊病。
4. 票号对学徒的培养模式
票号对店员、学徒的录用，十分严格，慎之又慎。学徒必须年龄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怕远行，能吃苦。学徒入号，须有人担保。入号前，由主考人当面测试其智力，试其文字。通过者，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请入，前途不可望。入号后，总号派年资较深者任教师进行培养。培训内容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一是职业道德训练，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色。山西商人的习商谚语充分说明了其对学徒要求之严。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在山西商人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很严格，从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的骨干力量。
5. 灵石的历史典故
隋开皇十年，文帝杨坚北巡挖河道，获一巨石，似铁非铁，似石非石，色苍声铮，以为灵瑞，遂命名为“灵石”，割平周县西南地置为灵石县。
　　灵石县，于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县，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先赵后魏；秦汉时，先属太原郡，后属河西郡；三国时属魏；晋时属西汉郡；隋初属平周县（今介休县）。隋开皇十年，文帝杨坚北巡挖河道，获一巨石，似铁非铁，似石非石，色苍声铮，以为灵瑞，遂命名为“灵石”，割平周县西南地置为灵石县。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郡设道， 灵石县属河东道；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改道为路，灵石县属河东路汾州府。元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年）创立行省，灵石县属中书省；明洪武九年（公 元1595年）改属冀南道汾府；清初属山西省平阳府。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设霍州，灵石县属霍州管辖，直至清末；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废州设道，灵石县属河东道。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废道直属山西省。1938年成立灵西抗日县政府，归洪赵地区领导。1939年成立灵东抗日县政府，属太岳专区管辖。 1948年6月灵石县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属榆次专署。1958年灵石、介休、孝义三县合并为介休县，灵石县城改为灵石镇。1961年分县，恢复灵石县建置后 一直归晋中行署管辖。
补充：灵石有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是清代民居建筑集大成者，历时300余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和一家商业街。王家大院的建筑规模之大，被人们称为是山西省的紫禁城，更有“王家归来不看院”的说法。

三、晋商和徽商的异同点 他们之间经营管理机制的比较,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主要特征，晋商信用制度，官商关系
1. 晋商和徽商的异同点 他们之间经营管理机制的比较
（1）赢利方式，晋商的赢利方式是通过政府开中，以粮食和军用物资换取食盐贩卖；而徽商则通过以物折钱的“折色”向政府交钱，换取食盐专卖权赢得利润。
（2）经营文化，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 ”，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因此，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中全国共选拔出114个状元，其中安徽有9人，居江浙两省之后，名列第三。而山西没有文状元，武状元倒出了5个，这是由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有不少习武之人，镖行、镖师盛行之故。
（3）用人区别，在用人上，晋商和徽商的相似之处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别是：晋商用乡人而不用亲属，称为避亲；而徽商则习惯于用亲属。晋商企业用人只能从乡人中择优保荐，财东与掌柜既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更不能荐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晋商此举，既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表达了财东造福乡里之意。徽商为了规避用亲的风险，一般会通过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宗族力量来强化对企业内部族众的规范和控制。
（4）经营方式，晋商和徽商都是背井离乡，跨地区经营的商帮，但晋商常常只身外出“闯西口”，一去数年，待赚了钱才回家；而徽商则往往举家外迁，聚族经营。这与徽州人祖先早年为避战乱，具有迁徙传统有关。而晋商则安土重迁，且很少有外出经商带家眷的习惯。赚了钱，就回家乡买田造房，以光宗耀祖，这也是晋商和徽商的共同特点，但在宅院具体的建造上，两者则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晋商位居山西，气候干燥，建筑风格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特点。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较宽敞，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积远远比不上晋商，如黟县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仅2800平方米而已。在建筑风格上，徽商注重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是徽式民居的特色。
2. 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主要特征
（1）江右商帮的渗透性强，活动范围广阔，经商人数较多，操业相当广泛，但竞争力较弱
（2）江右商帮资本相当分散，积累严重不足
（3）江右商帮的角色性意识较差
3. 晋商信用制度
当年的晋商除了质朴、会经营之外，还是儒家所追求的“以义制利”的典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自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4. 票号与官府的密切联系
票号喜欢做一些达官贵人的生意。一方面，官员自身的积余应是不少。另一方面，官员的手中还掌握着权力，巴结好了，还能从他们手中无息或者低息拉到可以动用的公款，这就意味着票号能获得巨额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资金。
票号不仅巴结官府，而且在保密性上还尤为注意。这也是官府愿意和票号一起做“生意”的原因所在。这种意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各行省都要按时按规定向指定口岸汇解战争赔款。距离近一点的没什么困难，但远一点的行省，则变得有些头大。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意味着有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的危险。它们只能主动寻求票号的帮忙。
日升昌抓住了这一机遇，按期完成汇解任务，既为行省解决了“政治难题”，更让道光皇帝由衷赞赏：“好一个日升昌，还能汇通天下。”
金口玉言下，“汇通天下”自此成了票号的口碑。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因受战火的阻隔，清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这种垄断性的“强强联手”，让票号自身利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证。这也是票号在清末得到较快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庚子之年，八国联军打上京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先到太原，因经济困难，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属于祁县乔家的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
乔家的另一家票号大德通票号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
但是在战乱时期，那些达官贵人们就纷纷挤兑。若是借了款，死的死，跑的跑，这让票号一大堆贷出的款就变成了坏账。
赔付西方列强需要钱，平息内部的战火也要钱，这让清政府在手头紧张之时，选择了向票号动刀。比如说强迫它们大量捐款，口头说是自愿捐助，实则完全是强行索要。《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晋商摊捐最繁多，统计每年捐银八万二千两。”
这些还是小问题，对票号来说，它最大的隐忧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里，皮就是指它依附的权力，而毛显然就是票号本身。当它所依赖的权力，先是被西方霸权侵蚀，既而被推翻，它的结局也显而易见。

八、山西地方的婚俗，男方拿什么给女方“挑盖头”，“训边”督查是什么，雷履泰是谁？
1.山西地方的婚俗，男方拿什么给女方“挑盖头”
晋中榆次那些蒙着红盖头的新娘们，要由新郎手持秤杆将盖头挑开，俗称“挑红”。挑红、牵红以及婚前新娘要送给新郎一条红裤带的“送红”，这一系列的“红”，都将它与新娘合二为一。不错，红就是女性的象征，从“送红”，到“牵红”，再到“挑红”，按照这个顺序思考下来，其中的含义不难理解。
入洞房后，新郎用秤秆挑去新娘的红盖头，取意“称心如意”。也有的地方习俗是由公公用秤挑盖头，取公平之意，表示儿媳对公婆、公婆对儿媳都要公平;挑盖头时也不忘将盖头揣进婆婆的怀里，以表示希望婆媳一条心。挑盖头还有另外一种含义:秤杆在传统中象征龙，而新娘佩戴的凤冠霞帔则是凤，所以挑起盖头就是取“龙凤呈祥”的美意。
2.“训边”督查是什么？
“钦差监督制度”
　　曹家为防止商号失控，资金外流，制定了“钦差监督制度”。曹家为管理外地商号，把自己最信任的人派驻到各地，去巡视、督察、检查情况，但他不能干预各商号的日常业务，只是监督随时反映情况，若发现商号中的掌柜有贪污、受贿作风不良的行为，或掌柜间闹意见，影响生意，钦差有权处分，调动。
3.雷履泰是谁？
雷履泰(1770--1849)平遥县龙跃村（原细窑村）人。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进平遥城当学徒做买卖。在平遥城内北门头拐角，当看宝盆的把式时，被西裕成二少爷李大全闲逛时看中，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领班。到李大全继承父亲李文斌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总经理重任。于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担任总经理职务，为日升昌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九、票号，晋商，股东，绣楼，立秋，老爷，祭祖等剧本中出现的名词，英文翻译是什么？哪种翻译比较到位，商贾从何而来，票号一词由谁定义？
1. 票号，晋商，股东，绣楼，立秋，老爷，祭祖等剧本中出现的名词，英文翻译是什么？哪种翻译比较到位？
票号： a firm for exchange and transfer of money; exchange shop;
股东：shareholder; stockholder; dormantpartner; partner
绣楼：Crassula series
立秋：autumn begins
老爷：master; bureaucrat
祭祖：ancestor worship
我认为票号的 a firm for exchange and transfer of money翻译的较好，直译过来就是交易和兑换钱的公司，十分符合票号的业务和性质
还有股东的dormantpartner很好，直译过来就是公司合伙人，也很符合股东的定义。
1. 商贾从何而来？
商贾，是古代对商人的称呼，释为行商坐贾，行走贩卖货物为商，住着出售货物为贾，二字连用，泛指做买卖的人。
2. 票号一词由谁定义？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我个人认为因为票号使用的主要业务凭证是会票（汇票）因此被称为票号或者票庄。
票号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
十、重农抑商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对晋商有何影响？户部银行为何建立，又为何改成大清银行？其中的始末是什么？
1.重农抑商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对晋商有何影响？
明清时重农抑商已然开始，自洋务运动开始慢慢结束。
对晋商的影响我认为大致分为二点，首先，重农抑商政策延续百年，其本末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大部分的晋商心中，据考证史料，晋商发迹后购置土地者、购房建房者很是普遍，平遥就是最好的例证。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其次重农抑商的理念已经使得中国近代市场无法有力还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晋商，对于西方的先进经营制度无法抵抗，中国市场如此脆弱，也是导致晋商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2.户部银行为何建立，又为何改成大清银行？其中的始末是什么？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经财政处奏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
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目的在于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
想知道户部银行建立就得首先讲一下户部银行是什么
户部银行准备资本为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其余由官员民众购买（以中国人为限，不得转卖外国人）。
除经营存贷款项、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户部银行还有承领银铜铸币、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发行的纸币，分库平银一百两、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等五种银两票和面额类似的银元票。此外，还发行市面通行平色及百两以上的银票以及各种票据。实际上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二重性质。
究其建立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晋商票号的巨大发展和利润引起了清廷注意，清廷也想分一杯羹，特别是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系逃至山西，晋商款待，其富甲天下的盛况更是引得慈禧注意，这样就为后来户部银行的建立埋下了伏笔。
其二是自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开始间断性在各个领域学习西方的先进成果，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其中就包括了西方银行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使得清政府认为的确有必要成立户部银行，效仿西方模式管理国家经济，于是户部银行应运而生。
其三是时代需要，自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庚子之乱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本涌入中国市场，掠夺中国市场资本，清政府不得不建立户部银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减少西方列强对中国资本的掠夺，而民族企业的大量发展，也需要政府建立中央银行管理经济。
至于户部银为何改称大清银行，这就要追溯到1908年，众所周知，1905年起，清政府施行清末新政，渴望挽救清朝统治，而前面提到户部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重性质，因此我认为，改称“大清银行”实际上两字之差，更是凸显了户部银行的“国家银行”的宏观调控的性质。

补充：保晋公司
山西煤铁资源之富，早已闻名于世，列强们也觊觎已久，早在1870年和1872年，英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次到山西考察后惊奇地发现，这里的煤铁资源物美价廉，堪称世界第一，并在上海撰文发表了《中国旅行报告书》，披露了山西煤铁资源的情况，这如扔出一块肥肉，顿时各国列强争先啖食。
公司创立之初，在省内设有平定、大同、晋城和寿阳等四大分公司；在省外则有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多处卖炭分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其是山西保矿运动的产物，担负着“兴地利、裕民生”的重任，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一开始，保晋公司就召开股东大会，设立了董事局，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并着手进行原有矿井的改造和近代矿井的建设。尽管困难重重，但保晋公司还是在一代一代山西精英的带领下忍辱负重，不断进取，奋然前行。从1916年开始，保晋公司在第三任总经理崔廷献的带领下，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当时的保晋公司以平定分公司实力最强，崔廷献上任第二个月，就将总公司由太原海子边迁至阳泉火车站附近，以利于加强对重点煤矿的管理。并取消平定分公司，将其所属煤矿归总公司直接管辖，各矿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鼓励竞争；在用人上辞退了一批旧商号的管理人员，聘请了一批精通矿业的管理人员，特别是把山西大学堂的一批矿业教员和留学生招聘为生产技术和管理骨干，并委以重任，提高了管理水平。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公关活动，首先与官员交涉，将垫支给英国福公司的117万两白银陆续收回，靠这批资金，公司添置设备，开掘新矿；其次以拓展业务耗资巨大为由，申请减免税款，并几次获准；次外是申请核减铁路运价，几次交涉后获成功，大大减轻了保晋公司的负担。使保晋公司在1916年——1922年崔廷献在任的几年间，年年盈利，不断走向繁荣。从1905年筹建到1937年日本侵占阳泉，保晋公司存在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的风雨历程，保晋公司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不断发展，特殊时期铸就的精神，不仅在当时支撑着保晋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激励着后人勇往直前，与明清时期形成的晋商精神一脉相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
陈星宇
2018.08.19